在隋末群雄逐鹿的乱局中，李渊父子笑到了最后。但在前期，占据绝对优势的却是另一位李姓枭雄—瓦岗军的首领李密：公元617年李渊太原起兵时，手下仅有将士3万人；而当时的李密，已霸据洛口仓、拥兵数十万，并屡破隋军、四处攻城略地，实力令天下仰视。
与李渊一样，李密也出自关陇贵族集团，战略素养远超当时大部分割据力量；在造反经验他也遥遥领先—早在公元613年，他就作为核心谋臣，积极协助杨玄感叛乱。
然而瓦岗军成也李密、败也李密：在他的带领下，瓦岗军从一股求生的饥民成长为一支百战雄师；但他放弃关中、在东都洛阳与隋朝残余力量鏖战的战略，最终把强大的瓦岗军消耗殆尽。
戏剧的是，在参与杨玄感之乱时，李密的战略却是放弃洛阳、往西抢占关中；事实证明，若杨玄感听从此意见，隋朝灭亡的时间很大概率会被提前。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李密的两次造反，都在同一个问题上栽了跟头。要究其原因，我们先从这两次起义说起。
杨玄感之乱：隋王朝的首次贵族反叛，因战略错误而迅速落败
公元613年3月，隋炀帝杨广再次亲征高句丽。而大隋境内此时早已流民四起，农民起义军到处肆虐；趁着皇帝身在前线，权臣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打着“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今起兵以救兆民之弊”的旗号造反。
杨玄感这次起兵，主要智囊是自己的老友李密，后者迅速拟订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北上扼守蓟城，掐断远征军的归路，与高句丽前后夹击，一举抓获杨广；
中策—“关中四塞，天府之国”，大军向西直取长安，拿下隋朝老巢，据险而守，逐步吞并天下；
下策—“昼夜倍道，袭取东都”，但是洛阳属四战之地、无险可守，若天下兵马前来夹攻，胜败难以预料。
可惜，谋划着去洛阳抓获朝廷百官家属作为人质的杨玄感选择了下策。当他如愿攻下洛阳后，一如李密所说那样陷入了被动：杨广已从高句丽回师，并调派屈突通等名将围攻洛阳。杨玄感屡败之际，终于决定西取关中。
但这事最终没有落实。为了拖延杨玄感西进的步伐，弘农太守王智积在叛军路过城下时，站在城头上把把杨家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个遍，杨玄感盛怒之下留下围攻；“军事贵速，况乃追兵将至…若前不得据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李密以此建议尽快西进，但大军最终在城下耗了三天。结果宇文述、卫文昇、来护儿、屈突通等各军追到，叛军屡败，杨玄感被杀，首次隋朝贵族起义就此结束。
通过这次谋反，不仅侥幸逃跑的李密积累了“可贵”的造反经验，也为其他野心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板。公元617年，李渊太原起兵时，完全遵照了李密为杨玄感拟订的中策，并最终以关中为基地夺取了天下。
然而戏剧的是，在公元616年，李密率领瓦岗军再次起事时大权在握，这次他偏偏采取了自己当初所提的下策，最终再次落败。
李密带着瓦岗军转型，却也带着其奔向末路
作为智囊造反未遂，李密逃往山东地区（崤山以东，下同）在各股农民起义势力中游说，灌输他的平天下之策。这些系统理念，以及自己的显赫贵族身份，很快让这些起义军首领对其心悦诚服。经过筛选，他挑定了实力最为雄厚的瓦岗军。
在他和翟让的带领下，瓦岗军从一股打家劫舍的盗贼，转变成一支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战斗力强大的铁军。公元617年，在李密的主张下，瓦岗军击败隋军，夺取隋王朝最大的粮仓—洛口仓，南到江淮、北至燕赵，各股起义军纷纷前来投靠。李密就地建立洛口城，派人四处攻城略地，横行山东。
同年八月，李密派李世勣夺下黎阳仓，再次从饥民中征得士兵二十万；十一月，李密除掉翟让，将瓦岗军的控制权完全把握在自己手中。
此时，李密掌握着当时中原最为强大的势力，完全可以落实自己的“平天下之策”。但令人意外的是，他不但没有趁李渊立足未稳与其争夺关中，反而守在洛阳附近，与隋王朝的越王杨侗（杨广死后，其被立为帝，史称“皇泰主”）及其大将王世充进行了持久的拉锯战。
公元618年，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弑君后，率领十余万朝廷精兵往西归乡。为了避免被前后夹击，李密与洛阳朝廷达成和解后，集中力量击溃了这一劲敌，但自身也损失不轻：
密破宇文化及还，其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
而此时的洛阳朝廷发生了政变，王世充剪灭政敌控制了皇泰主，李密预想中的和解没有到来。九月，疲惫不堪的瓦岗军被王世充击败，大部分人马投降。李密终于西进关中，不过这次他的目的是去投奔李渊。
十二月，不甘居于人下的李密意图反叛，他以招揽旧部为由离开长安往东，却被唐将盛彦师在熊耳山南斩杀，一代枭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李密第一次协助杨玄感造反时，由于对方没有听从自己西进关中的战略而落败；而当自己带领更为强大的瓦岗军、并拥有绝对的决策权时，却直接放弃了这一战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一转变？
李密的前后战略大相径庭，其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李密对局势判断失误，成了李渊的炮灰
李密出身豪门，祖上是北周开国元勋李弼。他“少有才略，志气雄远”，隋王朝的二号人物杨素对其赞赏有加，并让自己的儿子杨玄感与其结交。因此杨玄感起兵后，第一时间请李密为智囊；而李密确实很适合这个角色，他的上中下三策，被事实证明了合理性。
但能为谋臣，并不一定适合当领导者。公元617年，在拿下洛口仓、拥兵数十万后，李密却推翻了自己数年前的判断，他认为：若能拿下东都，天下便“指麾而定”，于是开始长期围攻杨侗镇守的洛阳。身在江都的杨广得知，于七月下诏，派王世充等人前来讨伐，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而在杨广调兵遣将对付李密的同时，李渊率领区区三万人在太原起兵。在西进的途中，他客客气气的给李密写信，声称自己进长安只是为了尊隋，并且对这位老熟人大拍马屁：
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
天下人必须要有个领导来管理，而这个领导者，非李密老弟你莫属！
李密也许被自己的实力冲昏了头脑，对此信以为真。他向手下将领炫耀李渊的书信，认为“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从此安安心心的与洛阳耗上了。
但李渊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史书有记载：
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
说白了是让李密帮自己当主东边的各路势力，自己好在关中安心发展，然后坐山观虎斗。后来的历史走向也确实如此，在西、北陆续消灭李轨、薛仁果、刘武周后，李世民率军东进，拿下被李密耗得精疲力尽的王世充及其救兵窦建德，奠定了统一中原的基础。
可以说，四年前李密提出的战略，虽被自己抛弃，却客观上成了李渊的行动指南。
第二，成也粮食，败也粮食
隋末混乱的最直观原因，是由于“百姓饥馑、天下骚动”。而李密看准这一点，在公元617年连续拿下洛口仓与黎阳仓，其后开仓放粮，先后吸引了百万百姓前来投靠，并以此组织了兵员数十万。
粮食就是战斗力，李渊在占领关中后也复制了这一套路。但李密占据的资源最为雄厚：洛口仓是天下粮仓中的巨无霸，共包含3000个粮窖，每窖储存8000石粮食，总存储量是回洛仓的十倍。从理论上而言，依附李密的百万人几年内不会为肚子发愁。
但资源太可观，反而让李密越发的战略懒惰：
首先，李密对粮食既没有管理办法，也没有中长期规划：
密开洛口仓散米，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或离仓之后，力不能致，委弃衢路，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为车马所轥践；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无甕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
民以食为天，但当粮食未被管控，成了不再稀缺的资源时，瓦岗军赖以起家的最大王牌也就大打折扣。不仅流民肆意取食，甚至洛阳的朝廷官兵也因洛口仓得以保持战斗力。
其次，坐拥天下最大粮仓，让李密失去了进取心。李渊西进关中的途中，虽已安抚了李密，但在行军受挫时，曾因担心李密抄自己后路而心生退意；然而李世民断言“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最终唐军顶着粮草压力一路向西，抢占了战略制高点。
可以说，李密因粮食而实现了扩张，却也被粮食捆住了手脚。粮食替代不了战略，李密的“平天下之策”因此夭折。
第三，李密的造反动力与目的存疑
作为世代勋贵，李密本可依靠家族爵位在隋朝廷大展拳脚，可惜由于“瞻视非常”（隋炀帝对他的评价，即“不像老实人”）被赶离权力中心。愤懑的他，其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隋大业中。在杨玄感起事时，关陇贵族群中，只有李密豁出了数十年的家族积淀积极参与其中；在落败后，他在山东地区流窜寻找潜力股，看起来是一心要把反杨大业进行到底。
但其后面临皇泰主的招降时，他的反应却耐人寻味。公元618年，面对西进的宇文化及大军，东都上下震动，主动派人联合围攻自己的李密；而李密见到朝廷使者后，态度与之前判若两人：
密…大喜，遂上表乞降，请讨灭化及以赎罪。
其后他竭尽全力与宇文化及拼命，并因此极大削弱了瓦岗军的实力；但当他完成这一任务准备只身入朝时，王世充已经大肆屠杀了皇泰主身边的议和派、掌控了洛阳城，李密的“招安”梦想无情破灭，瓦岗军则心力俱疲。曾被长期压制的王世充发起致命一击，李密彻底落败。
若李密一心要灭隋，大可以和宇文化及联合，或者退而求其次坐山观虎斗，但从他毫无保留为皇泰主效力的表现来看，他两次参与造反，更像是想借此向隋朝证明自己的能耐，以实现自己“曲线回到体制内”的梦想。这与《水浒传》中的宋江颇有几分相似。
结语
隋末的军阀混战与农民起义乱局中，李密堪称一股清流：
他待人谦恭有礼，被自己的老师徐文远称为“君子”，却也注定了自己不够狠辣歹毒；
出身贵族，却混迹于农民起义军，把一群乌合之众改造成为令行禁止、所向披靡的精锐之师，但也形单影只、缺少智囊的辅助；
两次造反，但面对朝廷抛出的橄榄枝时，却迫不及待的换了面孔为国效力。
他的两次落败，与他的特殊身份与性格密不可分；他的可悲结局，更像是乱世下“志大才疏”贵族文人的命运缩影。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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