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号外！著名的昌黎先生、文学巨匠、吏部侍郎韩愈于今日清晨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长庆四年十二月二日，当人们刚刚开启新的一天的生活，一则惊天的消息响彻大街小巷，给这个原本就寒冷的冬天蒙上了又一层寒霜。
文人墨客无不感慨唏嘘，长歌当哭，一代文坛领袖、政治达人就此陨落。
纵观韩愈这一生，虽然在仕途路上颇有挫折，但也算是有着稳稳的幸福——慢慢走到了吏部尚书的位置。
但要真的深究其成就，那必然是在文学上，毕竟韩愈还有一个杠杠的称号——“唐宋八大家”之首。世人都赞韩愈的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实是议论文之典范。
在那个骈体文盛行的时代，韩愈率先站出来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不流于俗，可见其前瞻性和远见。
当然，韩愈毕竟是一个受着传统封建教育的文人。在他的心中，传承孔子的儒学是当然也是必然的行为，故韩愈一生都在大力提倡儒学。他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了宋明理学家之先声，《师说》就是其儒学成就的一个杰出代表。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韩愈的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人生中的每一步路，都是未来成就的垫脚石。
折于科举，《马说》问世
若往深了说，韩愈的家世真不低。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就是他的父亲，也做到过秘书郎（掌管图书经籍，相当于现在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而韩愈本人也是IQ140以上的天才，七岁能诵，十三岁能文，要按照这个副本打下去，后面妥妥的通关大满贯。
奈何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父亲死了，家境落败了，战争开始了，好好的一个官家少年郎被作成了“小白菜，地里黄”的孤儿。
好在韩愈本人早熟，明白在那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只有求学，只有考科举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19岁的少年郎韩愈来到了长安——这个名噪一时的“帝国心脏”。
他与当时的文坛大拿独孤及、梁肃等人交游探讨，锐意钻研，希望自己能在一代人中崭露头角。又将自己所作的文章投递到公卿之间，前宰相郑余庆还对其大加的赞赏，韩愈因此还小小地火了一把。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阳光奔跑，然而上天总喜欢跟人开玩笑。当韩愈信心满满，踌躇满志地踏入贡院之时，悲剧就开始了。
一试，未进；二试，未进；三试，还是未进。幸而韩愈心态还比较坚定，咬牙又参加了第四次进士考试，终是勉强登进士第。
然而，这才是做官的第一步。就跟现在的教师招聘考试一样，你要当老师，得先有教师资格证，有了这个证你才可以参加各地方的教师编制考试，通过了这个考试才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在唐代想要做官就跟这个流程差不多，科举及第并不能立即入仕，而是仅获得一定的出身品第，即任职资格，还需要经过吏部的铨选（选才授官）考试才能当官，即真正得到官职走马上任。
韩愈虽然险险地通过了资格考试，然而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时又遭遇了人生的一大滑铁卢，参加了三次，均不中，来来回回折腾了六七年，劳心又劳力。
再加上期间遭逢有抚养之恩的大嫂郑氏逝世，给宰相上书前后上书三次求擢用，也均未得到回复。前后夹击的噩耗真的给韩愈带来了很大的打击，那时他已经27岁了，距离而立之年只剩下3年，但此时的韩愈还是一幅功不成名不就的囧样。
无法，韩愈只好暂时放弃铨选考试，转而寻求他法。在之后的五年间，韩愈先后在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门下担任节度推官，掌管狱讼之事。然而，狱讼之事本就水很深，韩愈这个耿直boy注定没办法长久从事。
于是他毅然辞去了职位，重新回到了长安。此时的韩愈已经32岁，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已经不再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郎。
韩愈目睹了朝中奸佞当权，政治黑暗，才能之士不受重视的现象，心中愤世嫉俗之意、怀才不遇的感慨与愤懑之情如火山喷发一般喷薄而出。他再也不能遏制自己，将自己的满腔郁愤诉诸笔端，忿而写下《马说》。世人愚昧，不识好马，让千里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正如自己的遭遇，身负文采本领却无“伯乐”欣赏，嗟呼哀哉！
好为人师，《师说》传世
上帝虽然关上了门，但总会给你留条缝。在公元801年，也就是韩愈33岁的时候，终于通过了铨试，可能是厚积薄发吧，也可能是孤注一掷，反正韩愈终于拥有了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官职——国子监四门博士（相当于大学副教授）。
当接到这个职位的时候，韩愈应当是欢喜的，毕竟作为一个推崇儒道的文人，教书育人肯定是他一生的志向。然而，那群从小生活在温柔乡中的贵族子弟并不理解文德君子韩愈的志向，一个个行事顽劣，拒绝学习。韩愈虽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告诫，但无人放在心上。
幸而，除了这帮贵族子弟，还是有其他的学生理解他的。韩愈有感于李蟠的勤学上进，再加上李蟠也是爱好古文，与自己志趣相投，于是他便兴奋地写了一篇《师说》赠与他。
在文中，韩愈严厉批评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不重师道的不良习俗（绝壁是受了那群贵族子弟的刺激），论述了从师的重要意义与正确原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该因为地位贵贱或年龄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再次强调了古文和古道的重要性。
韩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字里行间直指当时的社会弊病，在长安引起了一番哗然。毕竟在那个时代，清醒的人大多装醉酒，而明事的人也多会三缄其口，韩愈这篇进击的《师说》，给当时的文人清晰地指明了另一个方向。
谏迎佛骨，教化于民
韩愈的官途，可谓是起起伏伏。他升官过，也贬谪过，当过博士、做过御史、干过县令、也升过侍郎。原本这么平平稳稳地做下去，等着光荣地乞骸骨就行，然而耿直大叔韩愈不干，在他51岁那年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给自己的为官生涯再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819年正月，唐宪宗派了使者去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一股信佛狂潮。韩愈看了可坐不住了，自己可是坚定的儒道拥护者，怎么可以让佛学在长安大肆宣扬？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坚持认为“佛不足事”，供奉佛骨实在荒唐，儒道才是国家应该推崇的正统之道。他还严厉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
唐宪宗一看可不高兴了，好家伙，说话这么冲，你是皇帝还是我是皇帝？于是一纸诏书把韩愈贬到了穷山恶水的潮州，眼不见心为净。虽后来有感于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忠心，将其调到了离长安稍近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做刺史，但终究心里还是落了一个疙瘩。
韩愈来到袁州后，左手帮助百姓祭神求雨，右手整治买卖儿女恶习，还不忘牢抓自己拿手的教育。作为一个经历过三考三落，也前后三次在国子监工作过的文人，韩愈深知教育对于百姓，乃至于对于地方发展的重要性。但现实真的很骨感，韩愈挫败地发现袁州当地的百姓对于读书上学根本没有正确的意识。在当地甚至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中状元不如卖汤圆。
当然，能够写出《师说》的韩愈当然不可能被袁州的现实所打倒，对于儒道的信念能够让他一路勇往直前。
韩愈在袁州为官期间，兴办书院，教化百姓，督促开展全民学习运动。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唐代江西省的77名进士中就有33名宜春籍的进士，占比近一半！而且整个唐朝江西省仅有的两位状元都是宜春人！从中，足以见得韩愈对袁州教育做出的功绩之大，影响之深。
文坛领袖，儒道之光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也就是韩愈从袁州调回长安后的第四年，他便病逝于长安靖安里的家中，结束了自己光辉而灿烂的一生。
纵观韩愈的一生，他有着自己执着的方向——儒道，有着自己学习的偶像——孔子，有着自己坚定的信念——教育，有着自己不变的性格——耿直。虽因他的妻子鼓励他的话“人求言实，火求心虚，欲成大器，必先退之。”而将自己的字改为“退之”，但他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做着一件事：为弘扬儒道、推行古文而进击。
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而苏洵则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韩愈文学之成就，可见一斑。
鲁迅曾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泰戈尔也曾喊出：“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绝唱。”
韩愈用他的经历为我们谱写了一篇关于儒道信念的宏大篇章，值得我们后世用一生去追寻与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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