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重温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故世称涑水先生。他是七岁便因破瓮救友而名震京洛的机智少年，是编纂巨著《资治通鉴》的史学家，是北宋四朝重臣。他一生正直磊落、忠心为国，“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这是《宋史》对他的高度评价，他也成为后人心中理想的文人士大夫形象。
今年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年，让我们重温他的故事，从中汲取精神养分。
“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
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对司马光如此评价：“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司马光受家庭熏陶，忠厚笃诚。
据宋邵博《闻见后录》记载，司马光五岁那年，有人送来一些青胡桃，他和姐姐想吃，却剥不开皮。姐姐有事走开后，家里仆人用热水烫开了青皮。不一会姐姐回来了，问他是谁想出的办法，司马光逞能说是自己。事情的经过正好被父亲看到，他厉声斥责了司马光。严厉的批评让幼年的司马光记忆深刻，“光自是不敢谩语”。
司马光将“君实”作为自己的字，也许正是提醒自己做到时时、事事要“实”。后来有学生请教他修身之道，司马光说：“其诚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
时任并州知州、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的庞籍与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是好友。庞籍经常到司马光家做客，与司马光接触颇多。庞籍是个慧眼识才的人，他看到司马光品行端庄，天资聪颖，征召他为并州通判。麟州屈野河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蚕食这块地方，成为河东大患。司马光建议，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招募百姓耕种，耕种的人多，那么买进粮食的价格就会低，也可以渐渐解除河东高价买进粮食远距离运输的忧患。庞籍采纳了他的建议。麟州守将郭恩勇猛但轻敌，连夜率部渡河筑城，却没有设防，结果被西夏军围歼。庞籍对这次事件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因此获罪去职，而司马光幸免无事。之后，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表明郭恩覆灭是自己的过失，庞籍是出于保卫边防的忠心，“过听臣言，以至于此”，愿意承担首要责任。但是朝廷没有答复。后来庞籍去世，司马光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司马光与政敌王安石之间的交往，更能体现他的诚与实。二人一个保守，一个激进，但均是竭诚为国之人，只因政见不同成为“对头”。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司马光回绝：王安石没有私心。司马光还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传来，司马光深为悲憾。他担心王安石可能会遭受小人的鄙薄和诋毁，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
司马光生在官宦之家，但父亲司马池的清廉与俭朴对他影响深远。他深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能立名成业，侈必堕落自败”。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
司马光无论早年做地方官吏，还是后来任高官要职，一直是“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宋仁宗深知司马光生活窘迫，临终留下遗诏要重赏一批像司马光那样功高德劭的重臣。司马光率领同僚三次上书，劝谏说：“国家还有大的忧患，内外贫乏，不可专门效仿乾兴的旧事。如果必须赠送、赏赐，应准许大臣向上进献所得赏赐的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但一连几次均未获准。最终，他将朝廷对其赏赐分作两半，一半充作办公经费，一半用来补贴贫困亲友，自己则分文未取。
他在洛阳闲居时，好友范镇来看他，走进屋内，除见到四壁的书架上摆满图书之外，别无他物。床上的被褥已经破旧，让人感到寒酸。范镇深感司马光太清苦，返回许州后，让夫人做了一床新被子，托人捎给司马光，司马光非常感动，在被头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此物为好友范镇所赠。并一直用到去世。
做官几十年，司马光只在洛阳有田三顷。妻子去世时，家里无钱办丧事，只得典当薄田置棺埋葬。而司马光临终时，一朝宰相家贫如洗，只有枕间《役书》一卷。
于物无所好的司马光，却“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南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了他苦学的故事：“司马温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也留下了司马光的学习方法：“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从小醉心史书的司马光尤其喜欢《左传》。《司马光传》中曾记载过他童年读书的一个片段：“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在洛阳独乐园编纂《资治通鉴》时，司马光让工匠在园中挖了个大坑，砌成一间地下室，作为写作之所，美其名曰“壤室”。地下室冬暖夏凉，又无人打扰。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照之下，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邵雍向富弼讲洛阳新鲜事说：“近有一巢居，一穴处者。”
司马光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还怕自己因疲劳睡过了头，耽误编书，特意叫人用圆木做了个枕头。木枕又圆又光又滑，稍稍一动，头即落枕，人便惊醒，于是便可继续起来伏案编写。后人称此枕为“警枕”。据说仅编写《资治通鉴》的草稿就堆满了两间房子。
除了《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著作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书法、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留下了《潜虚》《涑水纪闻》《司马文正公集》《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医问》，等等。
《宋史·司马光传》称司马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
“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今”
司马光20岁就步入官场，做过县官、州官等地方官，更多是在京中做朝官，在多个部门任过要职。司马光又是一位历史学家，通观古今，对治国安邦的方略有深入的研究。他秉性刚直，勇于坚持原则，敢于弹劾、批评权臣。1061年，皇帝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兼同知谏院”，这给司马光建言献策提供了平台，他赋诗明志：“恩与乾坤大，身如草木轻。何阶致明主，垂拱视生平。”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和施政理念。宋代的科举制基本上是承袭唐制，注重辞赋的优劣。司马光认为辞赋是文人的事，当官要德才兼备。他在《论举选状》中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最后才是艺能。“明经”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主张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1061年，苏辙在科考的答卷上批评皇帝不关心边防、沉湎后宫、赏赐无节。胡宿等老臣认为此人狂妄大胆，对皇上不恭，不可录用。而司马光则认为，苏辙直陈朝政弊端，正是忠臣之本色，是“德行”之优者。仁宗皇帝正欲改革积弊，赞成司马光的观点，苏辙被录取了。
司马光除了关注皇帝修身、皇位继承、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民众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这种心系民众的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等奢侈之风，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王安石变法时，因政见不同，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可见司马光著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种方式。耗费19年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后，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第二次回朝为相后，朝廷对他非常器重，他也成了有“国际”声望的政治家。西夏、辽国的外交官到了宋朝，一定要探问司马光的健康状况。西夏和辽国的皇帝还一再叮嘱本国的边防军：“现在司马光当了宋朝宰相了，你们千万不要挑起边境事端，免得惹事上身。”
司马光更是以身报国，不分昼夜地劳累工作。不少人见他身体羸弱，用诸葛亮吃得少而事情多的例子，劝他引以为戒。司马光却说，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事，别去管它。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弥留之际，司马光说的还都是朝廷、国家的大事。难怪名相韩琦当初盛赞司马光“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今”。
1086年9月，司马光去世。临终前，他嘱咐儿子司马康：死后仍穿平时衣服，盖上范镇赠送的被子，将他的灵柩运回老家，予以薄葬。太皇太后听到司马光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和皇帝立即去吊丧。京城的老百姓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前去送葬的人哭得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送自己的亲人。朝廷赠封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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