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开启“贞观之治”,两三百年的战乱被终结,他该如何记载两晋十六国历史?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开启大唐“贞观时代”,民众渴盼已久的太平岁月,终于再次降临。此前,只有隋文帝短暂实现了统一与和平,但在隋末战乱中,生灵涂炭的景象反复上演。上溯至西晋末年,自“八王之乱”后的两三百年里,中原几乎就没太平过,十六国政权相继登场,又转瞬即逝,南北朝长期对立,民众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中。李世民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他决心终止百年战乱,消弭政权对立与纷争,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贞观之治”由此出现。

或许李世民与初唐群臣具备了较为清晰的“历史断代”观念,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期:从此开始,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而对于此前的历史,也要有明确的总结与评判。尤其是“天下腥膻”的两晋十六国历史,更应该得到一个系统的官方叙述。

唐太宗立像

“十八家晋史”的难题

贞观二十年(646年),在李世民的要求下,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21人组成了《晋书》编修团队,摆在他们面前的,倒不是史料匮乏问题,而是史料繁杂、混乱的问题。

自西晋灭亡后,天下关于“谁是正统”的问题,一直没有统一意见。后世或许已经默认了苟安江南的东晋是“正统”,但他当时,不论是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赵政权,还是氐族人苻坚统治的前秦帝国,甚至是偏居四川的成汉王朝,都有自认为“正统”的理由,但他们都没能突破地域的限制,立国短短几十年,就成为叛逆者或入侵者铁骑下的“失败者”。没有长期占据中原的政权,也没有真正一统天下的帝王,两晋十六国的历史叙述,只能是混乱的,存在各自表述而又相互矛盾的问题。

《晋书》监修房玄龄当然也知道这些情况,他需要从大量晋代史料中找到明确的历史线索,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来开展编撰工作。对房玄龄他们来说,起码有“十八家晋史”可以参考,它包括“九家晋书”与“九家晋纪”,是不同学者笔下的不同风格的晋史。

可惜,“十八家晋史”的多数内容,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它们在后世的岁月跌宕中渐渐消失,只有少数内容被辑录在研究者的著述中。但《晋书》编修团队看到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十八家晋史”中只有少数内容,在初唐就已经失传了。比如,萧梁史学家沈约,就写过一部一百一十卷的《晋书》,他还编撰了《宋书》,可惜连房玄龄都没看到沈约《晋书》的内容。

还有东晋志怪小说家干宝,写过一部二十三卷的《晋纪》,写的是西晋历史。他距离书写的年代很近,估计史料真实性很高,虽然我们在今天看不到它了,但房玄龄却可以从中找到不少关键史料,并用于修撰《晋书》的工作。

除了“九家晋书”与“九家晋纪”这类纪传体史书,当时社会上还流传着《汉晋春秋》《晋阳秋》等编年体史书。房玄龄与编修团队一起,在可见的史书中挖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还结合当时官方掌握的其他史料,在适度取舍之后,完成了最终被认定为晋代正史的《晋书》。

房玄龄像

李世民点评四位晋代人物

“从善如流”与“以史为鉴”是李世民在历史上留下的深刻烙印,很多人想起李世民,都会想起他那句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其实此言出自《荀子》,但因为李世民常说这句话,又是这句哲理背后理论的践行者,将李世民的历史形象与之绑在一起,也未尝不可。

李世民甚至还会亲自为《晋书》书写评语,点评历史人物与事件。有四位古人得到李世民写史论的“特殊待遇”:司马懿、司马炎、陆机与王羲之,两位帝王,两位知识分子,十分“对称”,似乎映照了李世民内心深处对“文治武功”均衡追求的心愿。

西晋开国之君司马炎,在《晋书》上的形象相当“包容”,威严不足,温和有余,似乎不是一个强悍的开国皇帝,而是一个被利益集团推举上位的“吉祥物”。与其他开国君主相比,司马炎的江山,确实来得比较容易,他直接继承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等前人的成果,算是最后一个“摘桃子的人”。而司马家族之外,其他门阀的势力也不容小觑,司马炎对他们既依赖又提防,只能显出一副“好脾气”了。

李世民对几百年前这位开国君主的评价,却是从“仁义”角度切入的。司马炎的优柔寡断,在李世民眼中似乎不是缺点:“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当然,睿智的李世民也看出西晋迅速衰败的原因,就在于司马炎不知轻重,舍大取小。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讽刺他执意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位,为八王之乱埋下了巨大隐患。

李世民对此点评道:“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耐人寻味的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选择,就有点他所谓的“大小之别”的味道——为了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他宁可杀兄逼父,背上千古骂名,但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这是为了避免让李建成、李元吉这类人上位,以防大唐重现“二世而亡”的历史悲剧。

唐代房玄龄等编修《晋书》

《载记》专论异族君主

《晋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使用了《载记》来记录五胡十六国时期异族政权主要君主的历史,有整整三十卷的内容,都在讲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异族统治者的故事。严格来说,《载记》不是房玄龄和《晋书》编修团队的“首创”,之前记录东汉光武帝到灵帝之间历史的《东观汉记》,就有《载记》,但它记录的不是异族政权历史,而是王莽时期的各种历史“过渡人物”,如绿林军首领王常、赤眉军首领刘盆子,大概是不好分类,便设置《载记》来记录他们的历史。

从历史写作的传承来看,早在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有《匈奴列传》,并把匈奴君主的谱系,纳入华夏历史叙述的脉络中,是一种史学上“大一统”观念的体现。而书写两晋史,更加绕不开异族政权的历史了,而房玄龄他们的操作方法,与司马迁如出一辙,将五胡历史纳入官方主流叙事,但区别在于,不会把他们的君主都当成什么华夏“正统”,非要寻找一个上古圣王作为祖先。

不过,曾经有望一统天下的异族政权的君主们,在攻取中原腹地后,就会编织一套自己是“正统”的话语,不仅是为了说服自己的属下,转变身份意识,也是为了给持有“华夷之别”观念的人,一个不至于太难接受的现实。比如,匈奴人刘渊虽然夺了西晋的“天命”,却还要攀附汉朝的国号,自称“汉”,还声称自己是刘邦的后人。如此做法,自然是源自政治上的考虑,至于刘渊是否真的有大汉血统,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西晋末年,匈奴人攻入洛阳,抢占中原,酿成永嘉之乱。这场祸乱不仅摧毁了西晋王朝,也“消灭”了数不清的世家大族,甚至很多自秦汉以来定居中原数百年的华夏先民都惨遭灭族,他们修筑的琼楼玉宇,收藏的珍宝书籍,也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堪称天崩地裂式的灾厄与浩劫。侥幸逃脱、南渡建康的人们,尤其是读书人,无法接受惨痛的现实,只能期盼北伐成功,夺回故地。

然而,偏居江南的政权,不论是东晋还是后来的宋齐梁陈,只能勉强自保,无力北上,甚至还得不时面对北方异族政权南下征伐的压力。因此,一些知识分子只能选择醉心山水,不问世事,还有人自觉接受异族政权攀附华夏“正统”的政治论述,哪怕他们自己也不愿意相信,但面对艰难的时局,也不得不逼迫自己相信了。

由此产生的“用夏变夷”观念,在当时十分流行。《孟子》有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以华夏文明影响异族文化,甚至异族政权主动选择汉化,在潜移默化中变得越发文明。甚至在“用夏变夷”观念的逐渐影响下,一些异族政权的君主,发自内心接受了华夏圣贤的教诲,真正开始用严格的圣王标准来要求自己,前秦君主苻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苻坚:上古贤君的精神传人

从《晋书》的记载来看,苻坚是个信守儒家之道的君主,起码从践行孔子仁政的角度看,他比晋朝皇帝要做得好,更像是上古贤君的“精神传人”。

苻坚是十六国乱世中,比较罕见的善于接受臣子意见的君主。据《晋书》记载,苻坚在稳定国内局势后,也渐渐滋生奢靡之风:“国内殷实,遂示人以侈,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玑、琅玕、奇宝、珍怪饰之。”尚书郎裴元略建言献策,规劝苻坚采取圣贤之道,不要贪图享乐,而要勤俭节约,励精图治。苻坚真的认真听取了意见,严于律己,前秦国力也由此更加强盛。甚至在此之后,出现了多国来朝的“盛世景象”:“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彰显了苻坚的仁德与治理国家的能力。

然而,苻坚终究不是那个可以一统天下的帝王,淝水之战成为其命运转折点。苻坚兵败后,国内分裂势力蠢蠢欲动,或许苻坚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自己会落在曾经信任的姚苌手里。苻坚曾经封姚苌为龙骧将军,掌控兵权,但在自己危难时刻,却被姚苌落井下石。姚苌的权力欲望很大,想取代苻坚成为皇帝,便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但苻坚却认为自己才是“天命所归”,并怒斥姚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见苻坚不肯让出传国玉玺,姚苌便以上古尧舜禅让之事,忽悠苻坚让位。但苻坚的“正统”观念很深,认为禅让是圣贤之间的事,姚苌根本不配跟自己提禅让的事:“禅代者,圣贤之事。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苻坚宁死都不愿意交出玉玺,甚至把玉玺送给东晋皇帝,也不愿意给姚苌,是因为在他看来,姚苌当皇帝并不存在合法性,无法继承大统,连偏安江南的东晋都不如。

传国玉玺象征着华夏正统,得到它的君主,才真正拥有了“天命”,在乱世更是如此。不过,姚苌等叛乱者并不会因为缺乏“正统”就不去争权夺利,他在杀害苻坚后,建立了后秦政权,好不容易由前秦短暂统一的北方,再次陷入兵荒马乱。《晋书》记录的割据政权,大多像流星一样划过历史的夜空,匆匆降临,又转瞬即逝。

(原标题:混乱与统一 唐人笔下的晋史)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黄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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