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5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还是在茅亭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

这是开国元帅贺龙在1946年为亲密战友写下的一副挽联，究竟是谁人的离世，能够让这位从战火纷飞中走来的元帅陷入如此悲痛？

他便是关向应。

投身革命

1902年农历八月初九，辽宁省旅大市金县的关家村传来了一声啼哭。此时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经逐渐走向穷途末路，自庚子之后，列强对中国的贪婪索取更加露骨，内外困局之下，关家村也不能幸免，饥寒交迫之下的这声啼哭，更拨动了困境中的人们的心弦。

关向应出生于一个满清家庭，关姓来自于满洲第一大姓瓜尔佳氏，这个姓氏在清朝历史上出过很多后妃，也出过鳌拜、荣禄等辅国大臣，按理来说满族作为清朝的统治阶层，从小关向应出生那天起，就应该伴随着众多特权。

别的不提，满清政府规定凡是满族有男子出生，每月就可从国家领取2两白银，一年就是24两，按照清朝官制来算，关向应出生就相当于七品官的待遇，而24两的购买力足可以养活一家老小。满清贵胄也都将这笔银子亲切地成为“铁杆庄稼”，有了它的加持，生活便是旱涝保收，吃喝不愁。

但此时的满清政府早就是苟延残喘，对外只能割地赔款，对内只能加重税收，这份铁饭碗早就无力发放，即使是满族子弟也不能避免没有饭吃的窘境。关向应之父关成贵只能在白天充当织布匠，夜晚做工回来，还要下地照顾十几亩薄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关向应是关家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从六七岁就开始分担家庭工作，春天种地，夏天拔草，秋天打柴，农忙时与父亲一起披星戴月。

虽然父辈祖辈都没有出过读书人，但让孩子上学却是关成贵一贯的坚持，身处乱世与变革之中，他节衣缩食也要供关向应读书，期待他有个更好的前程。

关向应也深知父母苦心，白天在学校认真听课，放学回家除了帮助父母干活就是看书、练字，经常能够见到他在山上一边放猪一边看书。如此惊人的毅力和精神，即使是放在现在也不算多见。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8年4月，关向应考入普兰店公学堂，所涉猎的知识也渐渐广泛。两年后，十八岁的关向应考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一个农村娃，终于进入到了大城市。

1922年毕业后，关向应进入泰东日报社印刷厂工作。

在城市的生活，逐渐打开了他的眼界，利用工作之便，关向应时常翻阅《泰东日报》，在其中读到了不少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尤其是在一篇题为《六个月间的李（列）宁》的文章中，他第一次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且在后来有幸结识了前来大连开展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李震瀛。

1924年，经过审慎考虑，关向应向家人辞别后，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事业之中。

共担大任

1932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关向应从上海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展开工作，并担任湘鄂西军委分会主席和红三军政委，就是在此时，他结识了至交好友贺龙。

此时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接连进攻，使得发展势头良好的根据地持续受挫，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地内部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无法展开正常的政治军事活动。

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的贺龙也受到他的排斥，夏曦甚至还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编制，将整个红三军团编为五个团，名义上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将指挥权据为己有，还想以前往苏联学习的名义将贺龙挤走。

关向应就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抵达了湘鄂西根据地。在充分了解根据地情况后，关向应立即召开了被夏曦解散的军事会议，以军委分会主席的身份，明确指出贺龙作为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同志，其军事能力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在会上，他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三军的领导机构，贺龙得以重新指挥红三军，在两个月内连续歼敌两个旅、两个团和三个营，还生擒敌旅长两名，使得湘鄂西根据地扩大了超过一倍，红军武装发展到3万人。

之后，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关向应与贺龙认为应当跳到外线伺机歼敌，但夏曦坚持正面抵抗，拒绝了关、贺二人的主张，这直接导致了反围剿的失败，并让苏区党政机关以及群众3000余人陷入包围。

关、贺二人挑起重担，派贺炳炎等杀回封锁区将其救出，保存了根据地的火种。

此时的红三军已经减员至9000人，饥寒交迫，加上肃反运动的扩大化错误导致部队损失惨重，至1933年，红三军仅剩3000余人。就在此时，关向应果断批评了夏曦的错误路线，并在贺龙的支持下，提出以红三军剩余力量建立黔东根据地，挽救了革命前程。

防止分裂

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后，关向应担任红二军团副政委。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此时红二军团接到毛泽东电报，要求与红六军团共同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但随后又接到张国焘电报，要求其与六军团共同北上。

这两份电报，到底应该执行哪一个呢？

关向应认为中央红军既然已经开始长征又遭到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是一个整体，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即使付出一定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至于张国焘的电报，可以暂不执行。

红二军团长贺龙和政委任弼时也都同意这一观点。于是，红二、六军团共同发动湘西攻势，转战湘鄂川黔，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分兵20万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

1936年，在红二、六军团抵达云贵地区时，再次接到张国焘电报，要求其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此时的两军团并不清楚张国焘挟持朱德、刘伯承，但是北上抗日确实是必要的，于是两军团巧渡金沙江、翻过大雪山后，于7月成功会师红四方面军。

会师后，关向应等人才从朱德、刘伯承处得知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面对张国焘以迎接慰问为名派出的工作队，关向应只准他们讲西北地区的情况和过草地的经验，其他尤其是有关一、四方面军以及攻击中央的内容，则一律不许讲。

此外，关向应还在红二军团内部召开会议，以消除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影响。张国焘得知后便想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将关向应调离，意图控制红二方面军。关向应坚决不执行张国焘命令，“即使调动工作，也必须有党中央的命令”。

张国焘不死心，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压制红二方面军指战员，此时关向应等提出：即使召开两军联席会议，这会也不能由张国焘主持。同时，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以及红六方面军的王震等站在同一立场，加上红四方面军也要求北上抗日，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节俭一生

幼年清贫，再加上长期征战，关向应的身体每况愈下，在长征时期就经常咳嗽，之后病情又再度加重。在组织安排下，他前往延安治疗，被确诊为空洞性肺结核。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关向应担任政委，搭档还是老朋友贺龙。二人从湘鄂西开始就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甚至签名常常代之以“贺关”二字。贺龙在延安工作期间，常派自己的秘书前去照看关向应的生活和病情，甚至饮食都要亲自交代。

在延安养病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多次亲来看望，王震、邓发每次来还亲自给他下厨，中央也尽量给他在延安提供较高的生活条件，以便他养病。

但关向应却总感觉如此安排，花销太大，心中颇有不安，多次询问组织给他的具体待遇，并督促自己的警卫员不要搞特殊，哪怕是正常情况下，他也会感到浪费并提出批评。

1945年，关向应病情稍有好转，就亲自过问生活账目，再三交代警卫员减少饭菜中要减少油，以节省开支。总怕浪费的他哪怕是极小的开支也要过问，衣服破了再补，连棉被都是长征时留下的。

在整风运动期间，关向应还积极总结红军过往的革命经验，恢复了当时因反对“左”倾路线而被王明打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秋实等人的名誉。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关向应虽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但仍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1月，关向应的病情开始恶化，连续呕吐四天无法进食，在尚清醒之时，关向应不忘询问医生自己的生命还能有多长时间，以便交代工作。

1946年7月21日，年仅44岁的关向应将军因病去世，一周后，他的追悼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毛主席亲自书写的挽联，可谓是对他的革命事业最准确的评价：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

在诸多描写战争场面的诗句中，我们总是不难见到大气磅礴的场面，但有一首很现代意味的小诗，每每萦绕在心头：

月色在征尘中暗淡, 马蹄下迸裂着火星。月河溪水, 被踏碎的月影闪着银光, 电火送着马蹄, 消失在细微的灯光中。

诗的题目叫做《征途》，作者正是关向应。

烈士不死，只是身影在征尘中暗淡，他的情怀永生，哪怕是在细微的灯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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