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天下
少年时代的王安石就已经思想觉悟极高，口头禅大概就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故事还要从那年科考说起，这次科考本来圈内一致认定王安石为第一，交由皇帝做最终裁夺时，却出了一个小插曲。在王安石的答卷中，用了一个叫作“孺子其朋”的典故，取自叔父周公对周成王说的一句话，意思是：你这个孩子啊，以后要和大臣们打成一片，像朋友一样和谐相处。
但王安石当时才二十二岁，用这么老成的语气教育年长于自己的皇帝，惹得宋仁宗很不高兴。于是就取消了王安石的状元名次，而第二，第三名都属于在职干部参加科考，按规定不可取为状元，所以就把第一名和第四名做了对调。
一般人可能因为丢掉风光无限的状元头衔意难平，可王安石的反应是，我压根儿都没想过自己曾考中状元这回事。
所谓科举，在他眼里不过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小阶梯，名列第几并不重要，因为他的目标可比这些都要远大得多：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从年轻时代，就立志做一个与日月争辉之人，要成为如同尧舜禹时代的那样的治世能臣，区区一个科举名次，是何等微末之事！
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后来他在京城为官期间，文坛前辈欧阳修因赏识其才华写诗相赠：大意是夸他的文采可与李白、韩愈比肩，自己已经老了，以后文坛上怕是没人能与王安石一较高下了。欧阳修这话颇有几分要将手中文坛盟主的接力棒传给王安石之意，可以说是很高的称誉和认可了。
结果王安石却并不买账，认为欧阳修并不懂自己的鸿鹄之志，回诗两句：
它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意思就是哪天我能够达到孟子的高度我就心满意足了，哪敢跟韩愈比呢？
当然这是反话，真实意思是说，欧阳修小看了他，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不是做韩愈那样的文学家，而是要做像孟子一样影响千秋万世的圣人。
当然，有点狂，但是能力强有狂的资本。
基层磨砺
既然王安石胸怀如此不凡的人生抱负，那踏入官场后，想必一定十分追求上进吧。
其实结果恰恰相反，王安石人生的上半场，居然是以不爱升官而驰名朝野。
中进士后，先被安排到扬州做官，按规定任期满后可通过考试选拔到中央任职。能到中央离皇帝越近前程越远大嘛。可出人意料的是，王安石主动放弃了这次选拔资格。
此后他一直扎根基层，离开扬州后先后去其他地方做县令，一干就是五年，期满后又换地方做通判。鉴于政绩优异，期间中央高官多次向朝廷举荐他到京城任职，都被王安石一一谢绝。可王安石越辞官，朝廷就对他越惦记。
朝廷干脆强来，直接下了一道谕令，让王安石到集贤院做校理（相当于皇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不仅免考，而且还破例给他提高官阶，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可王安石居然连上四道辞呈，坚决拒绝。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
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
怪不得，原来是嫌帝都消费水平高。
朝廷一看，既然如此，那就给你一个俸禄高、油水大的美差：群牧司判官，这下你总可以来了吧。
实在推辞不掉，王安石这才勉为其难，走马上任。
担任群牧司判官的两年里，他又向朝廷递交了十几封要求到地方任职的申请书。在写给宰相文彦博的一封信中，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之所以想去地方，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自己平生所学，在具体事务中加以实践和检验，才能实实在在为百姓做点儿事。反之，在京城任职，每天就是喝茶看报刷头条，实在让人受不了啊！
只有在地方才能更好地体察民情，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只有担任地方一把手，才有足够的决策权去突破常规，大胆革新，为将来做大事打下坚实基础。
做县令时，王安石就曾尝试施行公粮借贷。具体办法是在青黄不接、农户生活困难时，将政府储存的粮食借贷给农户，等秋天收粮后付息偿还。
不仅解决了农户的温饱问题，还使公家的陈粮得以更新，顺便还能为政府创收，一举三得，皆大欢喜。这便是后来正式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在地方上取得了良好的试点效果。通过不断深入走访调查和革新探索，当时的王安石早已是心怀天下，对未来的变法强国充满信心，而著名的《登飞来峰》就是在此期间写下的。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调入朝廷工作后，王安石也抓住一切机会实践自己的革新理念。他反对官府垄断茶叶买卖，主张让茶商、茶民自行贩卖，国家征收茶税即可。如此茶叶贩卖完全实现了市场化，茶叶质量提高了，民众和国家的收益也都有所增加，政策一出，好评如潮。
变法之殇
一系列的事极大地鼓舞了王安石，于是他趁热打铁，给仁宗上了一封万言书，将自己在地方任职十多年的观察、调研做了全面系统的呈现，以及力陈自己的改革设想，告诫皇帝再不厉行改革，等到大宋王朝病入膏肓时才后悔，那可就来不及了！可没等大宋王朝病入膏肓，年老体迈的仁宗先行西去，新上位的英宗，干了不到四年，也追随仁宗而去，把帝国的烂摊子留给了年轻的宋神宗。
神宗登基的第三天，看了国家财政报告，里面是触目惊心的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就这样，皇帝年轻有决心，重臣老王有方案，君臣二人一拍即合，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此展开。
变法伊始时，王安石特意写下的一首诗，行文轻快明朗，喜气洋洋，以新年喻新法，充满了除旧布新的喜悦与期望。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为了这一刻，王安石已积聚了二十多年的力量。
富国强兵，在此一举，加油干吧！
毋庸置疑，变法的初衷是好的，在基层试点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到了在全国推行，就出现了诸多弊端。地方为追求政绩出现强制摊派，贪官污吏提高利率从中揩油，缴纳利息不收粮食只收钱币超出了北宋的经济发展水平等。
保甲法也令普通民众人心惶惶以为要派他们去打仗，很多壮丁纷纷自残身躯以求免于教阅，逃亡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朝堂上下也因此分裂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双方就变法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和争斗，由此拉开了北宋“新旧党争”的序幕。不断有谏官跳出来弹劾王安石“大奸似忠，祸国殃民”。
不仅上下班路上骂，跑到王安石办公位置去骂，甚至朝堂之上骂完就指着王安石嚷嚷：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某位谏官居然指着御座，对宋神宗说道：“皇上要是不听微臣所言，这个座位我看您也坐不久！”
语罢扬长而去，只剩下目瞪口呆的神宗皇帝和相顾失色的侍卫大臣。
就这样，朝堂之中反对王安石的浪潮是愈演愈烈，明枪暗箭，防不胜防。从元老重臣的司马光、欧阳修到后起之秀的苏轼、苏辙，甚至连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都坚决地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
面对如此强大的阻力，王安石撑得住吗？
那就不得不说王安石的性格了，被人称作“拗相公”的他就是这样一个执拗倔强，设定了原则就绝不妥协的人。所以他认准的事儿，那绝对一万头牛也拉不回来。
凭着超强的主见和定力，王安石在汹涌的反对声浪中急流勇进，坚定地推动着革新事业。不仅不妥协，还喊出了振聋发聩的革新口号：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在他看来，重症必须下猛药，要做大事，就不能墨守成规，畏惧天命人言。要推行变法，就必须以铁面相对、以铁腕相争。
但是大宗王朝，王安石毕竟没有百分百的决策权。上面还有一个宋神宗。客观来说，神宗的确给了王安石足够的信任和尽可能的最大支持。但站在神宗的位置上，他不可能做到像王安石一样决绝。
因为在封建王朝，天意不可违，天变不足畏似乎在神宗眼里有点说不通，当时天下大旱全国大部分地区已长达十个月滴雨未落，宋神宗忧急如焚。
与此同时，一幅叫作《流民图》的画作送呈御览，年轻的皇帝被画中的景象深深震惊了：
只见画卷上是成群结队、流离失所的灾民，他们个个面如菜色、身无完衣，挤满了京师街道。有的甚至双脚拴着铁链在伐树挣钱，以偿还政府的青苗贷款……
与画作一同呈上的，还有一封奏疏。里面说严重的旱灾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很多人靠吃草根树皮充饥，还有的人卖儿卖女，砍桑拆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竟然还在追缴赋税！图中所示，还仅为皇城门外的景象，天子脚下，已然如此，千里之外的惨状，岂非更加不可想象！
阅罢图文，神宗潸然泪下：自己登基以来，励精图治，不曾懈怠，革新变法明明是为富国强兵，为何却落得如此局面……
当夜，神宗将画卷携入寝宫，皇后和太后看罢，也纷纷哭诉王安石误国。
次日，神宗下令停止推行新法，王安石罢相归家。
极富戏剧性的是，诏令一出，当天开封地区即天降甘霖，万众欢腾。
然而，一众变法派的心情却难以飞扬：数年之功，废于一旦，惜哉！痛哉！
而后虽然王安石再次复相，但经此一役，君臣之间的信任关系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痕。在这种长期的人身攻击和变法推行的高压工作下，终于他也感到疲倦了。
变法派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各种问题：为了争名夺利，互相内斗，王安石的弟子吕惠卿为独揽大权，更是各种想方设法陷害王安石。
屋漏偏遭连夜雨，这期间他的长子王雱又因病去世……心力交瘁的王安石再也不想在朝廷久留，不到两年，五十七岁的他再次辞去宰相一职。
后世评价
回归田园后，生活十分低调，与普通百姓无异。
远离了朝堂纷争，他开始潜心于文学创作，比如那首著名的《梅花》就出于此时：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那凌寒独放的梅花正是王安石对自身品格的最好寄语。
王安石罢相八年后，年仅三十七岁的神宗去世，司马光复出为相，尽罢新法，深受打击的王安石次年辞世，追随神宗而去。
王安石不仅生前饱受争议，死后更是褒贬两重天。
从南宋开始，在士大夫主流论调里，对其一直是讨伐为主：比如南宋皇帝赵构直接将北宋亡国之罪甩锅给王安石，认为天下大乱都是拜变法所赐！
还有人将其与秦桧相提并论：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近代撰写《历朝通俗演义》的蔡东潘也评价如下：
上有急功近名之主，下有矫情立异之臣。
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
沽名钓誉，厌故喜新，安石一生，只此八字。
……
那么肯定王安石的又是哪些人呢？
最著名的当属近代改革家梁启超，他从变法至人品全面肯定王安石，赞其胸怀如千里湖泊，气节似万仞高山，誉其曰：从夏商周到现在，四千多年历史中，王安石堪称古今第一完人！
不仅在国内争议空前，王安石还有极大的国际影响，比如俄国的列宁十分赞同王安石的土地国有政策，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也称赞王安石是中国推行新政第一人，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时发放农业贷款即是受到王安石青苗法的启发，对挽救美国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说了这么多，骂的人挺多，夸的人也不少，王安石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时至今日，仍未盖棺定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变法之外，王安石的私人品德近乎无可挑剔。
抛开政治不谈，单独去品读王安石的诗词，我想如果人生可以选择，王安石也愿意活在无忧盛世，斗鸡走狗，戏谑一生，多轻松啊。
说到底，富国强兵、革新变法并不是他必须担起的责任，他也并非不知道那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可他依然选择了负重前行。
因为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做。
至于生前身后名，当他迈出第一步时，就注定已将其置之度外。
可惜风流总闲却，千秋功过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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