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孤踪：顾炎武离乡北游之谜
作者：冯潞：
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
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成员，
人文学者。
如果给顾炎武人生断代，1657年应是分界，那年他45岁。45岁之前，其经历主要在昆山及江南、江淮一带度过；之后，则是他一反常态，惊世北游的25年。
我们不禁要问：顾炎武北游的这25年，正逢清初乱世，后又发生三藩之乱，顾不在富庶的昆山故里定居，为何要单人独马，风餐露宿，踽踽于苦寒之旅中呢？是什么力量，导致其在45岁以后，走上了这条颠沛流离的“反常”之路呢？而且羁縻北国、至死不归呢？
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
他的这种离奇的身世，在其遗留文稿的字里行间及后世学人的研究论文中，已经大致明朗于世。笔者查考有关资料后，对顾氏北游总结有三：一是家庭内讧，二是仇人逼迫，三是志向所致。但三者之间又存在一个因果互动联系。深入进去发现，其中的故事惊险曲折，稍稍修饰，堪称一部影视大片。
在研究其经历之前，这里先交代一下昆山及顾炎武家世：昆山，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属于苏州管辖的县级市，自古为江南富庶之区，至今为中国百强县之首。昆曲也由昆山出。其介于今上海市与苏州市之间，其正北为常熟，东北为太仓，南部为吴中区，西部为苏州城区，东部为上海嘉定、青浦区。
顾炎武故里千灯镇
顾姓，为江东望族，在明代中期以后尤盛，曾有“江南无二顾”之誉。其高祖、曾祖、祖父中有四人中进士，曾任明廷中央和地方高官，后逐渐中落，但家产仍保留有一定规模。幼年的顾炎武，曾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由于顾同吉未婚早殇，其未婚妻王氏忠贞守节，请求过门，顾族为了成全王氏而将顾炎武过继为子。——此举存有争议，后来引发了家族纷争。
嗣母王氏也出身名门。资料称：她白天织布晚上读书至二更，独立抚养嗣子成人，曾教诲其忠君报国，并以岳飞、于谦、文天祥为榜样。嗣母是对顾炎武影响很大。顾炎武曾撰《先妣王硕人形状》一文，描述了其嗣母的崇高与可爱。据笔者分析，王氏“从一而终”的节操和民族气节，高度影响了少年顾炎武，俟其成人后选择“遗民不仕”“胸怀天下”，与其嗣母的品格如出一辙。
另一个对顾炎武影响大的就是其叔祖（俗称三爷爷）顾绍芾。他仅是一个监生，地位并不高，但他主导了顾炎武入嗣，而且这位嗣祖在历史、地理、水利等“实学”上对其影响巨大。加上嗣母助力，俩人共同奠定了顾炎武未来的人生之路——“忠贞不二”“以实学问天下”。
但这只是其人生的前期铺垫。而影响其命运走向的还有后来的内、外因素。
（一）
先说第一件：仇人逼迫。
长期以来，学界对顾炎武家族难充满了浓厚兴趣，勾陈探索之文不在少数，但笔者发现多数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分析流于浅显，多数作者将仇人逼迫或者反清复明大业，视为其北游主因。
而笔者初涉此事时隐约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而应做深刻之研究。之后笔者有新的发现。
学界所谓的仇人逼迫，即指里豪叶方恒对顾氏的构陷、迫害。那么，叶方恒又是谁？
叶方恒（1615—1682），字嵋初，号学亭，叶重华次子，与顾炎武均属昆山千灯镇人，年龄小顾两岁，叶氏也属地方望族，人称“叶公子”。在历史上，顾叶“两家祖上有亲，日后过往甚密”。但在明末清初，叶族上升，顾族衰败，两族的命运发生了大反转，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就现有资料显示，俩人的恩怨始于一桩田产交易。事情是这样——1641年，因吴中大旱，收成不好，顾炎武急需用钱，不得已将800亩族田以半价抵押给叶方恒，叶与之办理租典手续后，却迟迟不给足典资。顾一催再催，才付给其十分之六。反复的催要过程，使得双方结怨，叶就是不给。对此，学界普遍认为，叶公子此举是铁了心要吞没顾氏田产。
不禁有人要问，这叶公子为何如此霸凌呢？
先查一查他的底细。
一查很惊讶，叶公子在街坊之间，口碑尚可。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举，平时仍然发奋苦读，谋考进士，算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1641年，曾有过凿井赈灾的义举。这样一个人，且与顾氏邻里邻居的，据说还与顾炎武有“非直接亲属关系”，就是顾、叶二人均与徐开泽有亲戚关系，徐开泽既是顾氏姐夫，又是叶氏妻哥，而且后来显赫一时的“昆山三徐”为徐开泽三子。这种关系，属于鲁迅先生表述的“转折亲”。即是如此，叶氏怎么就不顾及交情，把事情做绝呢？
而这个叶公子，偏偏不顾及这些，整日琢磨着如何侵吞顾氏田产。他想到一人，这就是顾氏三代老仆陆恩。他曾听说陆恩与主人有隙，就偷偷对陆恩笼络，陆恩见顾家衰败，顾炎武此时避居南京不归，就转投叶氏门下；随后俩人勾搭合谋，干出一件震惊地方、陷害顾炎武的大事来！
事情的缘起是——陆恩向叶公子透露，他掌握顾炎武一件要命的“证据”，可制住顾！叶公子听闻大喜，心说真是天助我也。而后叶陆二人形成一个交易：叶支持陆拿证据要挟顾炎武让出田产；如果顾不允，就拿证据向清朝衙门告发，等顾被杀头之日，就是其田产归叶之时。作为酬谢，叶许给陆千两银子。
叶陆祭出的计谋就是三十六计中的借刀杀人。此计足够歹毒！偏偏这个陆恩又很上劲，甘愿听叶指使，置旧日的主仆之情于不顾。其卖主求荣之恶行，犹如水浒传里卢俊义之管家李固。用川人的话讲，恶奴起了打猫之心。
以心理学分析，陆恩陷害顾炎武，其动机除了利诱，还有恩怨和趁人之危。但是笔者费尽心机，也未检索到陆与顾族之间的龃龉，但坚信一定存在。
正当叶、陆合流，磨刀霍霍之时，顾炎武远避居南京，却对靠近的危险浑然不觉。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顾炎武返回昆山，发现陆恩已经携田投奔叶公子。当月十三日，顾炎武与之见面，希望其回心转意，怎奈陆恩没有悔悟，反而以掌握其“通海”证据相威胁，“《金刚经》背上何物也？我藏而不发，乃欲诈吾乎！”
顾炎武心里倏然一惊，知道大事不好。
何为通海？
就是私通抗清的海上明朝遗将郑成功。在当时，郑氏割据台、闽一方，与南下的清军分庭抗礼。清廷那是虎视眈眈，对于勾结郑氏者，那是杀无赦！冷静思考，此事即使搁置当代，论罪也是“里通外国”、间谍罪、汉奸罪、卖国罪……罪行当诛。顾炎武与陆恩见面后立刻明白，叶、陆欲置己于死地。
那么“罪证”何来？
郑成功抗清
原来南明隆武小朝廷崛起后，顾炎武曾多次参加抗清义举，充当参谋角色。陆清献曾在《日记》中透露[1]，炎武曾将书信黏贴在《金刚经》后，准备托一僧人带给南明隆武政权，后家奴陆恩获知后，从那位僧人处购得后私藏，作为未来要挟顾之利器。“宁人鼎革初，尝通书于海上，黏在金刚经后，使一僧挟之以往。其仆知之，以金与僧，买而藏之。后其仆转靠叶方恒，叶重讬之”[2]。
由此可见，陆恩之阴毒与城府。顾炎武为此大惊失色，心想密信如何能跑到陆恩手里呢？！倘若让清朝衙门知晓，那是杀头之罪啊，还会连累到众多亲友义士！他亲历过苏州、昆山屠城，目击过清军的残暴！包括他两个胞弟、一位至友在内的2.4万居民死难，生母手臂被游骑砍断……那种尸横累累、血肉枕籍，让他因在外组织后勤而幸免于难！
顾炎武不由紧张起来，肾上腺激素激增。那种惊恐、愤怒带来的刺激，让他再也坐不住了。
当务之急，必须尽快做出决断。
（二）
顾炎武经过短暂思考，当晚，他做出了一件影响其人生进程的大事。——他迅速纠集几位族人，将陆恩控制起来，审问之后，沉于湖塘之中，以绝后患！并在其家中搜到那份生死攸关的密信，销毁之。
杀奴事发之后，大麻烦出现了！
陆恩有位女婿，很凶悍，他也投靠了叶方恒，并在叶支持下，纠集几十人将顾炎武控制于家里，严刑拷打，逼迫其自裁。此举既可达到剪除顾之目的，又免除官府追究之责。危急之时，顾氏一族，除了小他两岁的叔父顾兰服，竟无人能救他，也有些族人冷眼旁观，见死不救。这时，顾炎武两个至友站出来出手相救，其中归庄曾致信叶方恒，劝其收手，但叶某气焰嚣张，置之不理，使事情陷入绝境，顾氏生命岌岌可危。
后来，由归庄转圜，顾炎武才从叶、陆的监禁中被解到县衙，生命得到保障；后由路泽溥、路泽浓兄地疏通松江兵备使，将顾转入松江府，其罪名由“杀无罪奴”改为“杀有罪奴”审结，杖责后于第二年春释放。这是顾炎武第一次尝试牢狱之灾。
顾炎武出狱后，从昆山辗转回到南京，在蒋山（今钟山）南居住。但其厄运并未结束。当年夏天，顾炎武在南京骑驴路经太平门时，突遭人行刺，“刺客从树林间冲出，击其头部，顾炎武受伤坠驴”[3]，幸有路人搭救，方捡回一命，刺客乘机逃遁，但此一幕惊心动魄，犹如大片。不难想象，清初社会在清军铁幕之下，也会如此惊心动魄。
刺客主使为谁？
毫无疑问，叶方恒！
如上述交代，这个叶某，也是一个读书人，曾是崇祯末年举人。1658年，在顾炎武离乡北游第二年，即清顺治十五年，也高中进士，先任贵阳推官，后就任山东莱芜县令、运河同知、按察使佥事等，主管山东河道，后死于任上。叶方恒近乎于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叶某兼具多重人格，在与顾炎武的恩怨情仇中，其扮演了恶人角色。其人性之复杂，远非脸谱化的表达所能概括。事情是这样——顾炎武很快无罪出狱，让叶某大失所望，他本来靠买通县令想加害于顾，没成想失算了，这让他难以接受！接着，他又重金收买刺客，赴南京跟踪顾炎武，伺机踩点行刺，欲结果其性命，结果再次失手。
嗣后，叶某唆使陆恩女婿带领打手数十人，再次洗劫了顾氏在昆山千墩镇的大院，抢走了顾家许多传世之宝，顾族此时已经分崩离析，不堪一击。
当顾炎武回来，望着打砸的家园，他心已碎，除了发妻王氏在侧，顾族几无可信任之人！遥想当年，顾族何等鼎盛，叶某断不敢加害，可现在任由小人欺凌，而他竟然无力阻止。
他心里明白，他与叶陆的仇恨已成死结，叶方恒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与叶陆继续讼争，自己的力量单薄，难有胜算。此时的顾族已经分崩离析，在势力、经济上难与之匹敌；叶氏的飞扬跋扈，让顾炎武这位儒生，空有血气之勇，却无力应对。
他陷入苦境之中而无力改变。
（三）
也许后世学人很难理解到顾炎武的苦衷——他不仅被仇人逼迫，其实还陷入了家族纷争之中。外侮、家难所造成的后院起火、内外夹击，让他彻底丧失了抵抗的信心。
顾氏家族纷争始于家产之争。
据陈友乔先生研究，“崇祯十四年 (1641年)春，顾炎武的堂兄顾维和堂叔顾叶墅等人为夺占嗣祖的遗田，一把火把他家的房子烧了个精光，企图混水摸鱼，以致顾‘一家三十余口，风飞雹散’‘无所容趾’，终至‘欲求破屋数间而已亦不可得’[4]的惨况。”
由上所述，发难人为顾炎武的堂叔顾叶墅和堂兄顾淮。针对的是顾炎武，伤及家族30余人。在了解内乱前，需要对顾炎武家族世系做一交代，否则流于模糊。其曾祖为顾章志，生有三子，依次分别为绍芳、绍芾、绍芬，老大绍芳生有同德、同应二子，同德生二子，次子为顾淮；同应生五子，次子为炎武；请注意，顾淮与炎武为堂兄弟。
顾绍芾（1563—1641），字德甫，号蠡源，又号梦庵。在绍字辈排行老二，生独子同吉（1585—1602），不足18岁未婚早殇，顾炎武在婴幼年即被立为同吉嗣子。“襁褓中出嗣叔祖绍芾为孙、已故堂叔同吉为子。[5]”顾绍芬在绍字辈排行老三，生二子叶墅、兰服。请注意，叶墅就是顾炎武堂叔。此人字季皋，号又昙子，少为邑庠生。现在，一个堂叔、一个堂兄，为了争产，置亲情于不顾，公然跳出来，不惜焚烧先辈营造的大宅祖屋了。
此事并没有完。三年后，也就是1644年，顾炎武变卖田产后，为了避免族人寻衅，特与嗣母移居选择在常熟一个叫语濂浜的荒村修房定居，结果新居尚未暖热，又被这伙族人纵火焚毁。顾炎武曾在给至交归庄的信中控诉：“今乃黑夜令人纵火，焚佃屋一所，弟既荡无一椽，仆辈亦瞻鸟靡集。”[6]”
究竟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几位族人丧心病狂，与顾炎武一家过不去呢？或者说，家族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恩仇呢？
有关顾族的内部冲突，笔者曾查阅许多文献、资料，一些学者多是寥寥数笔，只是从维护顾炎武角度著文，而对顾家内部冲突不能吃透，显现出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始终弄不清双方冲突根源。顾炎武也语焉不详，似有隐情。
但根据社会学的说法，事出必定有因！反常背后必有妖！
后经笔者考究，发现其嗣祖顾绍芾与兄长的去世，导致人伦秩序失控，这是家难的开始。其根本的逻辑关系在于，顾炎武作为嗣子，能否继承嗣祖的财产呢？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嗣子有财产继承权；而且在生父家也享有同等权利。顾炎武处在“两头通吃”有利位置。但问题是，嗣子的这种继承权，受到了族人的挑战——在潜意识里，他们不能接受嗣子独吞嗣祖家产，——他们希望将其排除在外，或者与之利益均沾，共分财产。
争产，就是家难的缘起。
毛亦可也点透其中的要点，“如果联想到‘殇子不立嗣’的规矩，不难理解这场风波的起源。”“殇子不立嗣”是族人争产的心里根源。此语虽然不符合当时法规，但符合当时传承的社会礼法习惯。现在把问题提前几十年，顾绍芾为“殇子”（未成年死去的儿子）立嗣，让王氏过门，均是打破常规之“违礼”之举，并未真正被族人认可。其在世尚能维持住；其离世，嗣子、嗣妻就失去合法性。根据顾炎武写给顾淮的信，发现族人一直在驱赶顾炎武和嗣母王氏，“而驱逐王氏，正是为了以‘殇子不立嗣’为借口，赶顾炎武回本家，再重新安排为顾绍芾立嗣之事。[7]”
再深究一步，立嗣背后表面看是“礼制”之争，其实是财产的继承权问题。而且顾氏三门，属顾绍芾这门财产丰厚，让族人看了，难免会眼热心跳。笔者根据当时态势分析，当嗣祖父去世，家产悉归给顾炎武继承时，族人垂涎欲滴，因妒生怒，心说怎么由你一个不靠谱的嗣子继承呢？就虎视眈眈，大有夺占之势。面临亲族的怒火，顾炎武把800亩族田典出去，并得到大量押银，笔者以为这既是渡荒之举，也是其使田产既成事实之举。
此举一下子在族人中炸了窝。面对顾炎武抢先下手，堂叔、堂兄联合起来，向他发难。一是与叶方恒勾结，联合对付这位继承财产的狂生。也让叶方恒有机可乘，对顾氏田产起了觊觎之心。笔者据此分析，叶氏久久不给足顾炎武押金，与其与顾氏族人勾结有关，其已经处在内外夹击之中，失去了家族保护。二是烧顾绍芾祖屋。此举逻辑性在于，你卖地，让你房产继承不成，干脆一把火烧了，谁也别想得。这也许就是顾家房屋被焚的原因所在，——因立嗣和典田而起。[8]
一把火，焚掉的不仅是梁架大构，其实是顾族血脉之基。此事关系到一个大家族自行解体、落败。而且就在1641年，距离明亡仅剩三年。笔者可以说，大明朝这套体制的垮台，是先从顾家老宅被烧开始。
国破家亡，一语成谶？！
此后，顾炎武与族人因家产诉讼四年，未果。有关其中的纠葛矛盾，其实很复杂，一时难以厘清，现交予专家深究。
而对于顾炎武，内乱使之失去了顾族庇护，让叶方恒有了可乘之机，趁机攻击构陷，肆无忌惮。顾炎武几乎处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上。从其牢狱之灾的脱解观察，顾氏借的是外界友人的力，而除了顾兰服外，没有发现族亲的影子。这让顾炎武伤透了心，直到晚年仍然耿耿于怀，不肯落叶故里。
至今思及，仍然是一个亲痛仇快的悲剧！但依照当时形势及顾氏率真性格，悲剧似乎难以避免。其生存环境严重受损，一时很难恢复！
（四）
对于顾炎武北上，有学者分析之，是怀揣使命，北上寻找“反清复明”之道。此说，对照其志向和经历也能成立。但笔者以为，应列其后，首先是生存、安全的需要。根据“马斯洛”的学说，安全、生存是第一位的。因为迫在眉睫的，是如何摆脱叶、陆仇人的迫害和家族排挤。当然，其选择北游，更像是一种复合式的追求，“反清复明”这一点，聊胜于无。
此时已经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军入关已经13年，反清斗争渐趋归于沉寂，满族已经抵定江山，顾炎武应该明白此路的渺茫。十几年间，在天塌地陷的朝代更迭中，他又投笔从戎，参加多次反清起义，往来于昆山与多地之间，踪迹迷离，也没见载于文字记录中……因而，顾炎武被认为是清初行迹最神秘的大儒。
他的离乡，也是其抗清理想的破灭。1644年，明室覆亡，清兵南下，江南屡遭兵燹。尤其是剃发令颁布后，激起民间大规模的反抗，遭至了多处血腥屠城。其中“嘉定三屠”就在昆山不远处。而昆山也于不久陷落，2.4万居民被杀，两个胞弟及好友吴其沆战死，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一周后，嗣母王氏藏身于昆山、常熟两县交界的荒村——语濂径，因绝望而绝食殉国。临终嘱咐跪伺在侧的嗣子：“勿为异国臣仕！”就是不做清朝的官！
剃发令
此年他31岁。天塌地陷的朝代更迭，让他铭心刻骨。
他及战友们的冒死奋争，屡屡失败，几至靠山山倒、靠水水流，秀才造反，永无希望！在明清代序之际，这位具有忠义精神的秀才，体味到的如同巴金笔下的家春秋+杜甫的国破山河在！ 然而梦想与实践一次次破灭！他在受挫中曾经意识到，“反清复明”或许是填海一样的渺茫，但他矢志不渝！今天，我们品读到的《精卫》一诗，就是其在失败的落寞中写就以自慰，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从1641年至1657年的16年间，顾炎武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家族分裂、至亲被杀、明朝灭亡、举城流血、抗清失败、身陷囹圄、南京遇刺……中年顾炎武，体尝到国破家亡，家无可恋！面对故土，他已经了无牵挂，停留不再有意义！
而他的出游，在历史上并非孤例，大概受到了司马迁、徐霞客影响，叔祖和嗣母教诲，已经在其灵魂中发芽。其选择的方向是北上，而非西进南下，则说明他对北方的希冀和某种好感。陈友乔、黄启文分析，“他之所以走上北游这一条 ‘不归’路 ,地域倾向性是众多原因之一。顾炎武是南方人，但他对南方心存偏见，而钟情于北方，尤其是西北，至死也不肯回故里昆山。[9]”
他的离乡，也是对其错综复杂矛盾的解构。因为继承家产及典田一事，致使家族纷争，亲族与他反目成仇；进而导致顾叶、主仆之间的殊死较量。在与多方争斗中，他已经伤痕累累。这位儒生似乎意识到，在处理这些内外冲突上，他并非俗界能手。而且命运之神并不眷顾与他。与其这样沉溺于俗世，不如解脱出来，重回到学术之中，以学术尝试救国。
如此思考，为其带来的是一次人生大转身。
（五）
清顺治十四年（1657）秋，史载江淮一带大雨连绵不断。在一个大雨瓢泼之日，顾炎武这位“狂生”，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乘船毅然离开了金灯。出发前，他将昆山遗留房产变卖，怀揣1000余两银票，与发妻王氏和叔父顾兰服、挚友归庄辞别后，掉首北上。
事后有研究者分析，“内乱引起外夺，内外兼逼，顾炎武在故乡无法存身，不得已弃家北游。[p]”还有人明确指出，“顾炎武离开江南‘文献故里’，首先是为避仇，其次才是为读书。[9]”
在大雨中，这位走投无路的狂生由乘船改为徒步，一路向北疾行270里，瓢泼大雨把脚也泡肿了。等到雨歇，已经抵达山东境内。也许，他的北行，未必能够明白其中的意义；也许要等到20余年后，他方悟出，正是那次大雨中近乎绝望的突围，让他开启了这位狂生的大儒之路！
时隔363年后，笔者思及他的这个举动，竟然会惊叹不已。国家不幸诗家幸，顾族不幸学术幸！顾炎武北上之路是学术大成之路。其中离家的动力多是来自于反作用力，既有族人排斥、仇人逼迫，也有对家乡的伤心绝望，这从其著述的字里行间中能够嗅出。直到晚年，他都不能对家族纷争这件事释怀。
而他的出游，在历史上并非孤例，譬如司马迁、徐霞客，还有嗣祖和嗣母教诲，已经在其灵魂中发芽。唯一的争议点，其选择的方向是北上，而非西进南下，则说明他对北方的希冀和某种好感。陈友乔、黄启文分析，“他之所以走上北游这一条 ‘不归’路，地域倾向性是众多原因之一。顾炎武是南方人，但他对南方心存偏见，而钟情于北方，尤其是西北，至死也不肯回故里昆山。[10k]”
他的离乡，也是对其自身性格及其遭遇的复杂矛盾的解构。对于顾炎武习性，早年就因他与同庚挚友归庄反清复明、藐视科举，而获“归奇顾怪”[11]一说；而后又“疏离祖居地，而对客居地产生认同感”[12]，对此，孙静庵总结道：“炎武生性兀傲，不谐于世，身本南人，好居北土，尝谓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麦跨鞍。’[13]”
透过其奇特的性格，又能发现其经历中透出的深刻的逻辑关系。因为继承家产及典田一事，致使家族纷争，亲族与他视若寇仇；进而导致顾叶较量，加上抗清失败，在与多方争斗中，他已竭尽全力，伤痕累累。以笔者判断，在处理这些内外冲突上，他并非俗界能手，而经常意气用事；面对山河破碎，他更是难有作为。与其这样如行尸走肉，不如归隐学术，按照弱冠时代的理想，来一次人生大转换。
顾炎武故居
于是，在他45岁的壮年，他就决然离去，再没有回返。直到25年后的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农历正月初八，顾在山西曲沃坠马病倒，于次日凌晨溘然病逝。之后由嗣子顾衍生扶棺南归昆山故地。
需要交代的是，那个凶恶的叶方恒，在1658年高中进士后，也离开昆山，“携家赴任，时移事易，怨仇消泯”[14]。叶方恒先后在贵阳、山东任职。后来在济南任职，此时顾炎武就活动于济南附近。终于有一天，即康熙十二年 (1673 年)，叶某主动示好，邀请顾炎武“同游泰山”，顾炎武婉拒之。叶方恒邀他，显然是希望与他冰释前嫌。其中原因也许是良心发现，觉得他的做法太过分，或者还有其他政治考虑，譬如顾及顾氏影响力和其外戚势力，顾炎武有三个外甥中进士后，在京城仕途正盛，此为煊赫一方的“昆山三徐”，其中徐乾学已经是当朝大学士。虽然叶氏与徐也沾亲带故，但顾、徐的甥舅关系更为亲密，叶氏不能不投鼠忌器，主动缓和之。见顾炎武没有理会他，叶氏又带着厚礼亲到馆驿看望，正好顾外出未归，二人未能晤面。[15]此后，顾叶之间的仇怨逐渐冰消，算是一段江湖佳话。
虽然那个肇事的堂兄顾淮早已入寺院做了和尚，但顾炎武与族人关系却没有改观。如赵刚分析的，“家难的阴影似乎伴随着他整个后半生，这从另一角度说明，顾炎武之所以不敢南归，主要作祟者是他的族人，而非叶方恒。至于叶方恒，他同顾炎武的冲突是顾氏家难的延伸，除经济纠葛外，不存在类似顾氏族内的‘不戴之仇’，一旦时过境迁，自可言归于好。[16]”
（六）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顾炎武，字亭林，清初三大学者之首，爱国思想家，国史上的七十二大儒之一。在他去世时，虽然在民间颇有些名气，但在体制之内并无什么地位。顾氏坟茔冷清于昆山故里，无人光顾。但他的名声在却道光年间，开始愈来愈显，其契机就是民族危机的加深，士子们开始上书呼唤“顾炎武”这个名字。顾炎武开始透过尘封的历史，散发出思想的力量。民国4年（1915年）五月，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不平等的21条后，举国大哗，维新派、革命派均奉之为圭臬。梁启超根据顾氏的《日知录》卷13中的一语，“保国者，其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尔矣”，将其归纳为八个字，而后响彻了整个近代中国，直至今日，那就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此后，中国人知道了落魄的民间儒生顾炎武。知道了他的“经世致用”之学！知道了在漂泊流窜中仍胸怀天下的那位明末遗民！此后，天下知识分子在其思想力量的感召下，行动起来，加入到救国图存的运动之中。
他的思想整整影响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人。
走进国家图书馆，那里摆放着这位狂人的著作，竟达370卷、1200万字，其中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等等！他北漂25年，完成了一个学术机构方能完成的皇皇巨著。其学术研究之广渗透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他以遗民自居，终身活在其“明道救世”“重回明朝故国”的理想中，面对复国大业的无望，他由政治遗民转为文化遗民，仍然恪守节操，且矢志不移。他背负着十字架，始终不与清朝政府合作，多次拒绝清朝的延揽，独自踽踽于民间荒野之中。如其诗文所述，“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17]
顾炎武直到晚年，其期盼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而他已经垂垂老矣，“衰疾渐侵，行须扶杖 ”[18]。以世俗考量，顾炎武走过的是“异于常人”的奇特人生，其中无处不是大尴尬和大落魄！
值此明亡清继，他不能与时俱进，而是选择至死不仕清，终身没有体制身份；他没有科举功名，终身以遗民和士人身份自居，“身沉心不改”；他出生望族富室，却经济窘困，即使老之将至、发妻去世，悬于北国而无法南归故里；他半世飘零，没有安身之家，仅有一嗣子和一堆书卷相伴；他从狂生到儒生，从抗清志士到江湖游客，除了浪得浮名，世俗人生近乎于失败！他没有重回大明，反而与清代沉沉地持续下去，并成为一个多余的“前朝遗民”！他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却不能安身立命，拥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他以汉代郑康成为偶像，其心思、性情却少有人理喻，多以怪人视之。
对于离乡北游，他并无悔意。其至友归庄也持类似观点，他曾在给顾的信中说：“使兄不遇讼，不避仇，不破家，则江南一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
顾炎武游学北方，漂泊江湖，或旅行，或读书，或交游，成就了其学术人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继往开来，而后学有大成，使顾炎武成为清学之开山始祖！秦晋是其羁留之地，河东是其魂归之土。他的价值观，显然是从人生大理想处来衡量的；却是在世俗中体尝过多的苦涩心酸。
生前死后，造成其人生价值的巨大错位。
其命运犹如西人梵高！
至此，笔者似乎能够与之灵魂走近。其经历充满了矛盾性，在清初文人中最为奇特：从昆山狂生——抗清志士——朴学大师，他的人生波澜壮阔，为天纵之才。他是当世的落魄人，又是后世民族精神的承载者。他以一介匹夫存世，却在历史的紧要处，以匹夫有责的情怀济责天下！试问，如此汪洋恣肆的人生，清初能有几人乎？！
晚生徐储在路经山西曲沃，在宜园废址上凭吊这位清初客居于此的江南大儒时，曾赋诗：“去国真怜著作才，穷愁投志此山限，抵今绛侩余清波，想见先生洗砚来。” 诗中的追念之情，溢于言表，让后世晋省学人感同身受。
收笔之时，笔者重新调出中学时代的顾炎武画像，眼前的此人不再是莫名其妙，其五官中透出士人那股忧国忧民的气质，保持着“纵往观来”的姿态，兀自静静地望着我，让笔者感受到了其灵魂之分量。
最后，让我们拜读一下顾炎武留给世界的那首《精卫》诗吧：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
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雀来燕去自成窠。
参考文献
[1]陆清献：《日记》，引自王遽常辑注、吴丕绩标校《顾亭林诗集汇注》第449-4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王蘧常辑注、吴丕绩标校：《顾亭林诗集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49—450页。
[3]赖浩然，《恶奴欺主，顾炎武被迫离乡》，《文史博览》，2017年第2期。
[4z] 参见顾炎武：《答再从兄书》，《蒋山佣残稿》卷一,《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5]参见马一平：《顾炎武家世新考》，《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第35卷第3期，2018年6月。
[6] 参见顾炎武：《与归庄手札》，《亭林佚文辑补》，《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7][h]毛亦可：《顾炎武佚文〈寄子严书〉考述——兼论顾炎武立嗣孙对清代嗣法的影响》，《清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97页。
[8]毛亦可：《顾炎武佚文〈寄子严书〉考述——兼论顾炎武立嗣孙对清代嗣法的影响》，《清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97页。
[9]参见徐奉先：《论顾炎武读书、游历与治学之关系》，《云梦学刊》，第33卷第6期，2012年11月。
[10]陈友乔、黄启文：《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地域倾向性探析》，《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12月，第10卷第4期。
[11]参见清·江藩：《汉学师承记·顾炎武》，其中有“相传有归奇顾怪之目”。
[12]参见陈友乔：《顾炎武北游不归之原因探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第36卷第2期。
[13]参见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二十六，《顾炎武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14]顾衍生：《顾亭林先生年谱》不分卷，第 648、653、659、665 页。
[15] 参见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蒋山佣残稿》卷二《与叶嵋初 》，中华书局，1959年版。
[16]参见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1983版。
[17]参见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中华书局, 1959年版。
[18]参见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蒋山佣残稿》卷一，《与李中孚》，中华书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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