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许建立 李静 台雪超 高广超
峥嵘岁月,青春热血,从贵州到山东,邓恩铭种下的革命火种,百年后依然生生不息。无论是领导工人运动,还是在狱中与敌人开展周旋,他的坚强勇毅如同一盏明灯,激励着后人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在与反动势力最后的斗争中,他依然豪情满怀地写道:“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和刘谦初等22位党的重要干部被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这位来自贵州的青年,将一腔热血洒在齐鲁大地上,用鲜血践行了誓言,用生命捍卫了信仰。图为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内复原的邓恩铭工作场景。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关于邓恩铭的展品
在与反动势力最后的斗争中,他依然豪情满怀地写道:“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男儿立志出乡关
每年清明节,济南五龙潭公园邓恩铭、王尽美雕塑前,都会摆满鲜花。邓恩铭,这位来自贵州的青年,将一腔热血洒在齐鲁大地上,用鲜血践行了誓言,用生命捍卫了信仰。
1921年7月,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船上代表中,年仅20岁的邓恩铭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1901年,邓恩铭出生于贵州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7年秋,他走出贵州的大山,投奔在山东为官的二叔家。这是邓恩铭第一次出远门。临行前,邓恩铭写了一首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回首乡关甚依依。春雷一声震天地,捷报频传是归期。”
1918年,邓恩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他奋发读书,期盼实现救国抱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新的革命风潮涌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洗礼。在济南,邓恩铭与王尽美结识,一同走上救国救民道路。
1920年11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一同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
作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回到济南后,他们决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补课,经过酝酿筹备,于1921年9月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共济南地方组织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公开学术组织。据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回忆,“王尽美、邓恩铭两位同志从上海带回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相片、纪念章等,很快被人们抢空。”
当时,邓恩铭的叔父发现他参加革命活动,极力阻挠。邓恩铭的父母还想到一个变通办法,来信催他回家结婚,想以此来“拖”住他。但是,邓恩铭给父母回信说:“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彰显了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决心。
点燃青岛革命圣火
1月24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位于青岛市市北区海岸路18号的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这里原为四方机厂职员宿舍,1923年8月青岛第一个党组织成立至1925年期间,王尽美、邓恩铭、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先后在此工作和生活过,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四方机厂、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掀起了青岛历史上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1923年春,邓恩铭受济南党组织委派到青岛筹建党组织。同年8月,青岛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成立,邓恩铭任书记。邓恩铭点燃的“圣火”,如星星之火燎原岛城。
在专题展厅中,还专门对邓恩铭在泰山路13号住所的室内场景进行了复原。据曾到邓恩铭住所开会的同志回忆,邓恩铭租住在一间日本房子里,房内狭小,陈设非常简单,只有一张小床、一个煤油炉、一张桌子,同志们去他住处开会时,见他工作很忙,正在啃玉米饼子,连咸菜都没有。
据邓恩铭亲人回忆,邓恩铭在青岛领导革命斗争时,虽然生活清寒,但他还是拿出每月党组织发放的生活费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志。
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全国革命形势开始走出“二七”惨案后的低潮,迎来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其标志是1925年5月发生的“五卅”运动,而同年四五月间,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领导的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两次同盟大罢工,则是这次大革命高潮的先导和重要组成部分。就在罢工斗争的关键时刻,日本厂商勾结胶澳当局逮捕了邓恩铭,并将其驱逐出青岛。
1925年11月,山东地方委员会机关被敌人破坏,邓恩铭被捕入狱,遭受残酷折磨。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
两次越狱行动
在济南槐荫广场,矗立着一座“四五烈士纪念碑”,碑上头一个名字就是邓恩铭,虽然硝烟已散去,但他和其余20多位烈士的英雄事迹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悲壮与慨然。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继续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9年1月,邓恩铭从淄博矿区返回济南,由于叛徒叛变,邓恩铭在济南再次被捕入狱。
在邓恩铭被捕入狱直到他英勇就义将近三年里,狱中一批党员干部进行了极端艰苦的对敌斗争。
1929年初,几经严刑审讯,邓恩铭被关押进济南警察局看守所,他把被捕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狱中党组织,先后组织狱中难友进行了几次绝食斗争,不仅取得了改善伙食、允许读书看报、不戴脚镣等待遇,还使狱中难友团结到了以邓恩铭为主要领导的狱中党组织周围。
邓恩铭利用争取来的看报机会了解到,国民党反动势力极有可能利用日军从济南撤出的机会控制山东,对共产党人的大迫害将会来临。为此,邓恩铭提出,寻找时机,发动越狱斗争。同年4月19日晚,在邓恩铭指挥下,多人冲出监狱。但由于经验和准备不足,除1人逃出外,邓恩铭等人又被抓回看守所。
瘦弱的邓恩铭遭受严刑拷打,但他毫不气馁,依然顽强领导狱中党员坚持斗争。同时,总结第一次越狱经验,决定寻机组织第二次越狱。
经过秘密筹备,同年7月21日下午,送晚饭的看守一打开牢门,在邓恩铭指挥下,早已准备好的小队将看守制服,拿起看守的枪冲出牢房,经过短暂激烈搏斗,终于冲出狱门,冲上大街。但由于身体虚弱、道路生疏、无人接应等原因,在疏散中遇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最终这次组织领导和参与越狱的共18名共产党员中,有12人被重新抓回监狱。这次越狱斗争震惊了国民党当局,甚至被称为“济南巨案”。
1931年,蒋介石在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调兵遣将,组织第二次“围剿”,同时在全国制造白色恐怖。
这时,欲独霸山东的反动军阀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愿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剿匪”,借口“山东共匪也很猖狂”,拒绝出兵。因此,韩复榘对被捕的山东共产党人进行三次大屠杀。特别是1931年4月5日,韩复榘将邓恩铭、刘谦初等22位党的重要干部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史称“四五惨案”。
据统计,1929年之后,中共山东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连遭破坏,特别是省委机关在1929年至1933年短短四年间,遭到十余次大破坏,大批共产党员遭捕杀,付出了巨大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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