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司马迁与《史记》的故事

  本来历史的记载通称史记,但在三国时,当史书从六艺的春秋类独立出来,蔚然成类,即经史子集四部的史部问世的时候,出于对史书做出开创之功者的尊崇,司马迁所撰写的史书因之获得了《史记》的专名。从此,史书不复有史记的通称。而司马迁史书的本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反而湮没无闻。

  司马迁的幸与不幸

  历史有情,记忆下司马迁的贡献,给予了他应有的地位。就此而言,司马迁是幸运的。当然,司马迁的幸运并不只在于其身后,在没有身陷李陵事件之时,他也可谓上天眷顾的宠儿。出身史官世家,欣逢盛世,能优游探访大江南北,亲聆故老耆旧言论,网罗天下散失的史籍与传闻,考证前人事迹,考察成败兴衰之理;能向董仲舒、孔安国等请教学问,识今文古文之旨;能亲闻樊哙之孙谈汉初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能亲见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日后他为之辩护的李陵同朝为官;能继承父业,得以窥金匮石室之藏,立下述往事思来者的雄心壮志。平生唯恐辜负先人,不小心成了“隳先人之言”的罪人。命运无情,他后来确实成了“罪人”,但不是辜负先人的罪人,而是汉武帝的罪人。不负先人反倒是他生存于世的最大精神支柱。

  不过,古往今来,能得上天眷顾终始的,难有几人,所以司马迁的幸运到为李陵辩护时就告止了。因此,司马迁又是不幸的。朝堂上下各种矛盾斗争在加剧,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堕入漩涡。同时,这个时候的史官已不复有盛时巫史合一的至上荣光。对司马迁来讲,更糟的是,为素无往来的李陵辩护,使他卷入了朝堂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触忤了盛世君王汉武帝,自己却无钱以赎,落得个接受腐刑的结局,从此烙上最耻辱的印记,背上人生最大的精神包袱。

  然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始终是儒家的崇高理想,“立德,立功,立言”向来就是井然有序的士人遵奉的三不朽。此三不朽,立言最次,似乎容易,却实为最难。能立言者必有德,立了言传之后世,必然有功。但这立言却最易祸己。在了却生命还是继续生存的两难下,司马迁义无反顾决绝地选择了以“立言”来延续自己本该放弃的生命,因为人虽然最终都会回归尘土,但终究是有鸿毛泰山之别的。这正如管仲不死,其不死之效功在千秋——助齐桓公霸诸侯、匡天下,免于国灭、民风民俗改变的命运,至孔子之世仍享受其余泽。为此,他呐喊出“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并付诸实践。探讨天道人事,古今中外,兴衰成败。成一家之言,于是成为《史记》的终极追求,融入了司马迁的爱恨情仇。

  成一家之言

  于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项羽、吕后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退处士而进奸雄,叙述货殖崇拜势力而以贫贱为羞,这些均使其足以成一家之言。项羽虽然失败,却不失为英雄。吕后虽然没有公然称帝,却是实际的统治者。陈涉虽然出身农民,但首举义旗率先称王,孔子八世孙孔鲋都乐意为他所用。为他们立本纪、世家,确然符合实际。成一家之言之誉,司马迁实当之无愧。而纪传体体裁为司马迁首创,且历2000年为各正史承绪而不更,更是一家之言的表现。即使不用其体例者,也对其甚是嘉赞。

  不过,成一家之言并非易事。勇敢和怯懦的界限,生死之间究竟该何去何从,一部《史记》便是司马迁对此的回答。死,需要勇气,但死不难,如何处理死倒是最难的。伍子胥不死是勇敢的,韩信忍胯下之辱是勇敢的,李陵不死降敌也是勇敢的。所以,司马迁自己能忍受最大的人生悲哀,没有选择死。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才是司马迁死和生的界定标准。他要勇敢面对人生,完成父亲的重托,成就一家之言。这是先人的事业,家族的事业,乃至天下的事业。他的勇敢和怯懦是以贡献与不朽来论定的,并且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中了。

  故而,李陵败降,他认为是忍辱待时报效汉室。因此,当汉武帝就李陵败降一事垂询于他时,他竟然说出了这骇人听闻、有伤汉武帝雅听的、给自己带来天大祸患的见解,而这个李陵与他并不是私交好友。故而,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受困后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后作《离骚》,这些身处逆境而坚忍不拔者,都是他高度赞扬的楷模,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与榜样。不过,这里面当然也不免有司马迁愤世嫉俗的一面。

  至于那些为正义、为理想、为家国奋斗抗争的人物——晋文公流亡19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苏秦以椎刺股苦学,先国家后个人的蔺相如、刺杀秦王的荆轲、自荐出使楚国解国难民危的毛遂、震慑匈奴却一生不得封侯最后愤而自杀的李广等,这些奋发图强、锐意进取的灵魂也是司马迁笔之所爱,这些人不屈不挠壮美崇高的人格,都被司马迁以凛然之笔,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史记》中。同时,司马迁也给末路英雄留下了空间。项羽别虞姬是美的,他不过江东也不失为壮举。项羽最失意之战,正是司马迁最得意之笔,不无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概。

  良史之责史家直笔

  由此,揭露统治者的丑陋,抨击时弊劣政,痛斥贪官污吏,也成为司马迁的职责。他讥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流氓无赖,挖苦汉武帝的迷信鬼神、好大喜功,并以细腻的笔触剖析了宫廷的血腥,揭露弊政,勾摹各色官吏真面目。司马迁依循的是良史之责,遵循的是史家直笔。所以他对《禹本纪》《山海经》所记怪物,不敢轻言。当然,《禹本纪》《山海经》自有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与土壤,它们是当时先民对世界朴实认知在文字上的反馈。自孔孟以来至董仲舒,儒家的正统观已然形成,司马迁其表看似偏离,但其本与时代并无二致,否则正史不会以他的《史记》为宗,列之第一,所以司马迁必然如孔子一样不语怪力乱神。

  一部《史记》,有学者称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当然,《史记》并非尽善尽美,司马迁的天命观是非常浓厚的。他的“究天人之际”,是与“天人感应”联系在一起的。故而,天会垂象,秦并天下是天命,而他的命运当然也是天注定的。所以他要认命,仍一如既往心甘情愿货与汉武帝。但另一方面,他内心又非常纠结,于是他把自己的种种纠结写入了书中。

  大地无言,山川静默。当年司马迁在如屈原般悲愤凄怆的境地下,以执着的史笔,以优美的文采,成就了《史记》,未来的岁月则渐次赋予并加深了它的底蕴,给予了它永恒的历史命脉,使它成为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一个依托。“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之作结,无疑最得其真,尽揭其神。

来源:学习时报 陈晓华

陕西网韩城站(编辑 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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