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并诗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迳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谆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作品系年
这篇作品作于晋亡以后，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左右，永初三年陶渊明七十一岁。
释义
这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篇经典之作。它的影响是如此广泛。现实生活总是不能够符合人的理想，期望远方别处能有一块全新的土地、一个真正的乐土可让我们前往，是多少时代以来无数人们的梦想。
一个美妙而欢乐像人一样纯朴的所在 ——亚历山大·勃洛克
这篇作品里的桃花源诗现在往往被人们多少有些忽略了，但这首桃花源诗写得也是非常好的。王夫之在他的《古诗选评》里是选进了此诗，称赞它“一往静密，百六十字殆无懈笔”。
这篇作品是陶渊明晚年最具代表性、也是他非常用心创作的作品。这篇作品的诗和记是一个整体，是绝对不可分的，以往人们选这篇作品常常忽略了这一点。
大概桃花源中的情形，往往都是当时的乡村生活以及现实社会的反对，它的光明、宁静、仁爱，它的平等、无阶级性、自治性，等等。
《桃花源记并诗》应该可以算是陶渊明理想的乌托邦。它是一个相对中国来说非常小的地方，后来北宋那位王安石很看重的大气磅礴、英年早逝的诗人王令便曾经把它改造扩充了一番，成为有些类似于时下的网络小说中常常会有的那种神奇广阔的地域。是不是后来的王令就后来居上，比早先的陶渊明意见更加高明了呢？或者也未必。
春秋时的老子曾经理想天下都是“小邦寡民”，现代西方的有些学者也是说，小的国家中人的活动更有效率、也更符合人性。
陶渊明的一生也曾去过当时一些很大的城市，并且在一些大的城市任过职。暮年的他是说，他最渴望生活于其中的就是桃花源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既然这是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说出来的，这之中应该还是很有些意味的。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过百家争鸣这样的思想发展情形？我想，这是和当时中国事实上已经分为诸多中小国家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后来的大一统时期再也见不到中国文化有类似这样的发展情形。
古代中国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大一统国家，它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得益于此的一面，也有受限于此的一面。作为这样的大一统的古代农业社会国家，它必然要寻求思想文化上的强大连续性，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这一动机。
汉以后的这样整个社会趋于一致的正统思想文化氛围，一方面给社会带来稳定性，带来某些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易于造成思想文化的保守、缺乏敏感，新的思想难于产生，产生了也难于得到认可。像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都遇到了这一类的情形，其实朱熹王阳明的思想还只是属于儒学思想内部的变革。陶渊明思想上的那些创见在他之后一千多年中不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这也许正是原因之一。
以乌托邦思想著称的现代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如是而言：
世界是不真实的,但它想通过人和通过真理而回到家园。 只是在我们心中，那光还亮着，因此我们现在要开始这通向它的奇妙的旅程，该旅程通向对我们的正在觉醒的梦的解读，通向对乌托邦的核心概念的实施。
在此我们明确不过地发现，陶渊明是一个世界级的思想家，因为几乎所有近代和近代以前能够设想出这样的乌托邦的思想家都是世界思想史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陶渊明这里设想出的乌托邦应该是基本上符合乌托邦这一语词本来定义的乌托邦，合乎理想，几乎完美，看起来不可能实现。
暮年的陶渊明认识到，在现实世界中他不可能寻找到真正的家园。于是他虚构、幻想出了这样一个合于他内心期望的美丽宁静的家园。这里再也明显不过地说明，陶渊明对现实中的一个美好宁静的田园的寻求根本上是失败的，能够让他感觉美好的时光总是一些片断，远非整体。
所以《桃花源记并诗》具有一种抒情的性质，就是说这个桃花源深深打上了陶渊明情感的烙印。卡夫卡说：“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求幸福的人”。依照卡夫卡这话，我们就可以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是地道的诗人的作品。
虽然想在现实中实现乌托邦式的理想是极其危险并且常常根本错误的事情，但是“乌托邦中也存有真理”（别尔嘉耶夫）。陶渊明在这篇作品中表现出的乌托邦思想，应该是继承了阮籍的乌托邦思想，而有些发展也有些不同。
陶渊明这篇作品是对所谓田园诗人和田园诗歌的彻底扬弃，它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辉，它的理想有多光明，现实（包括现实的田园）也就有多黑暗。它创造了一种真正光明美好宁静的田园生活的景象，虽然只是在幻想中。
这篇作品也是对于一切君主专制政治的彻底否定，它很可能已经是在说——只有在国家消亡的地方，人才能真正生活。许多年后，大思想家尼采亦如是而言——只有在国家消亡的地方，人才能真正生活。另一位大思想家马克思则预言说，国家的凋萎，就是人类真正历史的开始。至于日本著名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是未免有些荒谬。
陶渊明曾经的理想社会是上古的黄唐时期，这一次他是把自己理想的社会以一种富于诗意的方式写到了桃花源里。
社会主义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人的奴役和自由》中说：“这个世界的客观现实是最后一个坚固的冥顽的现实，我常常从思想和情感上否弃它。”“我否弃现代社会的全部根基。”这一次陶渊明也是在说，对于这个他生活其中的现实社会，他是从思想和情感上根本否弃它。
别尔嘉耶夫说：“就我的哲学生存来说，它不仅企盼认识世界，也企盼变革世界。”作为思想家和诗人的陶渊明显然也企盼变革世界，不过他并没有别尔嘉耶夫的思想那样深刻而清晰，也没有别尔嘉耶夫那样积极的革命精神。
北岛说，“革命和诗歌共享幻想和激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是极为缺乏诗意的，黑暗、残酷、荒谬、混乱，而人实际是这个世界的异己者。虽然早期的人类生活苦难深重，蒙昧而艰难，没有多点诗意可言。但他们还是渐渐地想要诗意地栖居在这天空下和大地上。所以对于这个真实世界，诗意常常会是表现出革命的性质。做为真正的诗人，陶渊明于此展现出他的“幻想和激情”：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没有压迫和苦难，所有的人都能够幸福宁静地生活。所以这是一篇小说，但却是一篇充满诗意的小说。
这是陶渊明最后一个时期的作品，应该写于东晋灭亡之后。袁行霈先生曾以为，既然桃花源的形成是距秦末五百年，则文中所叙之事应该是西晋太康年间的事情，如果说是在东晋太元中，距秦末就有六百年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终究是一篇完全虚构的作品，五百年不过是大概的约数，没有必要纠结在这种比较琐屑的地方，我想陶渊明写桃花源的时候大概是没有很算清楚。
就作品的具体内容而言，故事发生的时间只能是在东晋，而不是西晋，否则它的感发力量便减少了很多，想想西晋之后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惨酷的战乱就可以想到这一点。看文中那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虽是说桃花源中人们的情形，实际却也暗含陶渊明自己内心之深慨。战国以来，多少王朝兴替，究竟有几次是真正必须的？它们是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困苦。所以这个故事一定是要发生在又经历了很多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东晋，才能使这句话更富于感兴的力量。对于作为一个优秀的思想家和杰出诗人的陶渊明，处理这种问题自然是他的当行本色。
从这篇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出陶渊明对于东晋的态度是矛盾的。因为其出身经历，陶渊明对东晋是有一些感情的，所以他在有时候必然会有一些矛盾，一些深刻而无从释去的纠结矛盾。他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但却不会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在某些方面他和常人其实一样，对曾经的那些岁月多少总有些割舍不下的思恋。也许在一切人的人生里，是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曾经的岁月是深深融入到了他们的生命和灵魂里。
一方面桃花源的故事是发生在东晋，这显然是有些意味的，当时已是刘宋的时候了，陶渊明潜意识里还是有些思念故国之情。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中的东晋显然又是令人失望的，它被桃花源反衬得沉闷无聊而且黑暗。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里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渐近垂暮之年的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从秦以来到这时的刘宋，所有的时代都是黑暗的，人和制度从未成功过，从道德理想的一面而言，也都是只能被否定的。
也许东晋要不是在陶渊明暮年之时亡于刘宋，而是在陶渊明死后才亡国，世间就没有《桃花源记并诗》这篇伟大的作品。也许这样来想，《桃花源记并诗》就是含有了一种救赎的意味，陶渊明终于是使东晋之亡于刘宋并非毫无意义，使先前秦汉魏晋的种种悲惨黑暗冷酷的王朝变换并非毫无意义。他现在以一种光辉温暖的抒写从它们开始而创造出了一种意义。
比尔·波特的《一念桃花源》中说：“在现实世界里，在每个人住的地方，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我们是否可以在心里营造自己的世外桃源？”
可凡是以为桃花源可以营造在自己一个人的内心里的，那都是没有完全看懂陶渊明的这篇作品，都是多少误解了这篇作品。可能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心中渐渐造出一个美丽的梦想，可陶渊明这篇作品中的桃花源并非仅仅是这样的梦想。这篇作品中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现实中没有几个人去追求这个桃花源，而这种追求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有的解释说这篇作品是针对刘宋的，秦就也暗指刘宋，陶渊明是在表示自己决心不仕刘宋，这未免是小看了陶渊明，也高看了刘宋。
也许就是因为陶渊明亲身经历过很多封建专制政治的黑暗现实，陶渊明才对一切旧时代的黑暗专制政治表示了彻底的反省和拒斥。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杰出的思想家，他必然要努力去设想如何能够超出这种黑暗的封建专制政治。
在陶渊明创造出来的桃花源这个理想的境界里，没有任何专制政府的存在。这一点上陶渊明和阮籍何其相仿，我们在阮籍的那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的理想里也一样看得到这些：“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是这样明显地学习阮籍，也许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他们有比较接近的经历和思想历程。
当然，也如有的学者说的，在这桃花源里也明显看得到《礼运》中孔子说的大同世界的影子。老年陶渊明的思想发展到《桃花源》，一个明显的重要改变是——儒家的“圣王”思想终于消失了。这是有些像阮籍。当然阮籍提出的更像是一个乌托邦，他考虑了其中的人们仍然会有强弱明暗的不同，而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更富于一种抒情的诗意，里面的人们全都是近乎纯然的光明喜乐。阮籍和陶渊明作为魏晋时期优秀的思想家，他们都从中国本有的思想，都从对他们的时代以及先前的历史的深思中，发展出他们的乌托邦式理想。
桃花源这样美好的境界大概是存在于陶渊明的想象中已经比较久了，只不过这一次陶渊明终于是把它如此直接而清楚地抒写出来。这是一篇非常纯粹的文学作品，一篇充满诗意和富于趣味的小说。可惜陶渊明这时候已是他人生的暮年了，如果他能够再多活些年，没准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伟大的文言小说家的诞生。
《桃花源记》是一篇写得非常好的小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南阳刘子骥是真有其人，可是这里的事情却纯属虚构，很熟练的小说笔法。“后遂无问津者”，简单干脆自然而又意味深长的小说结尾。
就一个人听说了桃花源的事情而要去寻找桃花源，而这个人还是没有去寻找就病故了。这篇作品的最后，陶渊明说自己也要去寻找。算是又有一个。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陶渊明岂非也是生活在一个和“秦时乱”一样的乱世，只不过陶渊明想避开却是无法避开，而只能幻想出一个如此宁静美好而又远离俗世的桃花源。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而后面的诗又云“衣裳无新制”，这里是不是相互矛盾，是不是如有的学者猜想，陶渊明的原文被后人改动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文本，从而产生了矛盾？
不过我以为这里并不存在矛盾，“男女衣著，悉如外人”是就大致而言，是说桃花源里的人们穿的衣服和外面乡村的人们大致上都差不多，而且从故事的情节发展来说也应该是这样的，不然桃花源中的人们的服装和外面的人们截然有异，从故事的效果上来说就比较失败了。我们知道，在古代农业社会的农村往往是非常封闭的，其中人们的生活状况包括衣服的样式往往是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一点改变的。“衣裳无新制”则是言其古风犹存，服装并不追逐时下新颖的样式。所以可以说，两处算不上有矛盾。也许这里我们还是应该把这篇作品当作一篇虚构的小说来看，不必过于在这样的细节处太过认真计较，我们不能够要求晋宋之际的文学作品具有现代专门研究者那样的关于历代服饰史的知识。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这里的“暧”，是“模糊不清”的意思，或者也有“掩蔽”的意思。
陶渊明在这里制定了他们往来的“度”，一个小规模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往来的合理的“度”：
不是频繁的，不是常常人来人往很热闹的，像稍大的城市集镇里那样，而是时常也有来往，是总是合于情理，归于宁静。虽然他们居住的地方相隔是比较近的，是能够相互听到鸡犬鸣叫的声音。
这样桃花源就成为一个宁静和平明朗的地方，人们的心灵也总是趋于宁静和平。
于是这桃花源里一般的道路总是看起来有一些荒芜的，不是很清晰，就是说从路两边到路上面总是零零落落长着一些野草，似乎有些遮蔽了人们来往的痕迹。总之很像现在的我们在某些风景秀丽偏僻宁静的乡村里看到的道路那样。
这样的情形也是意味着桃花源中这个小型社会系统的复杂化趋势是得到了有效的制衡，桃花源中人们的纯朴和平等、生活的简单与宁静等等都在制衡着系统复杂化的趋势。
“俎豆犹古法”。这一句也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桃花源的人们在根本上的一种非内闭的性质，一个时间上能够趋于无限的性质。如果这祭祀除了祖先们也包括天地神灵之类，那么也是一个空间上非内闭的性质。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显然和人们塑造的那个淡远静逸的陶渊明印象截然不同，陶渊明是在如此明白表现出他内心的热情。正因为他是这样地热情，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哲人，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人们往往有些误会，以为不少哲人都是从来都相当冷静的样子，其实这样的哲人倒几乎是没有的。就是人们印象里总是很冷静的偏于退忍的老子、总是远远逸出尘俗凡世的庄周，在他们的内心里其实也一样有深厚的热情。不然，老子怎么会毅然决然独自西出函谷关远逸而去，离乡背井冒着一些不可知的风险远往那么偏僻的地方？庄周据说只担任过小吏，可是后来有个诸侯国要委之以高官，他却是断然拒绝了，难道按照他的哲学，他就不能混迹其中，和光同尘明哲保身？就算他不去，至少他也可以把话说得谦虚婉转稀里糊涂的吧，用得着把话说得那么愤世嫉俗、那么激烈？而后来多少持道家思想的人，说起话来冲虚玄远、四平八稳，然后在实际中名利双收。
明末的黄宗羲在明亡后写的《两异人传》云：
昔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古今想望其高风，如三神山之不可及。然亦寓言，以见秦之暴耳。秦虽暴，何至人不能保有其身体发肤。即无桃花源，亦何往不可避乎？故是时之避地易，而无有真避者。
“古今想望其高风，如三神山之不可及”一语大概含有很多的意思。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多美好啊，可惜离黑暗的现实相差太远了，是和遥不可及的三神山差不多一样的遥不可及。我想黄宗羲大概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没有看得太懂，黄宗羲到底是一个学者，陶渊明历来隐逸诗人的名气还是很大影响了他。所以他会说，“然亦寓言，以见秦之暴耳”。
“秦虽暴，何至人不能保有其身体发肤”一语，了解明亡于清那一段历史的人们都知道，那真是一个极惨烈而又极黑暗的时代。黄宗羲此语隐然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意。
至于他说“即无桃花源，亦何往不可避乎？故是时之避地易，而无有真避者”，是他说得不对的地方。真正可以供人们去躲避的地方其实也很难找到的，岂不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况且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向从来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建造家园的，又能有几个？留下来多数总能活着，而去了那样的深山老林恐怕是想活下去也不容易了。
当然，黄宗羲的话里是有对当时人们冷漠不满的意思，这我也知道。可是问题也许不是躲避而是起来反抗。黄宗羲只能称赞两个积极躲避的人，这是他和他的时代的悲哀。
大概明亡之后，一些明代文人因为身遭亡国之痛，就对一直以来由于人们误解造成的那个陶渊明的形象忽然明确表示不再认同。像顾炎武、王夫之，都是如此。他们在明亡以前可能都并非这样的态度，比如顾炎武明亡以前曾有一首《陶彭泽归里》诗，是对避去世俗官场去做隐士的陶渊明明确地表示赞赏。
他们的事情对于陶渊明来说是富于某种意味的，虽然针对的只是人们塑造的那个并不够真实的陶渊明，但它仍然能够多少证明陶渊明的归隐选择其实具有一种不合理的悲剧的性质。在明亡这样惨烈沉重的灾难面前，真实忽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鲜明起来。于是顾炎武、王夫之这两个明末清初时期优秀的思想家，关于陶渊明说出了比以往许多时代里的人们也许都要更为深刻的话语，虽然这些意见对于真实的陶渊明来说往往是不够公正的。
真实的陶渊明在东晋亡国之时，事实上一样无法内心保持宁静，他在东晋亡国前后的几年间写出了他一生中许多最重要最有分量的作品，这篇写于东晋亡后的《桃花源记并诗》正是其中之一。
在陶渊明这篇作品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陶渊明的性格。就像他曾经因为仕途的险难选择了避开世俗官场，而归隐躬耕于乡村田园一样，这一次陶渊明在自己幻想性质的作品里又一次选择了避开。而这也许是中国本有文明的一种一直以来潜在的倾向，这种行为最有名而又最早的一次大概是伯夷、叔齐。他们面对周武王的灭商，选择了规避，隐居到首阳山采薇而食，最后是义不食周粟而亡。孔子称赞他们是“圣之清者也”。他们确实清楚地意识到武王伐纣这种暴力革命的不合理的一面。但是不能不承认的是，这一类行为从来都没有对现实社会起到多大的作用。伯夷、叔齐这样饿死了，在不少人看来，他们不过是不识时务的傻子。直到1949年以后的二十几年里，他们在大陆也一直是被人们常常用来批判的靶子，一般是被说成，是在阻止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迂腐而又不自量力。
儒家和道家思想可能都是从古代中国人固有的人性里自然地发展出的，儒家的积极进取、道家的消极避世，两种态度也许从来都潜伏于中国人的内心，随着不同的境遇而各自显现出来。
对于陶渊明的弃官归隐，虽然我们不能够说，陶渊明肯定没有受到道家思想的任何影响，但是应该说陶渊明受到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即使有也是相当少的，而且这种影响甚至很可能是陶渊明自己不大自觉到的。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认为：《桃花源记》不仅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就纪实而言，桃花源的原型是西晋末年以后北方人民的某些据险自守的堡坞，以及东汉末年田畴据山中之地而自治之事。
此说论者多有言其误者。陈寅恪所言北方之事，较之陶渊明笔下超然世外之桃花源相差未免过大，当然陶渊明大概是知道陈寅恪说的这些事情的。此外，陶渊明事实上也无需向北方寻找原型，南方实有更好的原型，如宋代李纲《桃源诗》云：
我观闽境多如此，峻谿绝岭难攀缘。其间往往有居者，自富水竹饶田园。耄倪不复识官府,岂惮黠吏催租钱。养生送死良自得,终岁饱食仍安眠。何须更论神仙事，只此便是桃花源。
从陈寅恪至今，不少学者之所以在关于这篇作品的问题上都犯了些错误，我以为主要是因为都多少忽略了陶渊明这篇作品高度理想的性质。正因为这种高度理想的性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找到可以算作桃花源真正原型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陶渊明才绝不让代表俗世中专制政权的太守等人和代表俗世中寻求世俗名利的普通人的渔人，找到进桃花源的道路。因为那样的后果是不用说的，肯定是美好的桃花源迅速消亡。因为很明显，桃花源对于现实世界其实是怎样的脆弱，所以桃花源中的人们才看到渔人时是“大惊”，而不是从容自若、或是只带着点好奇。
在《桃花源记》中，渔人和太守这类现实社会中的实实在在的人物，他们被陶渊明赋予了和具有高度空想性质的桃花源相对立的性质。渔人的背弃承诺、太守的派人寻访，都明显带有不惜破坏掉桃花源以寻求自己私利的目的。他们的行为可以说是相当冷酷甚至有些残忍的，他们其实是都知道他们的行为会根本毁掉这样美好的一个桃花源的。他们这样的行为和桃花源中人们的淳朴善良热情真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陶渊明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只有扬弃了这个从太守直到渔人组成的这样的现实社会，才有到达桃花源那样美好境界的希望。
可是太守和渔人的行为，也并不是找不到理由。对于他们生存其中的社会，他们同样可以是出自公私兼利的目的，他们同样可以说自己的行为是符合国家和民众的利益的，这就是这一事情的悲剧性质所在。
陶渊明在记和诗的最后，情绪是如此沉郁和满是孤独怅惘，让我们不能不想到，从那时以来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我们的民族其实是怎样常常受困于一个困境。这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对于自己民族深刻的了解和对它的未来的忧虑和迷惘。他虽然那么长的时间里为人们所推重，可其实人们往往并不真的很了解他。
哦！你徒劳地搜寻——但那天国 早已沉落——没有一个必死者 知道去路，路已被 不可企及的大海永远掩埋。 ——诺瓦利斯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界”,就是“境”，是“地方”的意思。“神”，神奇的意思。桃花源在身处这样俗世的人们看来自然是感到神奇的，需要什么样的一群人遇到什么样的大好机缘才能建成这样美好的桃花源啊？不应该以为，随便一群人只要找到一个这样与世隔绝的美好的环境，就能够建成这样美好的桃花源。就像没有制度的人是不可想象的一样，没有人的制度也是不可想象的，新的制度只能随着一批新人的产生而一起产生。陶渊明之所以没有就此展开详细的描述，因为他也是根本不知道建成这样美好的桃花源具体需要怎样的方法。他只能提供给我们这样高明而美好的空想，而对于这样的空想是连他自己也觉得神奇的。
桃花源的美好之一：民风的善良纯朴热情。桃花源中的人们在见到渔人后，不是表现出防范的心理，把渔人永远扣下，或者编些假话欺骗恐吓一下渔人，甚至干脆是杀人灭口，以保卫桃花源的安全。要知道，桃花源中的人们是很清楚的，一旦外面的人找到进入桃花源的道路，就意味着桃花源中的人们将陷入外面黑暗残酷的世俗社会之中，美好的桃花源也就不复存在。可是事实上桃花源中的人们对待渔人的表现是：
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
这是何等的善良、淳厚、美好、合于理想。显然，要是渔人愿意，渔人是可以永远留下来的。只不过渔人呆了一些天后，自己要离去了。再看那个渔人——这个渔人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世俗社会中比较常见的那种带着不少自私自利的人——的表现：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
这是怎样令人悲哀的事情。人家那么友爱地招待你，那么真诚地对待你，你当时也是答应了，信誓旦旦地说，出去了绝不对其他任何人说。而且你也大致知道这样的桃花源一旦被外面的人找到，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你才从桃花源出去就立刻表现为如此，是去找太守，真是把桃花源的人当成奇货可居了，准备做一票大的。这位渔人显然是把桃花源中的人当成异类了。更可悲的是，这位渔人可能从来也没有怎么真心对待过桃花源中这些善良纯朴热情的人们，而是差不多一直把他们当成异类的。对于异类可以怎样，那时代的世俗社会自然会有不少实际的教导，这位渔人显然是大致接受了这类教导。
当然让人感到高兴和安慰的是，渔人太守他们并没有能够找到桃花源。他们沿着渔人留下的标志走，结果却是迷路了，渔人留下的标志没有起到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猜想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比较平常的：
桃花源中有些人还是很有些警惕性的，渔人离开桃花源时，他们暗暗跟着渔人，看到渔人一路做了标志，就把渔人的标志修改了，好让渔人再来时，沿着标志只能走到另外的地方。
第二种则是比较神奇的：
桃花源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护佑着，这种神秘的力量总是把桃花源与纷扰的人间俗世隔绝开来，渔人的误入桃花源只不过是由于它一次小小的失误。
可是陶渊明的本意究竟是哪种情形呢？第一种情节曲折巧妙，仿佛传奇小说，却未免俗气了些。第二种也让人不能不感到些悲哀，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神秘神奇的力量一般是有多大的幻想性质。陶渊明的本意究竟是怎样我们不能够肯定，因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总是这样处理小说中的这类问题，让他的读者无从获得这类问题的明确答案常常是他始终肩负的责任。
萨特说，“人是逃往未来的生物”。
我忽然想到，桃花源中的人们内心深处潜在着一种对外面的人类社会已然彻底的绝望，所以他们从未想起要去外面看一下情形怎么样了。这也许意味着这时候的陶渊明对于当时的社会已然彻底地失望。希望几乎总是破灭，最后就有了桃花源这个梦想。
与《桃花源记》比，《桃花源诗》写得也是非常好，所以王夫之《古诗评选》称赞此诗说：
纪事诗一往静密，百六十字殆无懈笔，向令此诗亡而题传，后之学陶者仿陶体补作，不知其轻薄狷急描邈为萧散之言也，当复何似古人涯际！非浅人所知，岂一端已哉？
陶诗每有深意，王夫之虽然于陶渊明犹有未能理解之处，却也很意识到一些。
大诗人苏轼称赞陶渊明的诗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这就是说他认为，仅就诗艺而言，陶渊明的诗比起李白杜甫的诗也是毫不逊色的。
关于《桃花源记并诗》强烈的虚构性质，我们也可以引唐代著名田园诗人王维年轻时的那首名作《桃源行》一诗为证：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 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 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 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 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 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 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 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 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 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 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 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王维显然意识到陶渊明所虚构的桃花源这一故事的高度传奇性，即桃花源这样的地方在现实世界中几乎不能够成为一个真实，于是他巧妙地由此生发，敷衍而成此诗，桃花源成为了仙境。王诗使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变得更为美好和令人叹赏，可惜同时却也成为更加虚幻缥缈和不切实际，更加可望而不可即。不过对于这位出身世家盛族正当盛唐时期的年轻著名诗人，桃花源或者也就应该是这样了。这种视桃花源为仙境或者差不多算是仙境的看法，可能也是一些不很认真的读者的一种典型的常见的误读。他们大概看到陶渊明《桃花源诗》中有“一朝敞神界”、“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就不再多想。
把桃花源当成仙境的还有刘禹锡一首很好的诗作《桃源行》，诗的最后是“桃花满溪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出寻无踪，至今流水山重重。”虽然刘禹锡的《桃源行》整首诗流畅自如不及王维，但这最后几句却是极好，语言之美固然毫不逊色于王维，富于意味更是在年轻的王维之上。
只不过到王维到五十几岁时，遇到安史之乱，被叛军先是关押到洛阳后又被软禁在洛阳菩提寺，他给赶到洛阳来看望他的好友裴迪做了一首诗，桃花源不再被看做仙境，而只是一个逃离了凡俗世间种种尘网和羁绊的地方。王维给裴迪的诗是：
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 安得舍罗网，拂衣辞世喧。 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
北宋的优秀诗人和著名书法家蔡襄则把对桃花源的追想写得空灵蕴藉：
桃花溪 隐隐飞桥隔野烟， 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 洞在清溪何处边？
他其实知道桃花源这不过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故事而已，他怎么会不知道？但是他还是这样地问了——其实他（还有我们读者）也都知道渔人的回答将大致是怎样的。不过这或者也是由于当前的景致已是如此的秀丽和幽美，让诗人一时有了一种错觉，产生了一种冲动，于是就这么问了。这一问一答该是怎样的优美而富于诗意啊。一问一答中，笑语声渐渐淡去，最后是成为无尽而无限的怅惘，对一切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美好事物的追寻常常会带来的那种深深怅惘。这位杰出的艺术家和优秀的诗人，就这样把一种思绪轻扬飘逸无尽的怅惘书写进人的心灵里，一直到如今。
李白这位一身都是清澈俊逸飞扬的诗意的大诗人，忍不住要替陶渊明再补上一联带着些怅恨迷惘而诗意无限的绝唱：
“（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古风·三十一》）
可以和李白这首诗合观的是王安石的《桃源行》：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 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 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 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 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亦从陶渊明的故事发展而来。“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一联恐怕是王安石得意之笔。陶渊明原来的故事是说，“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到了王安石的诗里，终于变得更彻底，那些朝代鼎革天下兴亡的历史在桃花源里被彻底终结了，连桃花源开始于其时的秦国也被全然遗忘了。不过王安石却又写得很自然，因为诗中一开始就描述了秦朝的政治是何等残酷黑暗，桃花源的创始的那些人们要彻底忘记这个他们遭遇过的噩梦般的国家，要彻底忘记外面那个他们曾经身历其中的苦难深重的黑暗国度，也就成为合于情理的事情。
单以诗而论，李白的诗还是比王安石的好。就是意思，王安石诗中的大多数意思李白的诗里也有，我们仔细地看李白的这最后一联诗，就会看出它里面一样也包含有避往桃花源的人对外面世界的坚决的弃绝。
程千帆先生认为王安石此诗是对陶渊明原诗的“复归和深化”，我以为或者也算不上，应该只是王安石从自己的角度对桃花源故事的重写而已。虽有比陶渊明原诗好一点的地方，却也有不如陶渊明原诗的地方。“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两句便不够自然，为之叹息是差不多的，回首沾巾就不大可能，毕竟桃花源中的人们是多少代人下来了，对外面的世界应该是已经忘记很久了。
王安石另有一首诗也提到桃花源，也是宋诗里非常好的作品：
即 事 径暖草如积，山晴花更繁。 纵横一川水，高下数家村。 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 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
杜甫于安史之乱后所写《北征》长诗中感慨其时世乱之情形，亦曰：“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一向心态积极的杜甫竟然也会这么说，可见那时候是怎样世乱的情形。或者经此之后，杜甫对陶渊明的看法开始改变。
另一位唐代著名的诗人钱起《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洞仙谣》：
几转到青山，数重度流水。秦人入云去，知向桃源里。
这是将陶渊明原来的故事的源始部分重写。陶渊明是说“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只是简单说过，而钱起则是把陶渊明的桃花源人故事的开头展开，将这些避世乱的人们的行动写得很美，而且富于一种诗意。“秦人入云去，知向桃源里”写得极好，“入云去”可以想象这征途是怎样漫长而艰难，“知向桃源里”既是说这些人有明确的理想，也是写出这些人毫不犹疑一往无前英勇决绝的那种风采。
宋代诗人赵汝淳所作《桃源行》则是把桃花源故事写得富于萧散飘逸之美：
武陵溪上栽桃花，儿童笑语成生涯。 当初避地不知远，渔郎惊问疑仙家。 年深忘却来时路，流水春风等闲度。 龙翔鹿走自兴亡，不到花开花落处。 江边雨暗蛮蓑湿，父老欲留留不得。 隔林鸡犬渐萧然，啼鸟一声溪水碧。
桃花源这篇作品显然比归去来兮辞更富于意味，所以影响也大的多。桃花源的故事比归去来兮辞的事情也更吸引人，是合于很普遍的人性。诗经里不是就有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当人渐经忧患，知道了这个现实世界的黑暗严酷，一般也就很自然会有这样的想往。陶渊明写桃花源的时候，距离他写归去来兮辞大概有十七八年了吧。
传为陶渊明所作的《搜神后记》中也收录了桃花源这篇作品，仅仅凭此点就非常可疑了，因为陶渊明自己绝不会把桃花源这篇作品放在《搜神后记》这样的搜奇志异的作品集里的。而我们从前面对陶渊明作品的分析也已经知道，陶渊明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持儒家信仰的优秀思想家，他是喜欢看包括《山海经》这样的异书，可是你看他写读《山海经十首》，何尝有一点神神怪怪的气息？他在诗文里是那样认真、有时候甚至几乎是不惜耗费自己的生命来思索人的生死问题，他会去写一部这么把人的生死问题常常变得有些轻松、轻飘和虚幻的作品？
就算他是一时出于兴趣写了这样的游戏笔墨性质的一部书，又怎么会学干宝用《搜神后记》这样的名字？别人几乎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优秀的诗人和文学家、一个非常认真非常优秀的思想家，难道他自己也一点不知道？这部他的诗文选集《陶渊明集》里，除了《拟古九首》，之前的东晋袁宏有过《拟古》一首二十字的短诗，还有哪一篇是用了某个前人用过的题目？而且不排除他没有见过袁宏这首诗的可能性，袁宏的时代只比他早了二十四年左右，袁宏这首诗也相当平庸。陶渊明的《饮酒》组诗题材明显是很近于阮籍的《咏怀》组诗的，可是他用了近似《咏怀》的题目吗？而阮籍之后，历代诗人多少人都用过近似《咏怀》的题目的。
而且陶渊明的时间是宝贵的，他花费不少时间来写这样一部书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如果他有时间，我想他大概会去写一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作品。事实上他也常常具有一种使命感，尤其是五十岁左右以后。从少年时代起，他的家就常常是清贫的，勤奋学习的同时经常需要他去地里做一些农活，后来老年时有一些时候家中甚至是饥寒交迫，他的一生很多时候是以务农为生。即使务农为生的同时，他也需要坚持看书、思想和写作，因为他是一个很认真勤奋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做官的时候需要认真做事，需要抵挡那时候官场相当普遍的堕落风气做一个让许多同僚讨厌的清廉的官员，因为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也从来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成年后的陶渊明空闲的时间是不会太多的。人们曾经有一个印象，好像陶渊明总是很清闲，总是端着酒陶然自得的样子，但那只是误解。他很穷困的时候是一连多少天都没有酒喝，就是经济条件好的时候，他的饮酒一般也是比较节制的。
至于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序里说到“宋临川刘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征应传》，陶渊明《搜神录》……”，那也不过是说明这部伪作在慧皎的时候已经流行了，一个僧人一般也不会对这样一本书的作者有认真研究的兴趣，而且不必以为古代的学术水平有多高，现代人并不比古代人蠢，古代能够投入到学术里的人力物力能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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