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东吴领袖孙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一般都会觉得虎踞江东的孙权是一个善于识才用才的明君。其实,历史上的孙权和封建时代的许多创业之君一样,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其一生作为,充满了矛盾。在人才问题上,他就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

首先应该肯定,孙权确有识人之鉴、用人之明;特别是在关系孙吴集团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一优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先后重用的东吴四任统帅——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可以说是选拔得当,并称其职,均为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周瑜在赤壁之战中以弱击强,大败曹兵,不仅维护了孙吴集团的生存,而且为三分天下奠定了基础;鲁肃不仅早就向孙权阐明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天下大势,提出了“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方针,而且在其执掌兵权期间,坚持联刘拒曹,巩固了东吴的基业;吕蒙偷袭荆州,实现了孙吴集团多年来一直追求的占据长江的目标,大大扩张了它的势力范围;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蜀军,以后又屡次击败魏军,成为支撑东吴江山的栋梁。

对于这几位杰出的人才,孙权放手使用,尊崇有加,甚至脱略行迹,恩礼备至。对周瑜,他视之如兄,亲厚异常;当周瑜去世时,他“素服举哀,感动左右”;直到多年以后称帝时,他还颇为动情地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周瑜传》及注引《江表传》)就连周瑜的子女,他也特别关照。对鲁肃,他始终待以殊礼,比之为东汉开国功臣邓禹;当他称帝时,也没有忘记鲁肃,对众公卿说:“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三国志·鲁肃传》)对吕蒙,他十分赏识,认为其“筹略奇至”,仅次于周瑜;当吕蒙病重时,他极为关切,以重金召募医者,千方百计为之治疗,并随时观察其病情,见其能吃东西便喜笑颜开,否则便坐卧不安,夜不能寐;吕蒙病死,他痛哭流涕,悲不自胜(《三国志·吕蒙传》)。对陆逊,他倚为干城,极为信赖,特地把自己的印留一枚在陆逊身边,每当与蜀汉交往书信,总是先请陆逊过目,若有不妥,径直改定盖印发出;黄武七年(228),魏国大司马曹休率大军南侵,他以陆逊为大都督,统兵迎击,并亲自为之执鞭:以后,他又让陆逊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总督军国重事。

如此厚待辅弼之臣,实在难得,所以后人往往传为美谈。然而,孙权也有不敬才、不爱才的时候,有时甚至发展到忌才害才的程度。试看以下几个例子:张昭,东吴的开国元勋。早在孙策创业之初,就任命他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张昭传》)。建安五年(200),孙策受伤身危,把年仅十八岁的孙权托付给张昭,慨然叮嘱道:“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张昭传》注引《吴历》)孙策死后,张昭当机立断,叫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孙权上马巡军,并命令各地将校各奉职守,迅速稳定了局势。以后,他又忠心耿耿地辅佐孙权数十年之久,在东吴享有很高的威望。然而,由于张昭性格刚直,常常犯颜切谏,使孙权下不了台;孙权对他既不太满意,又无可奈何,便采取让他坐冷板凳的办法。孙权初置丞相,张昭乃众望所归,孙权却任命了孙邵;孙邵卒,百官再次推荐张昭,孙权却又用顾雍为相;不让张昭当丞相也就罢了,可连“太傅”、“太保”之类荣衔也没授予,只给了他一个“辅吴将军”的官号。如此措置,未免有些薄情。《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由此认为孙权的胸襟气度不及其兄孙策。

虞翻,东吴的大学者,勤于治学,著述甚丰,并乐于奖掖后进。孙策夺取会稽郡后,自领会稽太守,以他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然而,由于虞翻“性疏直”,不会察颜观色,因而在孙权手下一再倒霉。孙权掌权不久,以他为骑都尉;他屡次犯颜谏争,使孙权很不高兴,加之又遭同僚毁谤,他竟被贬到丹阳郡泾县,多年不得任用。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袭夺荆州,因虞翻兼通医术,请他随行,才使他摆脱禁锢。孙权封吴王后,大宴群臣,半醉之余,亲自行酒;虞翻偏偏不赏脸,假装酒醉伏地,不接受孙权斟酒,等孙权离开,他才坐起来。这一来,孙权勃然大怒,拔出宝剑,要亲自将他斩首。大农刘基抱住孙权,请他勿杀善士,孙权竟振振有词地说:“曹操尚且杀了孔融,我杀虞翻又算得了什么?”经刘基苦苦谏阻,他才宽恕了虞翻。但积怒在心,终难消释,最后还是把虞翻放逐到偏远的交州,死后才许归葬故里(《三国志·虞翻传》)。

张温,孙吴集团的后起之秀,才华出众,张昭、顾雍等大臣都十分推重。孙权开始征拜他为议郎,不久又提拔为选曹尚书(主管官吏的选拔任用),徙太子太傅,一度甚为信任。可是,由于张温出使蜀汉后,对诸葛亮的为政有所称美(《三国演义》第86回写到此事),孙权竟因此而暗生疑忌;又担心张温声名太盛,“恐终不为己用”。于是,他就借张温举荐的选曹尚书暨艳得罪之机,诬指张温“专挟异心”,“无所不为”,将其罢黜还乡,使这位英杰之士在抑郁寡欢之中罹病而死(《三国志·张温传》)。

对于陆逊,上面已经说过,孙权曾经尊崇得无以复加。但当孙权第三子、太子孙和与第四子、鲁王孙霸争宠时(原太子孙登于赤乌四年(241)病逝,孙权乃于赤乌五年(242)立孙和为太子),陆逊为了维护孙和的正统地位,一再上书,建议对二人“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孙权不仅不听,而且屡次派遣使者上门诘责陆逊。陆逊忠而获谴,愤懑而死。后来,孙权终于认识到自己对不住陆逊,曾流着眼泪对其子陆抗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总算认了错。

对比孙权在人才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表现,可以看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他的识才用才,主要见于他黄龙元年(229)称帝之前,也就是他四十八岁之前。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身处内忧外患之中,锐意进取,开土拓疆,深知人才之难得、之可贵,因而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并能做到用而不疑,对某些人才的缺陷也不吹毛求疵,遂使江东人才济济,雄视魏、蜀。而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中,由于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对稳定,他承受的压力有所减弱,而又久握权柄,唯我独尊,于是骄矜日甚,怠惰渐生,礼贤下士的风度消磨殆尽,忌才害才的行为却多了起来。所以陈寿在《三国志·吴主传》中这样评论他:“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

是的,在人才问题上,他同那位“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越王勾践相似,也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创作中,将孙吴集团置于陪衬的地位,加之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充分展示孙权性格的各个方面,而只能选择和强化其性格的某一两个侧面。经过这种选择和强化,孙权的“明主”形象逐步凸现,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却遭到削弱。这真是一种不得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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