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18世纪，藏于纽约鲁宾博物馆
【作为达赖喇嘛世系的前世化身之一，八思巴被冠上了格鲁派的黄帽。八思巴所代表的政治含义对于格鲁派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身居寺院的僧人，是否应该介入世俗的事务？对于这个问题，13世纪的两位高僧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作为噶当派纳塘寺（སྣར་ཐང་དགོན་）传统的上师，日巴热赤（བཅོམ་ལྡན་རིག་པའི་རལ་གྲི་；1227-1305）并不赞同僧人过多加入权力场。当东顿·洛追扎巴（གཏུམ་སྟོན་བློ་གྲོས་གྲགས་པ་；1105-1166）于1153年建造纳塘寺之后，这个噶当派的重要寺院便一直遵循着他的创始人关于僧人与世俗之间关系的教导：“智慧的种子并不会在修行之外的地方被发现”。
《第三世班禅》，纳塘寺印经院作品
【在藏东的德格印经院没有兴起之前，纳塘印经院一直是作为中央藏区最重要的佛经印刻地之一。在格鲁派兴起后，以扎什伦布寺为驻地的班禅世袭接管了纳塘印经院并将其“印修结合”（པར་སྒྲུབ་མཉམ་འགྲོ་）的精神发扬光大。印经院也是作为“纳塘传统”的象征（以严格的戒律修行佛法）】
纳塘寺第二任法座西绕扎巴（རྡོ་སྟོན་ཤེས་རབ་གྲགས་；1127-1185）关于东顿巴的评论
因此，当萨迦派第七代法座，元朝的帝师八思巴·洛追坚赞（འཕགས་པ་བློ་གྲོས་རྒྱལ་མཚན་；1235-1280）从萨迦寺返回大都时，日巴热赤献出了这样一首诗：
སངས་རྒྱས་བསྟན་པ་བཀའ་ཆག་སྤྲིན་གྱིས་སྒྲིབ།
སེམས་ཅན་བདེ་སྐྱིད་མི་དཔོན་ལག་ཏུ་ཤོར།
སྙིགས་དུས་དགེ་སྦྱོང་དཔོན་པོའི་ཆ་ལུགས་འཛིན།
འདི་གསུམ་མ་གཏོགས་འཕགས་པ་མིན་པར་གོ།
（官府扰佛如乌云，职官握权众生苦，乱世持戒变持权，上述三条智者行）
《萨迦寺全景图》，18世纪，私人藏品
【这座1073年建成的寺院是近百年（1265-1349）以来藏区的行政中心。与此后的帕木竹巴政权（ཕག་མོ་གྲུ་པ་；1349-1618）不同，萨迦的政治传统中世俗与宗教的界限并不是那么的清晰】
这是一个明确的讽刺行为，也是当时许多佛教大师对于“萨迦-蒙古”关系的评价。作为萨班（八思巴的叔叔；1182-1251）政治遗产的继承人，八思巴从小就周旋于蒙古势力和西藏本土的各派系之间。对于八思巴而言，这样的讽刺行为完全可以理解。即使日巴热赤在诗作中使用了一词两用的技巧（藏文中智者“འཕགས་པ་”亦是八思巴的外号）；八思巴也只是回了一首带有解释与规劝性质的的诗文：
བསྟན་ལ་འཕེལ་འགྲིབ་ཡོང་བ་རྒྱལ་བས་གསུངས།
སེམས་ཅན་བདེ་སྐྱིད་རང་རང་ལས་ལ་རག
གང་ལ་གང་འདུལ་དེ་ལ་དེ་སྟོན་བྱེད།
འདི་གསུམ་མ་གཏོགས་མཁས་པ་མིན་པར་གོ།
（教法兴衰佛已言，众生苦乐由业定，教化之路需多变，上述三条智者思）
《松赞干布》，16世纪，私人藏品
【对于松赞干布的佛教化塑造可能从吐蕃帝国分裂时期就开始了。作为一个后世所敬仰的护法君主，松赞干布与另外两位君主共同为藏区佛教的政治哲学奠定了基础（当然只是作为构建历史叙述过程中的元素）】
作为西藏政治史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八思巴常常在家族，藏区和元帝国这三方之间寻找一种微弱的平衡。介于自身的地位，八思巴需要创造出符合佛教教义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的核心是两方面的：1.所建立的政治体制需要能唤起人们对于“法王时代”（吐蕃三法王）的记忆；2.与蒙古人的关系需要和吐蕃时期赞普与上师的关系相对应。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条规则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藏区历史的发展。贯彻着两条规则的方法就是通过提高八思巴在宗教史中的地位，进而说明萨迦派掌握权力的正当性与唯一性。
《第二世噶玛巴》，19世纪，藏于纽约鲁宾博物馆
【作为与蒙哥汗关系亲密的噶举派上师，精于神通的噶玛拔希（ཀརྨ་པཀྵི་；1204-1283）竟与八思巴斗法失败了。萨迦派似乎单方面夸大了这一事件，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八思巴在佛法修行层面的地位，并将噶玛拔希的神通视为一种不庄重的行为】
局部：蒙哥汗献上宝物
《八思巴与道士17人斗法》，内蒙古阿尔寨石窟第31窟
【除了通过对比八思巴和藏区其他上师以提高帝师的地位之外，萨迦派传统文献也将八思巴作为降服其他宗教（主要是全真教道士）的重要人物。在1257年的辩论中，八思巴所代表的藏传佛教并不是唯一参加的佛教团体，其在辩论中的地位也并不是藏文文献中所宣称的那般唯一。更何况在1254年的辩论中，噶玛拔希已经成功压制了聂斯脱里派基督徒】
《道果世袭的四位上师》，15世纪，藏于纽约鲁宾博物馆
【与作为元朝的帝师相比，萨迦派道果（ལམ་འབྲས་）传承人的身份对于八思巴更重要。八思巴首先是萨迦派与萨迦寺的领袖，其次才是皇帝与整个帝国的精神导师】
局部：萨班
【当萨班带着两个侄子前往凉州与阔端会面时，他似乎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传记和史书的描述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给萨迦派寻找保护者】
局部：萨班和八思巴
【萨迦五祖都有一个表示身份定位的称呼。“萨班”意味着他是藏人中的第一位班智达，是“亲南亚”传统的代表；而“法王八思巴（ཆོས་རྒྱལ་འཕགས་པ་）”则象征着昆氏（འཁོན་；萨迦家族）背后的宗教血脉和藏地的政治血脉相结合】
在图像史中，八思巴的形象具有双重身份（宗教层面的人主和政治层面的法主）的特征，而且应该是第一位具有这种双重形象的上师。1280年八思巴被近侍们毒杀，萨迦内廷的权力斗争波及甚广。关于八思巴的死因，一个具有争议的结论来源于萨迦派内部和五世达赖喇嘛的著作。作为萨迦总管的贡嘎桑波（དཔོན་ཆེན་ཀུན་དགའ་བཟང་པོ་）和八思巴的近侍们关系不佳，这可能导致了八思巴忽然离开大都并回到萨迦寺（当时八思巴的身体已经有疾）。为了惩治贡嘎桑波，八思巴的近侍们假借帝师的名义要求忽必烈追查贡嘎桑波的不忠行径。可能是因为八思巴并没有明确的偏向，侍从们在元军到达之前便在八思巴的饭食中下毒了（俗寿才45岁）。等元军一到，近侍们便宣称是贡嘎桑波造成了八思巴的死亡。虽然贡嘎桑波自证了清白，但是依旧于1282年被处以了极刑。
《八思巴塑像》，16世纪，私人藏品
法座上的藏文铭文：
༄།།འགྲོ་བའི་མགོན་པོ་ཆོས་རྒྱལ་འཕགས་པའི་ཞབས་ཀྱི་པདྨོ་ལ།བདག་རྡོ་རྗེ་ཚ་དབང་འཁོར་བཅས་ཕྱག་འཚལ་ཞིང་སྐྱབས་སུ་མཆིའོ།།དགེ་བ་འདི་ཡིས་ཕ་མས་གཙོ་བྱས་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མྱུར་ཏུ་སངས་རྒྱས་ཐོབ་པར་བྱིན་གྱིས་བརླབ་དུ་གསོལ།།མངྒ་ལཾ།།
【在众生怙主法王八思巴的足下莲花处，我多吉次旺及属丛顶礼祈祷；愿父母及众生立即获解脱！吉祥！】
虽然八思巴的死因成谜，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八思巴的“崇拜运动”。无数的八思巴庙在汉地建造；元朝的文人们撰文赞扬八思巴，以及他与忽必烈的”神圣关系“。下面有两幅关于八思巴的绘画作品，它们很好地反映了八思巴形象中的这种双重身份。这两幅作品都是关于萨迦道果传承的系列组图，但是他们描绘八思巴的方式却各有不同。
《道果世系上师》，18世纪，藏于纽约鲁宾博物馆
【这幅作品利用了一种空间变化的方式来展现宗教世袭的传承。左上角是萨迦第四祖扎巴坚赞（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1147-1216）和没有戴法帽的萨班，中间是戴法帽的萨班和未戴法帽的八思巴；而右上角则是戴法帽的八思巴和他的学生，之后挽救萨迦家族的贡嘎扎巴（དཔོན་ཀུན་དགའ་གྲགས་པ་；1230-1303）。在这个图像中，八思巴只是道果传承中的一员，这将是他政治层面的权力来源】
局部：扎巴坚赞和萨班
局部：八思巴和贡嘎扎巴
【正是贡嘎扎巴向元朝皇帝请求让之前流放江南的达尼钦波桑波贝（བདག་ཉིད་ཆེན་པོ་བཟང་པོ་དཔལ་；1262-1324）回到萨迦寺继承法座；这一举动延续了萨迦“昆”家族的血脉】
局部：印度外道者和蒙古汗王
【印度外道和蒙古汗王分别向萨班和八思巴顶礼，这对应着他们各自最具有代表性的身份：宗教层面的智者和政治层面的法王】
《八思巴》，17世纪，藏于纽约鲁宾博物馆
【在这幅作品中八思巴的帝师形象展露无遗。在八思巴的身边是元朝皇帝忽必烈和八思巴弟弟，被封为白兰王的恰那多吉（ཕྱག་ན་རྡོ་རྗེ་；1239-1267）。1260年，八思巴正式成为帝师。《元史》中记载：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图像中的建筑背景是汉式风格，应该是在大都的宫殿之中】
局部：忽必烈
局部：恰那多吉
【恰那多吉从小学习蒙语，穿蒙装；并于1260年迎娶阔端的女儿为妻，是萨迦与蒙古关系的象征性人物】
局部：宫殿大门
局部：宫殿檐顶
值得注意的是，15世纪也有一幅与上图相似的图像。在15世纪的作品中地点从上都转移到了忽必烈在六盘山的驻地（1253年）。在两人这一次的会面中，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了喜金刚灌顶。虽然刚开始忽必烈不愿意完全皈依上师，但是在察必（此后的察必皇后）的劝导下，忽必烈最终接受了灌顶并献上了供奉。图像在背景处描绘了这一关键事件，这件事情意味着八思巴与忽必烈正式形成了供施关系（忽必烈对萨迦派的绝对保护）。
《八思巴》，15世纪，私人藏品
局部：察必劝导忽必烈
局部：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喜金刚灌顶
局部：忽必烈与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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