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末十余年瞬息万变的政局中，不论是皇帝、相王、权臣、藩镇还是士族没有一个人得以平衡时局的重心。百年的门阀制度破坏了，但皇权却没有建立起来，中枢昏乱又虚弱。门阀制度在东晋时期达到一个顶峰，在东晋之后亦是有重要的影响，但是相较于东晋则有相对的差异。尤其到刘宋时期，刘裕、孙恩等人成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次等士族对门阀政治的反对是当时普遍的事情，在刘裕建立刘宋政权的时候推向了高潮。在刘裕进入建康时，门阀士族就失去了权利和道德号召力，次等士族开始掌握政权和军权。刘裕执政后弥漫着清算历史的政治氛围，他采取政治高压，朝野上下都疑惧不安，因此在朝的士族都明哲保身，立身谨言。

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政治转变，使晋宋时期的士族门阀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在刘毅死后，高门士族不再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而是相互争斗削弱了自身的势力。高门士族为了保持家族的声誉必须让出一部分权力，因此皇权得到了加强。而刘义隆的上台并没有让东晋门阀专政的局面再次发生。

而魏晋时期产生大批“神童”的原因众多，其中与当时的政治局势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与当时儒、释、道融合的思想碰撞也是有所影响的，更有一些其他的客观原因。这里主要介绍一下魏晋时期“神童”发展的家族、家庭因素。

一、家学教育的发展

《世说新语》中《夙惠》篇中共记载七条八人的故事，这八人中有六人,都是以言语机智、蕴涵丰厚见长。除韩康伯出自庶外，剩下的七人,都出自皇族高门。如何晏,儿时即为曹操收养并且视如己出。建立初期的东晋政权之所以能在江南安定，跟顾荣、贺循等吴地旧族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与汉唐比较，魏晋时期的家学教育特别发达。一是国学教育的衰落，魏晋时期的最高学府依旧是国子学和太学。并且对入国子学是有一定限制的，“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这是士人阶层在教育方面的垄断，同时也是从教育入手，使期士人阶层具有明显分界的封闭性，保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从北魏发展而来的“贤才主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消失殆尽了，九品官人法的恶性发展，对门第的重视和对才品的忽略，使得政治和教育等都被士人阶层所垄断，此在东晋时达到顶峰，形成门阀制度。这种制度的形成使得贵游子弟心不在学，他们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并且以任清官为傲，鄙夷武力甚至无心政治。

但高门的形成过程中内部是有升降的，东晋时期三代为高官可升为士族。而北朝的门阀界限和实行的力度相对较弱些，从魏到西晋时期，其门阀士族形成初期内部自然升降较多。随着朝代不断的更迭，更多的庶族升为士族，统治者认为他们既有士族的素质又没有强大的背景，可以作为统治者的心腹，故而提拔。

他们多通过“婚”和“宦”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宦”自然是博得统治者的信任，而“婚”则相对更困难一些，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森严，士族和非士族通婚的现象并不多。除此之外就是重视宗族子女的教育。

而对于高门望族来说更是重视教育，他们要垄断教育，从而达到垄断阶级的目的。使高门望族的子弟更具有统治者所青睐的儒家治国之品行，更好地得以在仕途升迁，以保证家族的声誉。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武人的轻视是很严重的，明确并且鄙夷地对待武人，而武人一旦军事上获得成功便想办法挤入士族，以谋求社会地位，更有庶族或寒门冒充士族的情况史不绝书。虽然南朝经过多次土断仍然改变不了这样的情况。他们也尽力地提升自己的品位和能力，这种渴求提升自己的记载不曾间断过。

二、对早期教育及女子教育的重视

“当及婴稚，识颜色，知人喜怒，便加训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这是魏晋时人的想法和观念。《世说新语》中就有很多年纪轻轻便熟练运用和理解儒家经典的儿童的例子。而且《世说新语》孩童在各个世家中带有明显的，这与当时的家学教育族群性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世说新语》记载中不论是王氏、谢氏还是庚氏、荀氏、杨氏、陈氏等家族都有这样的孩童，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应该是与他们的家学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从大的史料看来这是一种必然性。而魏晋时期士族的女子教育是和世家大族的声名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时期的世族女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同样是聪敏特达。

魏晋时期正是企图批判儒家的虚伪，打破它的束缚，以求得人格上的绝对自由的时期。极大地强调自我人格的独立和自由，这是玄学与儒学的不同之处。李泽厚说这种“人的觉醒”表现为“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操守，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形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世说新语》中关于女性的故事可以作为人的觉醒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前四史中很少有涉及女性的传记，只有少数的关于帝王生母的简单记载，就连唯一的女性传记《吕太后本纪》也是将吕后描写成一个利欲熏心的恶毒女人形象。虽然其他传记中也有相关女性的记载，但都与重大政治人物和事件相关，对她们描写的角度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

直到南朝时期范晔的《后汉书》女性的形象才逐渐丰富起来，开创了《列女传》的先河。四德七戒的枷锁在魏晋南北朝时便有所松懈，其中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对班婕妤的记述变化，不仅在道德品质上为人所钦佩，她的机智辩才也为后人所称颂。

魏晋时期人们不再把生命全部的意义，定义为做一个合格的社会角色，而是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价值，追求和探寻人生的意义，这正是人性的觉醒。对女性的赞美便是意识觉醒的标志。《世说新语》中女性纷纷走上前台抒发自己的真性情真感悟。她们思维活跃，才华横溢，冲破礼教，追求自由，女性对异性的欣赏也表明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普通人家如此，高门士族亦是如此。在魏晋南北朝中亦有众多的悼念妻子的悼亡诗出现，和众多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如《孔雀东南飞》《花木兰》等。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分各个方面发挥着作用，为生活的丰富多彩添加自己的颜色。文学家们对女性增加了更多文学意味的关照，他们的形象作为一种创作素材在当时进入到士人眼中。

虽然《世说新语》中有“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的女性形象并被斥于惑溺，但魏晋时期士人的精神世界是一次大的变动。而女性世界也受到了波动，她们虽然依旧承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但是从《世说新语》中反映出来的却是对这类女性的欣赏。

完全遵循旧教者，常常因为墨守陈规会遵循传统儒家礼教而得不到赞赏。但张扬性情者，大多又为世所斥，充之于惑溺妇女之列，只有通过智慧，曲意迎合男性的趣味者方为世所认同，并得到士人的赞扬。

他们对于女性叛逆的行为的接受和赞赏，并不是对女性行为的认同，而是想在不断压抑的社会政治中获得一点轻松。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来自于男性社会的欣赏，使魏晋时期更有利于早教和女子教育，而女性受教育程度增强，使家庭整体素质提高，有利于形成早慧现象。

三、家训、门风的形成

自西周宗法制延续下来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权家长制被确定下来，家庭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族的形成需要几代的努力，而中国古代社会对血缘亲属的重视也是由来已久的。大家族的形成和发展才是对社会有所影响的。当然大家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血缘纽带之外，还需要精神层面价值观的引导，就形成了家风。

家训是家风的文本记载，对家风有促进传承的作用。魏晋时,、谱学特别发达，这些家谱、家传,成为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谱学“定世系,辨昭穆”,载家族源流迁变,能极大地激发宗族子弟的荣誉感与责任心，家诫则能指导家族成员在行身立命中警戒，要求。

这两个方面相互渗透、绵延,就形成各个家族的门风。当时王、谢家族的奠基人,对学校、教育都极为重视,王导亦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上书谏言兴建庠序,以教化天下。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也一定会重视宗族子弟的诱导、教育。如谢安以“德教”教化后辈。琅邪王氏,从王祥开创基业时,即有遗令训诫子弟后昆。

四、总结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受教时间较早，这当然与家庭教育分不开。因为当时高门士族的宗族训导仍然是儒家经典，门阀士族凭借先天的文化优势熟读经典经学传家。

而东汉末年以来战乱纷飞，豪族通过建立坞堡等维护和保护其家族及部曲等，也因其具有武装和一定的势力，而保存了在战乱时代最不易保存的书籍，从而对教育进行垄断，进而形成有别于其他阶级并且优越的家学教育。

而对女子的教育更是重要的。魏晋时期由于门阀政治，女性被当做通过婚姻来维系家族利益的工具，但亦有一些好处，就是女性的才能和优点被重视。而女性的自我觉醒来自于士人世界的欣赏，正是这种欣赏和重视使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和能力有所提升，对家庭和教育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除此之外，家训、门风的形成使家族文化得以传承，更能影响家族成员的政治仕途和政治选择。家训及门风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家族成员政治选择中的重要作用，而正是政治和家训、门风的联系，使得其可以影响家族的政治选择。家族成员自小便接受着门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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