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疫情及防控情况初探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唐朝也曾发生多次疫情,面对疫情,李世民采取了什么措施进行应对呢?本文就此问题简单分析一下。

一、贞观年间的疫病整体情况

综合《新唐书》五行志和《册府元龟》的记载,贞观年间共出现了6次疫情,具体如下:

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

十五年三月,泽州疫。

十六年夏,谷、泾、徐、戴、虢五州疫。

十七年夏,潭、濠、庐三州疫。

十八年,庐、濠、巴、普、郴五州疫。

二十二年,卿州大疫。

(以上出自《新唐书》五行志,《册府元龟》卷147记载略同)。

贞观一共23年,其中共有6年发生疫情,发生疫情年份占比约为26%。

这个比例是高还是低呢?

根据《唐代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么振华著)的统计,唐朝共计289年间,至少有39年发生疫灾,疫灾次数至少42次。据此计算,发生疫灾的年份占比约为13.5%。

如果仅仅根据这个比例来看,贞观年间疫灾年份占比要高于唐朝平均水平,则我们可能会得出贞观年间疫情爆发比较频繁的结论。但是,由于唐朝史料缺失比较严重,有些疫情可能因种种原因未被记录下来,因此,仅看这一比例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找一个史料记载比较完备的朝代,看看中国古代疫情爆发的频率究竟如何。

由于明朝相关史料保存比较完备、详细,我们不妨根据明朝的相关史料,来判断当时疫情比较真实的发生频率。

据华中师范大学龚冲亚的统计,明朝疫灾数据如下: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除了建文帝和明仁宗(年号洪熙),因在位时间较短,建文帝外加靖难之役的特殊影响,无疫情记录,其他各位皇帝在位期间,均发生过疫情,疫情发生年份占比的范围在35.5%-100%之间,平均为78.3%。唐朝比明朝还早几百年,其整体医疗水平和管理水平,与明朝相比,不可能有本质的差别,因此,唐朝整体的那个13.5%的比例,显然不可能是真实的,比例必然偏低了。而贞观年间的比例26%,与明朝洪武年间的35.5%接近,反而是一个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数据。

二、贞观年间疫情特点

与唐朝其他时期相比,贞观年间发生的疫情具有以下特点:

(一)大部分疫情的蔓延范围不大

贞观年间六次疫情,除贞观十年(636)疫情蔓延范围相对较大,涉及到关内道和河东道,其余五次,均明确以州为单位控制住了,而且疫情发生的各州之间基本不相连。具体情况如下:

1、贞观十五年(641)三月,泽州疫。

泽州位于河东道,位置如下:

2、贞观十六年(642)夏,谷、泾、徐、戴、虢五州疫。

这5个州中,谷州(州治在福昌县)、虢州、徐州、戴州(州治在单父县)位于河南道,位置如下:

可见,即便上述4个州均在河南道,也仅仅是两两相连,并未蔓延成一片。

泾州位于关内道,位置如下:

3、贞观十七年(643)夏,潭、濠、庐三州疫。

潭州位于江南道,位置如下:

濠州、庐州位于淮南道,位置如下:

4、贞观十八年(644),庐、濠、巴、普、郴五州疫。

庐州、濠州位置见上。

巴州位于山南道,位置如下:

普州位于剑南道,位置如下:

郴州位于江南道,位置如下:

5、贞观二十二年(648),卿州大疫。

卿州位于黔中道,位置如下:

综合上述各州位置来看,发生疫情的各州,最多两州相邻,基本处于分散状态,这就说明,贞观年间的大部分疫情,在早期就被及时的控制住了,并没有四处蔓延。这里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唐朝前期其他几位皇帝时期的情况:

1、唐高祖李渊

武德初年爆发了骨蒸病疫情,在关中地区(关内道)蔓延(《旧唐书》许胤宗传)。

武德六年(623)发生疫情,在剑南道蔓延(《续高僧传》)。

2、唐高宗李治

永淳元年(682)六月发生疫情,在关中(关内道)蔓延(《旧唐书》高宗本纪)。

3、唐中宗李显

神龙三年(景龙元年,707)夏发生疫情,从京师(关内道)一路蔓延到了山东、河北(《新唐书》五行志)。

(二)疫情造成的后果不严重

由于古代医疗水平不高,因此,爆发疫情后,往往会出现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但是,对于贞观年间发生的六次疫情,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出现过人口大量死亡,即便是贞观十年(636)疫情波及范围比较大的那一次,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反观唐朝前期的其他几位皇帝时期,疫情爆发后往往就会出现人口大量死亡:

1、唐高祖李渊:

武德初年关中疫病,“时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连染,诸医无能疗者”(《旧唐书》许胤宗传)。

武德六年(623)剑南道疫病,“亢旱不收,疫死众”(《续高僧传》卷27)。

2、唐高宗李治

永淳元年(682)六月,关中及河南发生疫病,“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旧唐书》高宗本纪);“饥馁相仍,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旧唐书》五行志)。

3、唐中宗李显

神龙三年(景龙元年,707)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新唐书》五行志)。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我认为,贞观年间疫情造成的后果普遍较轻,是与唐太宗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分不开的。

三、贞观年间疫情防控措施

对于贞观年间的六次疫情,李世民无一例外的采取了派遣医生携带药品前往疫区治疗的措施。据《册府元龟》卷147记载:

(贞观)十年,关内河东疾病,命医赍药疗之

(贞观)十五年三月,泽州疾疫,遣医就疗

(贞观)十六年夏,谷泾徐虢戴五州疾疫,遣赐医药焉

(贞观)十七年六月,潭濠庐三州疾疫,遣医疗焉

(贞观)十八年自春及夏,庐濠巴普彬疾疫,遣医往疗

(贞观)二十二年九月,邠州(误,当为卿州)大疫,诏医疗之

这一措施具体是如何实施的呢?这就需要结合当时的医疗机构设置情况来进行说明。

在唐朝建立之初,地方政府是没有设置官方医疗机构的,直到李世民即位后,才开始设立,他于贞观三年(629)在地方置医学,设立医药博士(后改医学博士)及学生。这里的医药博士并不是学位,而是官方医生(类似于现在公立医院的院长),其职责就是治病,“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旧唐书》职官志)。

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地方上官方医生的编制情况如下:

大都督府有医药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

中都督府有医药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

下都督府有医药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

上州(4万户以上)有医药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

中州(2万户以上)有医药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

下州(不满2万户)有医药博士一人,学生十人。

从数量上看,虽然在州这一层级都设有官方医生,但人数并不多,一旦出现疫情,仅凭每州这一二十人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于是,李世民就采取了向疫区派出医生的办法,加强当地的救治力量,就像现在全国支援湖北。

那么,当时李世民所能调动的救治力量,主要出自哪里呢?出自太常寺下设的太医署。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

大医署:令二人,丞二人,府二人,史四人,主药八人,药童二十四人。医监四人,医正八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掌固四人。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禁咒师。

诸药医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医师二十人,医工一百人,医生四十人,典药二人。

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

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按摩工十六人,按摩生十五人。

咒禁博士一人,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

以上合计编制人数341人。虽然无法与现在的医生数量相比,但是,与当时地方上每州区区一二十名官方医务人员相比,这个编制数量算是相当庞大了。

同时,太医署每年还会储备药品,用于治疗疾病,“岁给药以防民疾,凡陵寝庙皆储以药”(《新唐书》百官志)。

因此,每当遇到疫情时,李世民就会派出太医署的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前往疫区进行治疗。

由于李世民对于疫病非常重视,处置及时果断,因此,只采用了这一个办法就控制住了疫情。相应的,李世民也就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

而对比李世民在遇到水旱等自然灾害时采取的措施,我们会发现,李世民会采取一些其他手段,举例如下:

抚慰。贞观元年(627),关东、河南、陇右诸州出现“虫霜为灾,风雨不时”的情况,李世民就派出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征等前去安抚(《全唐文》卷4)。贞观三年(629),关内道出现旱灾,李世民派出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前去抚慰(《旧唐书》太宗本纪)。

赈济。贞观七年(633),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李世民就进行了赈济,“遣使赈恤”(《旧唐书》太宗本纪)。

而对于疫灾,李世民没有采用抚慰和赈济等措施,这充分说明,贞观年间的疫情均很快得到控制,疫区百姓的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因此,只需要治病,并不需要朝廷采取额外措施。

四、两次“大疫”分析

贞观年间出现了两次“大疫”,分别出现在贞观十年(636)和贞观二十二年(648)。为什么会出现“大疫”呢?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一)贞观十年(636)大疫

按照《新唐书》五行志记载,“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

但是,对于这个“大疫”,我是存疑的。因为关于这一次疫情,不仅仅是《新唐书》五行志有记载,《册府元龟》和《旧唐书》太宗本纪也均有记载,而这二者的记载是一致的,均未使用“大疫”字样,而是使用了“疾病”字样:

是岁,关内、河东疾病,命医赉药疗之。

而且,从目前的史料记载看,未发现这次疫情存在任何严重后果,因此,我个人认为,这次疫情,并不是说在整个关内道和河东道到处蔓延,而只是在关内道和河东道的部分地区发生。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疫情呢?

我不能完全确定,但是找到一点线索,据《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就在贞观十年(636)当年,关东地区发过一场大水,“(贞观)十年,关东及淮海旁州二十八大水”。

唐朝的关东,大致指河东道、河北道、河南道一带,据此来看,是否可能是河东道一带先出现水灾,然后因水灾而出现了疫情,进而由河东道传播至关内道的呢?因相关史料记载不详,我也无法确定,只是提出一种猜测。

(二)贞观二十二年(648)卿州大疫

贞观二十二年(648)卿州大疫,《册府元龟》也有类似记载,但将地点记载为“邠州”。那么,到底是卿州还是邠州出现了疫情呢?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卿州,因为在贞观二十二年(648)的时候,还没有“邠州”这个名字。当时关内道有一个州名叫“豳(bin)州”,因为“豳”字与“幽”字过于形近,在书写时老是出错,因此,在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将其改名为“邠州”。

而卿州,是贞观十五年(641)设立的一个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

因此,站在贞观二十二年(648)这个时点来看,有卿州而无邠州。

那么,卿州为什么会发生疫情,甚至是大疫呢?

查《新唐书》五行志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夏,泸、越、徐、交、渝等州水”,即泸州、越州、徐州、交州、渝州发了水。这其中,泸州和渝州均位于卿州以北,距离卿州不是很远。

据此,我推测,泸州、渝州等处发生水灾后,位于其南面的卿州,由于地处西南边陲,同时又是唐朝安置西南蛮的羁縻州,唐朝对卿州的管理力度相对较弱,当地的医疗水平也比较低下,因此,在临近各州在夏天发生水灾后,卿州受到波及,于九月间发生了疫情。

五、贞观年间疫情防控的启示

唐太宗贞观年间疫情防控,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我们现在正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湖北当地正在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要求。我认为,贞观年间六次疫情均未对唐朝造成灾难性后果,恰恰也是做到了上面这“四早”。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并没有什么特异手段或者灵丹妙药来解决疫病,贞观年间的管理手段和医疗水平也并没有比其他皇帝时期有什么本质区别。

在此情况下,贞观年间六次疫情均得到有效控制,只能说明唐太宗李世民对疫情极为重视,疫情发生后,地方迅速上报,朝廷迅速采取措施,在疫情还没有四处蔓延的时候,就将其控制住了。

贞观年间一共发生六次疫情,针对六次疫情,唐太宗均有明确和有效的应对措施,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反观唐朝其他皇帝,他们在面对疫情时的反应速度就不是那么让人乐观了。

先以唐高宗李治为例,永徽六年(655)三月,楚州发生大疫,未见史书记载唐高宗采取何种措施应对。永淳元年(682)六月关中疫病,“死者枕藉于路”,对此,高宗下达的命令也仅仅是让官府妥善掩埋尸体,“诏所在官司埋瘗”(《旧唐书》高宗本纪),可见,等到高宗皇帝采取措施的时候,疫情已经蔓延,并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再看看唐文宗李昂,大和六年(832)春,唐朝发生了蔓延范围很大的疫情,“自剑南至浙西大疫”(《新唐书》五行志),对此,唐文宗采取的措施是:

其遭灾疫之家,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器。其余据其人口遭疫多少,与减税钱。疫疾未定处,官给医药。

其意思是对于因疫病而绝户的,由官府提供丧葬器物。对于因疫病而出现人口损失的,相应减免税钱。对于疫病仍在持续的地方,官府派出医生,提供药品。

据此看,唐文宗采取措施的时候,虽然措施本身已经比较精准了,但仍然偏晚了一些,那时候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人口死亡。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高度重视疫情、及早采取行动、防控措施精准,从古至今,都是人类对抗疫病的有力手段。

以上是我对唐太宗贞观年间疫情及其防控情况的简单分析,欢迎大家讨论。

最后,我们现在仍然面对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我相信,在全国上下高度重视、处置措施得当的情况下,疫情可以被有效控制和扑灭。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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