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
——《宋史·王安石列传》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1.蔡京与崇宁兴学
熙宁兴学是宋朝三次兴学中的一次。（其他两次是庆历兴学和崇宁兴学）
宋神宗熙宁二年（108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翌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神宗的支持下主持改革，推行一系列新法。
“熙宁兴学”是新法的重要内容，主要措施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二是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三是恢复与创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四是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它将北宋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对后来的兴学运动产生深刻影响。
2.提倡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对于教育任务的确定、教育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的选择以及全部教育过程的组织，都起着指导作用。历代教育家都规定了教育的目的与任务，王安石也不例外。他在《虔州学记》中提出：“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则彼不知者驱之尔。……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谓庸之者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教育目的就是要为国家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他认为，教育要培养能理财、整军、富国、强兵的人才，以供国家之用。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要懂得“礼、乐、刑、政”，“兼习文武”，还要能积极推行国家的法令制度，“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今”，即教育培养宣传、推行新政的人才。他特别强调通过学校进行专门的正规教育，使受教育者能够为国家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服务。
王安石的教育目的观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教育目的论。孔子从“为政在人”的政治主张出发，提出教育目的是培养“士、君子”。所谓“士”，是指当时统治者的辅佐人才。所谓“君子”，是指现实生活中较高一层的统治者，如诸侯国的国君。他以“学优”作为标准推举贤才，步入政界以实现复礼之大业。孟子从仁政思想出发提出的教育目的也同孔子一样，是为了培养“君子”“圣贤”及“大丈夫”，所不同的是孟子提出了办学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即强调伦理道德教育。王安石不仅继承了儒家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而且又有新的发展：其一，王安石的教育目的是从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中提出来的，富有培养“从政”人才的强烈要求。他针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他的变法改革方案包括了理财、整军、育才三大部分。这三个部分既有联系，又有重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王安石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三者相互联系中，从教育的本质和功能上提出了为天下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教育目的。他认为如果教育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失去了意义。由此可知，王安石是把教育与培养人才、发展经济、改革政治有机地
联系在一起，作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手段。他的教育目的具有为其政治改革服务的鲜明特点。其二，王安石的教育目的是务实而不尚空谈的。他认为教育必须有益于治国安邦，是“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切实学问，以代替“章句声病”之学。士子所学的不仅是“礼乐刑政之事”，而且要学习武事，文武之道并重，既有理财富国的能力，又具有整军强兵的本领。居则为朝廷官吏，出则可以从事战伐。这和孔、孟、程、朱等人的教育目的大不相同。他反对空谈修养，不务实际，而注重实用，偏于事功，具有鲜明的社会实用性和政治功利性。
王安石提出的功利主义教育目的不可能从根本上冲破儒家教育的模式，但他强调国家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的观点具有进步意义，也可以说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等人思想的先导。
3.推行新的教育内容和考试制度
为了实现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目标，在完善学校制度的同时，王安石认识到教学内容改革的重要性。他说：“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这种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其耗足以有为者少”，即有实际能力、能胜任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这种单纯对儒家经典章句的讲授和诗赋的学习实际上是“无补之学”，是“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他认为经籍要读，但读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通“天理”“性命”，而是要“经世物”。他指出最能“经世物”的书，莫过于《周礼》《尚书》《诗经》。因此，他亲自成立经义局，对这三部书进行注释，编成《三经新义》。宋神宗将《三经新义》颁予学宫，使之成为北宋后期的钦定课本。
应当承认，王安石对教学内容的改革，总体上是侧重伦理道德的灌输，基本上贯穿着“三纲五常”和“忠君孝亲”的说教，但是他不附和当时张载、程颢、程颐的理学主流派思想，对传统经典大胆地做出有利于变革的释义，体现出时代革新精神。这种反对迷古，提倡创新的主张与做法，对繁荣学术园地、扭转宋初以来的空疏虚谈的学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推行新的教育内容，王安石提出应先改革科举制度，除去声病、偶对之文章，使学者得以专攻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依据王安石主张，自1071年2月实行新的选考法，废除了专考贴经、墨义的明经诸科；进士科则废除了诗赋，改考经义。要求人们重在阐述经籍的义理，而不是拘泥于旧的经文和经注，这样就为深入钻研经籍服务国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1071年10月开始在太学实行三舍法。三舍法是将学生分成上舍、内舍、外舍三个等级，初入学者为外舍生，通过定期考试，并参照平时学业成绩和品行表现，合格者逐次上升，上舍生中成绩优良者，即不再经科举考试，而由政府直接授官，目的在于提高学校的地位，从而达到以学校取代科举，而成为向国家直接输送人才的场所。
4.强调学习和兴办学校的重要性
人的品德和知识才能，来自何处？先天的“性”和后天的“习”是什么关系？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思想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王安石还认为，人性生来无所谓善恶，而后天是否善恶，取决于“习”。他说“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于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习也”这里的“习”可以理解为后天的教育。人性中虽有两种因素存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后天的习性——教育。他年轻时写过《伤仲永》一文，通过方仲永的故事，说明人的知识、才能并非天生不变。文中说，方仲永尽管小时候比较聪明，但由于后来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退步了。于是，王安石发出感叹：“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王安石认为学校的职能不仅是为国家输送人才，它本身就是政治活动的场所。王安石主张举凡“乡射饮酒，春秋合乐，养老劳农，尊教使能，考艺选言之政，以至受承献馘、讯囚之事，无不出于学”。这些活动，既是学生日后从政所必备的训练，又是统治者宣扬德政、教化的手段。王安石引用《周礼》一道德以同俗的观点，认为这是办学的最终目的。他指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上，而成习于天下。”
王安石重视学术上和思想上的统一。他认为，之所以出现“家异道”“人殊德”的异端纷然的局面，关键在于国家未能大力兴办教育，以致私学蜂起，“伪说诬民”，而兴办学校，掌控教育，是杜绝异端的最好办法。显然，王安石把改革教育当成改革政治、统一思想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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