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读了赵冬梅教授的《大宋之变，1063-1086》，很有收获。这本书纠正了我两个认识上的偏差，分别跟司马光和苏轼有关。
之前跟学生讲苏轼，说他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王安石当政时他反对变法，司马光上台后又反对废除新法，上班跟司马光吵架，下班骂司马牛解气。现在看来，前一半对，后一半则是被传记忽悠了，传记作者被史料忽悠了。
在这本书里，司马光是一个真正的儒者，道德君子，坚持原则但并不顽固。他坚守的是仁宗朝的政治宽容风气，朝堂上异论相搅，皇帝超然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维系群臣的和气与平衡。只是，这样的政治风气，极度依赖皇帝的政治经验，并且皇帝不能有私心，不能任性。如果皇帝带着私心介入政治生活，就必然拉一派打一派，最后造成士大夫群体的撕裂，败坏政治风气。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政治风气这个东西，养成极难，败坏极易。北宋的政治风气，先是败坏于英宗朝濮议，继而败坏于王安石变法，到神宗去世司马光上台，裂痕早已深种。政治风气的扭转，需要持久的耐心，还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可惜的是，神宗去世后掌权的高太后，政治经验几乎为零，司马光也是长于批判，拙于实操。于是旧党清算新党，几近复仇，政策调整被政治利益所裹挟，司马光也是有心无力。
这是我纠的第一个偏。
至于苏轼为了新法跟司马光吵架，那是出自苏辙给他哥哥写的墓志铭。苏辙写这篇墓志铭的时候，已经是徽宗崇宁元年，崇宁者，崇尚熙宁也，这是又要变法了。苏轼是出了名的新法反对派，并且因为反对新法坐过牢。这个时候，苏辙当然要替哥哥跟司马光切割，否则又不知有什么政治报复呢！
这是我纠的第二个偏。
一本书能纠正两个认识偏差，就很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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