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鸡的四位名相之二： 张 居 正
明代相权衰微，相业难以成就。太祖废宰相在先，成祖命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阁辅政继后。大学士本是文学侍从官，帮助皇帝批阅奏章起草诏令，类似今天的秘书。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因其侍奉皇帝，参预机务，议论政事，常在殿阁之内，故称“内阁”或“内阁大学士”。
但大学士位重品低，其官阶仅五品。所以，凡大学士入阁者，必兼任六部尚书，其名义为“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遂为二品官。于是，正官反为兼官，而兼官反为正官。明朝类似宋朝，诸多官职名实不符。这种以大学士为宰相的制度，为清朝所承袭。
作为皇帝的贴身秘书，内阁大学士只是奉旨办事，即只有得到皇帝的批示才能处理政事。皇帝对大学士所拟谕旨有批改权，而大学士只有听命拟旨，没有建议决定权。
内阁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没有直接指挥权，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没有向内阁汇报政务的职责。
张居正，湖广江陵人（今属湖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年改授编修。后因不满严嵩专权而托病家居。三十六年返京，仍供职翰林院，颇不得志。四十一年，严嵩罢相，徐阶任首辅，得晋升。隆庆元年（1567年）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身居储相之列了。
明中叶以后，随着内阁权势的加重，大学士的权位逐渐划分为首辅、次辅、群辅。主持阁务者称首辅，“偃然汉、唐宰辅”，余称次辅、群辅。
穆宗即位时，内阁大学士有徐阶、高拱、郭朴、李春芳等，以徐为首辅。徐自严嵩死后代嵩为首辅，世宗末年颇受眷宠。张居正是他的门生。
徐阶长得短小白皙，性颖敏而持重，与严嵩同在朝十余年，以善于迎合帝意，故久安于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使御史邹应龙劾严世蕃，终于推翻严氏父子。到辅佐穆宗继位时，年已七十五岁。隆庆二年（1568年）告老还乡，李春芳乃为首辅。不久，李春芳致仕，高拱乃为首辅。
高拱，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穆宗即位后，高自以为先皇旧臣，不把他的引荐者首辅徐阶放在眼里，常与之抗衡，迫使徐阶“乞归”。主持阁务后，一反徐阶之所为，专与徐阶作对。凡与拱不合者皆被排斥。总之，穆宗在位五年半，前一段是徐阶用事，后一段则为高拱用事。两人中间又穿插着一个张居正。
后来发生的事儿，可谓
“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权势之间相轧如此。”（孟森《明史讲义》）
穆宗临终前召见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高仪，到乾清宫受顾命，遗诏曰：“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服务机构。明代宦官机构庞大，号称“内府”，共有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尤以司礼监的权位最重，掌印太监，人称“内相”，视若外廷的首辅；其次是秉笔兼掌东厂太监，外廷视若次辅，再次是秉笔太监、随堂太监，犹如辅臣。司礼监的职责是代皇帝批阅公文，凡每日奏进文书，大多由五、六名司礼监太监作为“秉笔太监”仔细阅读，并向皇帝作扼要汇报。秉笔太监遵照内阁所拟 字样，用朱笔楷书批在公文上。他们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又是耳目喉舌。
明代政事充满弹性。司礼监的职权素无确定的范围。名义上，掌印太监“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内阁批朱”，实际上权力扩张的空间很大。
高拱唯恐大权旁落，决定拿司礼监太监冯保开刀。
冯保，真定府深州人，为人知书达礼，学识涵养在宦官中出类拔萃，因而官运亨通，嘉靖年间便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又兼任掌东厂太监。但冯保还想上升一步，成为掌印太监。而当时恰逢掌印太监空缺，按惯例，冯保以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升为掌印太监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的事儿。不料，冯保以小事冒犯穆宗，高拱趁机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洪代理。按内宫规矩，掌御用监的太监不能兼管司礼监，高拱推荐陈洪意在箝制冯保，以防范冯的权力过于膨胀。
陈洪不久就因忤旨而罢官，但高拱还是不推荐冯保，而推荐掌尚膳监的孟冲。孟冲因主管皇上膳食而深受宠信，居然破例当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为此对高拱恨之入骨，处心积虑寻机报复。
穆宗尸骨未寒，冯保就以遗旨的名义宣布：“着冯保掌司礼监印”。有明一代，司礼监掌印太监与掌东厂太监必定由两人分别担任。因为两职权势过大，不宜集于一人手中。冯保一身兼两要职，权倾内外，对内阁首辅构成了威胁，从而激化了高拱与冯保的矛盾。
高拱首先与顾命大臣高仪相商，说新主年幼，冯、张二人所作所为，必成社稷之忧。高仪刚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视事，人轻言微，不愿卷入这个漩涡，便泛泛而论，不置可否。高拱不以为然，但高仪就是不表态，声称“祸福未可逆视，吾固不敢赞公行，亦不敢劝公止也”。
见高仪不反对，高拱便派心腹把此事通报张居正：“行且建不世功，与公共之。”张当面答应，还佯笑道：“去此阉（冯保），若腐鼠耳。即功，胡百世也！”
出乎高某如意算盘之外，张转身即派人告知冯早作准备，以合力斥逐高拱出阁。高某自视甚高，过低估计了事情的复杂性，误以为事涉内阁与内府的权力配置，张某必定站在他首辅一边。
1572年六月初十，太子朱翊钧即皇帝位，是为神宗，诏改翌年为万历元年，故称万历或万历帝。时万历仅十岁，朝政由穆宗陈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贵妃主持。
就在新皇登极日当天，高拱上疏陈新政所急五事，题为《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从表面看，此疏是顾命大臣在辅导小皇帝如何处理朝政，连细节也一一交代清楚，给人的印象是并非专为冯保而发。实际上隐含着深层用意：“请黜司礼，权还之内阁”。
高拱的本意是：神宗阅此疏后转发内阁拟票，然后神宗照准，便可将大权收归内阁，再发动言官弹劾冯保，由内阁票拟罢黜，斥冯便大功告成了。
一着失算，全盘被动。高拱又一次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冯保给人的印象是平和谨慎，颇有儒者风度。实为神宗儿时的伴侣，提携掖抱，悉心照料，几乎形影不离，万历视为亲信，称他为“大伴”。
再说冯保接到高拱上疏后，并不转送内阁，而由自己代皇上拟票曰：“知道了，遵祖制”。高一看便知，此为不予理会的委婉表达方式。于是再上一疏，强调第一疏的重要性，“未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望”，“伏望皇上鉴察，发下臣等拟票”。冯保无奈，只得将高某奏疏发下内阁拟票。高便代皇上拟批语：“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
见时机成熟，高拱便授意门生故吏上疏弹劾冯保。为预防冯保将奏疏留中不发，高拱要弹劾者上疏时将副本送到内阁。
冯保虽然老谋深算，却从未遇见如此阵势，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便派亲信向张居正请教。张告之：“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
张精通申（不害）、韩（非子）权谋术数，深知助高逐冯于己并无好处，而助冯逐高反倒有利于己升为首辅。
张、冯二人秘密策划，饰词激怒陈皇后李贵妃。冯保抓住高拱在穆宗死后对阁僚所说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作人主”，把他告到皇后贵妃面前：“拱斥太子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听了大惊，神宗面色立变。
六月十六日早朝，宫内传话：“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高拱兴高采烈，高仪托病家居，张居正姗姗来迟。高见张，连声说：“今日之事，必是为昨科道本。有问，我当对，我必以正理正法为言，言必忤意，公可就此处，我去则无事矣。”
张心中有数，敷衍了一句：“公只是这样说。”
文武百官来到宫门时，太监捧圣旨出，说道：“张老先生接旨！”接着念道：“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听罢，“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张居正“掖之起”，又“使两吏扶携出”。
高拱离京返乡后，张居正接任首辅。陈皇后李皇贵妃“内任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明代内阁阁臣员额不固定，少则几人，多则十余人，同称辅相或辅臣。操大柄者习惯上称“首辅”。一般说来，首辅以入阁先后，资历深浅，以及受皇帝信任程度来确定。资深才高，深受皇上信任的阁臣始称首辅，其余阁臣则称次辅、群辅。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以后，首辅秉笔票拟，与次辅、群辅的差别更大。嘉靖年间（1522-1566年）政归内阁，阁臣“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首辅地位日趋显赫。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归其调度。为争夺首辅的权位，阁臣联册结党，攀引门生，相互倾轧，采用各种权术排斥竞争者。严嵩、徐阶都是通过权术出任首辅的。嘉靖十六年增修内阁房舍，内阁成为阁臣日常的办公处所，使阁臣一改顾问咨议角色，得以更多地干预朝政。内阁制视前称完美矣。
到张居正任首辅时，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皆“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李贵妃训神宗，时常搬出居正：“使张先生闻，奈何！”吓得儿皇帝神不守舍。张居正堪称明朝最有权势的首辅。他本人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风采”。张居正柄政十年，可以说是权侔帝王。张父丧归乡时，朝廷凡大事皆委派专人“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回朝途中，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躯。道经襄阳、南阳，藩王俱抵郊外迎候，设宴款待。“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内阁首辅的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正是凭借如此煊赫的权势，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对明朝的旧政积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也埋下了“祸发身后”的隐患。
从47岁出任首辅到57岁溘然逝世，张居正
“以一身成万历初政，其相业为有明一代所仅有”。（孟森《明史讲义》）
像张居正那样有才干的政治家在明代找不出第二个。
张居正曾自述其为政“以尊主威，定国是，振纪纲，剔瑕蠹为务”。
“尊主威，定国是”乃专制政治之第一要务。
神宗以幼主临朝，朝仪不定，国威未振，人有侮心。有鉴于此，张居正辅政，以尊君定国为当务之急。
神宗甫即位，张居正即上疏说，帝王虽具神圣之资，仍须以务学为急，而辅弼大臣的第一要务，就是培养君德，开导圣学。更何况，先皇有遗诏在先，要圣上“进学修德”。
张居正特意为神宗安排视朝与讲读的日程。在他看来，十岁小儿，每日既要视朝理政，退朝后又要讲读，过于疲劳，因而视朝不如勤学为实务。也就是说，要把讲读放在第一位。
神宗接受了张居正的安排，“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门听政，余日俱免朝参，只御文华殿讲读”。自万历元年始，每逢一、二、四、五、七、八、十日，神宗都在文华殿听张居正主讲《帝鉴图说》。这是张要诸讲官根据历代帝王事迹而编写的，选取“善可为德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事绘一图，后附传记本文。因取唐太宗以史为鉴之意，故名。
为了让皇上领会编书的意图，张居正又写了《进<帝鉴图说>疏》，告诫神宗“视其善者，取以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验今，因人而自考”。
培养君德，开导圣学只是尊君定国的一个方面，且不是主要方面。强化皇帝的权威，增进朝廷的威信才是尊君定国的主要方面。
张居正施政寓尊君之宗旨，以为今王之政令，即学术之指归。若于此外别立门户，便是离经叛道，乃君上所必诛。在他看来，国家政令具有绝对之价值，初不必问政令之内容是否合于最完善之标准。故周官之法未必“度越前代”，而孔子以身为周臣而用之。宋儒议论“日以滋甚”，而程朱之书以为国家所采，遂为正学。
故张居正“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论为学书》）
除事君任职之外，更无学问德业可言。换言之，学者当养成乡愿之品格，无条件地服从官府，拥护君上。是为软的一手，侧重于笼络。
张另有硬的一手，以惩戒为主，包括抑异学、禁私学及生员不得干政。
一是抑异学，“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纯正为尚”，“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
二是禁私学，“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以杜绝聚徒讲授、奔竞嘱托之弊。各地方凡是私建书院，皆改为公廨衙门。
三是生员不得干政。明代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名“生员”，习称“秀才”。“生员务遵明禁”，不许嘱托公事、兴灭词讼及败伦伤化。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
振纪纲，剔瑕蠹乃专制政治之又一要务，也是张居正万历新政的重点。时人王世贞说：
“居正之为政，大约以尊主权、明赏罚、一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张居正认定嘉靖、隆庆二朝积弱积弊的症结在于纪纲不振，“
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陈六事疏》）
有鉴于此，张居正的施政方略是反其道而行之：振纪纲。
“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同上）
振纪纲，从整顿吏治入手，以
“致理之道，莫急于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
为主旨，推行考成法，即确立一套明确可行又易于监督检查的制度，并形成一个考成系统，从而建立一个健全的行政及公文运作系统。
传统政治制度的运作大多仰赖于公文的传递与处理。张创制的考成法要各衙门分置三本簿册，一本记载发文及收文，作为底册；然后剔除无须考查的例行公事，再造两本簿册，一本送六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若积久尚未实行，由各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查考。
六科为明朝特有的行政机构。明代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同时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作为六部的监察机关。六部尚书是二品官，六科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七品官掌握对六部的封驳纠劾之权。明朝大官固然统率小官，但小官也可以牵制大官。各科分管各科的事，但对国家大事同样可以建言。
张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并未违背明朝祖制。但以内阁控制六科，则是一大创制。明朝内阁本是皇帝的秘书处，不负行政责任，更不负监察职责。实施考成法后，张扩大六科的职能，并直接向内阁负责，使六科成为内阁控制六部的助手，无疑扩充了内阁的实权。
考成法的推行得到了神宗的大力支持。他在张的奏疏上批示：“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皇上准奏后，大权集于内阁，政令必责实效。从六部到地方政府办理公文，须按时查考。所谓月有考、岁有稽。“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数日之内即行题复。”
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旨在矫正视朝廷诏旨为故纸的陋习，破除禁之不止、令之不从的弊端，以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从而尊崇诏令，强化皇帝的权威，增进朝廷的威信。
张居正振纪纲可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括之。从大处看，纪纲不振，国将不国。“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
从小处着手，便是“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
所谓剔瑕蠹，犹今之清除腐败分子。张居正剔瑕蠹，以抑豪强，除烦扰，安百姓为主干。
张目睹“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睃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秉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
嘉靖年间当国贪贿以严嵩最甚。严为相二十年，籍没时家产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珍宝无算。御史王宗茂称“陛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蓄积可瞻储数年。”岁发边饷，“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
有鉴于此，张居正主张“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严伸法纪，整饬吏治，以惩救萎靡腐败、因循苛且的政治风气。
黔国公沐朝弼仗恃开国功臣之后，霸占民田，隐匿逃人，无法无天，而当地官府不敢加以处分。张居正派人把沐捉拿免职，禁锢于南京。
朝廷官员不论职位高低，如有不尽职者，以圣旨召入朝堂斥之，百官为之惕息。
时地方上盗贼滋多，甚至潜入城内，官民为之掩护。张居正严令彻查，捉到盗贼及窝藏盗贼者当即问斩。
时议尚姑息，太后性又仁慈，有一年秋斩之期，太后欲停刑。张拒之，说：“春生秋杀，天道之常。粮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恶不去，反害良民！”到时断然行刑。
张居正执法严峻，雷厉风行。对地方官吏，张虽督核甚严，但政绩优良者必令其久于任所，不擅更易，使其才干得以施展。官员的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淮，不徒眩虚名，不尽拘资格，不摇之毁誉，不杂之爱憎，不以一事概生平，不以一眚掩大节。张反对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
张居正特别重视吏治，主张对官吏严加考察，侧重考察官员政绩，以定升降去留。京官六年一考察，外官三年一考察。除定期考察外，还有随事考成，即对于每件公事都限期办完，不得拖延推诿。此外，尚有探访告诫，即对大臣奏报是否合符事实，必加以探访，以减少官样文章，对隐瞒不报或奏报不实者则严加惩处。
张居正施政风格类似于管仲、子产，唯精诚不及诸葛亮，刚鸷颇似于王安石。
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可谓传统政治制度内最重要也最微妙的一对关系。这种关系，汉、唐、宋诸代尚能说清楚，到了明清便很难用言语说清楚了。总的看，两者的关系乃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关系。
张居正当国十年，其权势之大，相业之隆，明代仅此一例。张成就相业的必要条件是神宗的大力支持。
万历三年，御史傅应祯上疏，弹劾张居正以王安石“三不足”误国，发泄对新政的不满。神宗愤然降旨：“这厮每必然阴构党与，欲以威胁朝廷，摇乱国是。”傅被锦衣卫打成重伤，押发浙江定海充军。
万历四年，刘台上疏，弹劾张“擅作威福”，说“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以离间神宗与首辅的关系。刘台以张擅权为突破口，指责他根本不把祖宗成法放在眼里。张所创考成法，“不过欲胁制科臣，总听己令耳……祖宗之法应如是耶？”神宗看了刘台奏疏大怒，斥刘“诬罔忠良，肆意排击，意在构党植私，不顾国家成败”，令锦衣卫将他逮捕。
张因遭弹劾，前后二次向皇上提交辞呈，神宗都予以抚慰。据说，张提交辞呈时伏地痛哭，神宗走下御座，手掖张站起，再三慰问。张仍不肯出朝视事。神宗又遣太监持亲笔手敕到张府慰问。张居正只得复出辅佐朝政。
诸葛亮是张居正心目中的标干。他当国十年建树的政绩也无愧于诸葛亮。但他忘记了明神宗并非刘后主，他当国便是神宗失位；他效忠国家就是蔑视皇上。
根据明朝祖宗成法，内阁无权干预皇权，也就是没有预问之权，皇上私下要他预问才预问。故刘台以内阁事权过大批评张擅权，理由充分，并无不当。你张居正不是宰相，却以宰相自居，说什么“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出，何人不可进退”，便是揽权。不该管的事你要管，不该揽的权你要揽，说轻了是权臣，说得重一点就是奸臣了！
张居正所揽的权是神宗的权，他当权便是神宗丧权，他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总之，居正当国，当也不是，不当也不是。难怪他一死，神宗便抄了他的家。
促使神宗对“张先生”出此毒招的缘由很是复杂，但亲操政柄后，必须完全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负面影响，无疑是主因。
神宗亲政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却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皇帝的那点责任都让他丢尽了。
时人顾炎武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
明朝亡于万历一朝，亡于万历不谋，故孟森说：
“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明史讲义》）
张居正万历新政不过是王朝暮色中的一抹余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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