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是封建时期的一大象征，他们享受最好的待遇条件，做着统治天下的工作，也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皇帝的数量可谓是数不胜数，他们当中，有的英明神武，缔造了百姓和乐的盛世；有的软弱无能，沦为权臣的傀儡；而还有一些帝王，他们性格凶暴、手段残忍、浪费民力，招致天下人的不满，他们便是暴君。
要说暴君，我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如夏朝的亡国之君夏桀、商朝末年作恶多端的纣王、三国时期东吴的孙皓等等。在后人的笔下、口中，他们便是恶的象征，他们所在王朝的灭亡则是上天做出的正确处罚。除了他们，隋朝的隋炀帝杨广也被认为是导致王朝覆灭的昏庸君主。那么，隋炀帝杨广真的是荒淫无道吗？其实，被骂了上千年的杨广，可能在有些地方是被世人冤枉了。
在后人的评价中，隋炀帝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从品性到行为上都是劣迹斑斑，然而，我们如果从辨证的角度来看，他所做的事情并非都是十恶不赦。举例来说，被后世唾骂千年的京杭大运河修筑工程。早在春秋时期，为了方便通航，最早的京杭之间的运河便被陆续开凿，到了隋唐，隋炀帝杨广对它十分上心，几乎举全国之力来完成工事。
因为沟通南北实在是项艰巨的工程，所以隋炀帝不得不征发了大量劳力，而当时条件恶劣，不少人累死、病死在半途，再加上据《隋书》记载，他还”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准备乘龙舟沿运河而下，游览江南的美好风光，后人们纷纷指责隋炀帝对人民不加以爱惜，只顾着自己享乐。
不过，当晚唐诗人皮日休经过属于大运河一部分的汴河时，一向以体恤百姓闻名的他却感叹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人们都说，隋朝灭亡是因为杨广执意修造大运河，耗费了国力，累积了社会矛盾，然而，两百多年过去，却有大批的百姓因为运河得到了便利，运河的航运功能，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岗位，也让许多人赖以维生。
此外，运河的功能和意义还远不止如此。众所周知，隋朝本是脱胎于北周，北周则是在消灭北齐后统一了北方，开皇八年（588），隋军南下平定了割据江南的陈朝，统一了整个中国。然而，当时南北间的联系并不强，刚刚归附的南方士族仍然心存异志，如果不赶紧加强南北联系，那么分裂是极有可能短期内再度发生的。
正因如此，建造大运河势在必行，等到南北能够直接通过运河连通，那么曾经割据南方的政权想要借助长江天险固守就会困难许多。作为从小接受教育的君主，杨广不可能脑子里只有玩乐，他执意修建运河，肯定有着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当然，他为了能早日完成目标，全然不顾及施工者的伤亡，这是很值得批判的。
第二点，便是杨广在位时的三次征讨高句丽了，征讨高句丽被普遍认为是劳民伤财、徒劳无功的行动，而杨广也因此常受批判。从大业八年（612）到大业十年（614），隋炀帝在三年内发动了三次征伐，不过，却始终没有取得什么拿得出手的战果，许多人不假思索，便将出师不利的责任全部怪罪在了杨广的头上。
所有的罪责就应该算怪杨广吗？或许不然。隋军征讨高句丽，是从隋文帝杨坚时便开始的，至于原因，一是高句丽占据着自古以来归属中原王朝的辽东之地，二是它常常出尔反尔，对隋朝举止不敬。到了隋炀帝时，高句丽再度仗着地处偏远而言行不恭，作为庞大帝国的统治者，杨广当然不允许这样一粒沙子进到眼睛里。
隋军征讨高句丽也确实困难重重：一是路途遥远、长途跋涉消耗体力；二是气候恶劣，士兵们难以承受严寒；三是补给线长，大军需要从远方调集粮草，运输压力大。除此之外，三次征讨高句丽时，国内都发生了叛乱，这让隋军不得不分心回救，而且，高句丽频繁采取兵临城下时投降，士兵撤离后复叛的战术，导致隋军常常无功而返。
在征讨高句丽这件事上，没有权衡利弊，有效指挥和组织的责任要怪到杨广头上，可他并不应该被迫承担”全责”。
作为亡国之君，隋炀帝被新建立的唐政权或多或少抹黑，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唐人所编史书中他的恶劣形象，直接导致了后人的风评中，他就是完完全全的昏君、暴君。隋炀帝并不该为所有事担责，他的确为人暴躁、行事急躁，但他也确实为后世做出了贡献，留下了自己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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