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李白齐名，同为唐诗两座高峰之一。毛泽东为何不喜欢杜甫，扬李抑杜？ 杜甫一生穷苦潦倒，毛泽东却说他“站在小地主的立场”，依据何在？
毛泽东评点原文
◎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杜甫的诗哭哭啼啼，不甚喜爱。
◎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杜甫简介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唐代大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７岁开始学诗，１５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２０ 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７３１）至天宝四载（７４５）。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第二次漫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看到了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年，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两人分手，此后再没会面，杜甫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此时已写诗数百首，除《望岳》等少数诗较杰出外，其余的水平尚不突出。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到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１０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出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这一阶段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于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够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年（７５６）至乾元二年（７５９）。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饰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年（７５７），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阶段杜甫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２００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７６０）至代宗大历五年（７７０）。１１年内，杜甫在蜀中８年，在荆、湘３年。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建筑了草堂，先后在此生活了５年，结束流徙，较为安定。此间写出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名篇。
代宗宝应元年，杜甫又流亡到梓州、阆州。次年春，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中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又引起杜甫的忧虑。
广德二年（７６４）春，杜甫回到成都。时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因不惯于幕府的生活，干了几个月便请求回到了草堂。第二年，因严武去世，失去依靠，杜甫又开始流浪。到过云安，又到了夔州，在夔州期间，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不断缠绕他。杜甫因这里气候恶劣、朋友缺少，便于大历三年（７６８）起程出峡，到江陵。后又到岳阳，写出生动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５９岁。他逝世前写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４３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８１３），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杜甫在这１１年内，写诗１０００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２０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诉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贫困之境而无厌世之心；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诗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至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试 析
杜甫被世人誉为“诗圣”，唐诗的一座高峰。但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却不高。
１９４２年４月，毛泽东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答：“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同诗人臧克家、袁水拍等人谈话时，又一次评价杜甫：“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并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
１９５８年３月，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坦率地说他不喜欢杜甫的诗，“哭哭啼啼”，又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为什么不甚喜爱杜甫的诗呢？ 从现存的材料看，他自己说了两点原因：一是“哭哭啼啼”，二是“政治诗”。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也许还有下列因素：
第一，毛泽东的个性、气质比较豪放、浪漫，不喜拘束，不喜压抑，勇于斗争，勇于反抗。对人生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当把杜甫与李白放在一起比较时，气质、个性与他相似的李白自然更受他的喜爱了。
第二，毛泽东有扬李抑杜的想法，因为他感到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而且李白诗的成就与艺术价值又不在杜甫之下，注家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当然，扬李抑杜的主要原因还是与他的欣赏爱好相关联的。
毛泽东对杜诗的评价只是一家之言。毛泽东虽云不甚喜欢杜诗，但杜诗他仍然读过不少。从故居藏书来看，毛泽东读过杜甫诗，仅留有圈画印记的就有６７首。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期间，他游览了杜甫草堂，从草堂处借阅过多种版本的杜甫诗集有１２部１０８本。有不少诗都是浓密圈点，阅读过三四遍以上。毛泽东还能背诵杜甫的很多诗。１９６４年他由湖南返京，火车经过岳阳地段时，索笔写出了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一手书墨迹，由两位退休老工人刻制，镶嵌在新修整的岳阳楼三楼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杜诗名句，出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能反映诗人的贫困处境和诗人与人民群众痛苦与共的态度。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时，曾手书默写过，表露了他的赞赏，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
对杜甫的《北征》这首诗，毛泽东是肯定的。他曾从书架上取出《唐诗别裁集》，翻到这首诗，推荐给别人读。在给陈毅的信中论述写诗要用赋、比、兴的手法时，曾举这首诗为例。他说：“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北征》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安史之乱”时，杜甫从长安逃到唐肃宗所在地凤翔，其时家在州。这首长达７００多字的五言长诗是诗人由凤翔至州探亲时写的，而州在凤翔东北，故诗名《北征》。诗中叙述了旅途中见到的战争创伤，家人的凄惨景况，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毛泽东对这首《北征》的评价，说明他除了爱好浪漫主义的作品以外，对好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重视的。
毛泽东喜爱书法，并从杜甫的诗中得到过启悟。１９３８年，他在延安会见舒群、朱光谈及书法时，曾说：“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云：‘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不是至理名言吗？”杜甫的这段话认为舞蹈艺术与书法艺术是相通的。毛泽东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是“至理名言”。他常常从戏剧、绘画、舞蹈中汲取艺术营养，故他的书法龙飞凤舞，自成一家。１９５８年《红旗》杂志创刊时，毛泽东为其书写刊名多幅，有一幅格外好看，他批注道：“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这与杜诗不无关系。毛泽东对杜诗的评价，与众不同，是值得研究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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