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文章《土地政策失败的宋朝只能是弱宋》，聊了一下北宋养兵的困境，就是成本太高了，过去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是兵农合一，农民自带装备去打仗，政府养兵成本就比较低。
北宋的时候土地兼并比唐朝还离谱，都到了自由买卖典当的程度，土地最后集中在谁的手里想想就清楚了。
大量的自耕农最后破产只能在地主家里租地耕种当佃农了，没有了自耕农也就没有了自带装备打仗的士兵，北宋政府没有办法只能是募兵了，花钱招募士兵，很快国防成本高到离谱。
土地和土地政策说到底其实就是国家管理的工具，是用来限制人身自由和调节人力资源的，放弃土地控制说白了就是放弃人口管理。
为啥房地产会成为国家支柱型产业，这玩意又不是什么高科技，技术含量也不高。
它之所以是支柱，就是因为他的工具属性，房子是不动产，人一般随着房子流动的，利用房子才能调配人口的流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最有诚意引进人才的政策是房子，最能调动人才的手段也是房子。
这就是工具，只要能够调配资源，控制或者引导人的动向的都是管理的工具。
这两天就有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就是河南的村镇银行暴雷了，储户取不钱，大家都疯了，这么多年来对银行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竟然还能发生这种事。
其实大型国有银行还好，风险控制问题不大，村镇这种小型银行为了吸储，给的条件很高，管理不好就会出现暴雷。
反正就是储户们急了，就去银行讨钱去，当地政府头大了，毕竟这种事影响太坏，对政府公信力破坏严重。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骚操作，为了限制这些储户上门讨钱，当地政府祭出了大数据的工具，针对性的把这些储户的健康码搞成了红色，储户们这不就出不了门了吗。
我只能说大感震惊。
当地政府的对互联网带来的影响可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吧，储户上不了门事情就能压得住？
果然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啥事也看不见，啥事也没有。
这种大数据就是工具，是调配人口动向的工具。
每一次解决危机都是在强化政府权力，每一次都被骂，但是每一次都好用，屡次不爽。
当你觉得这个房价要涨不动的时候说明政府财政状况很好，如果经济出了问题要解决的时候，就知道还能不能涨的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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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赵匡胤用这种赎买的政策搞定武将后，从北宋到清朝，一直都没有发生过地方武装叛乱的情况，说明这种赎买的手段在解决武装割据上很成功。
但是中央要这么养兵下去也不是办法，没钱了，最离谱的时候是80%的财政收入都用来养兵。
可以理解为现在的军费占财政的比例，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夸张了。
虽然宋朝在民间的商业政策上非常的宽容，但是因为没有抑制土地兼并，这种繁荣的商业本质上还是一种官商经济。
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的拉大，当权贵控制了主要的财富时，中央财政必然出现问题，根本就收不上来。
面对北宋的这种养官养兵费钱中央又很缺钱的现状，年仅20岁的宋神宗决定改革，还是要大改的那种。
正好他遇到了正处于人生黄金年龄时期的王安石，两人一拍即合。
宋神宗登基的第二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系统性的变法就出台了。
在变法开始之前，北宋政府的内部先干了第一件事，就是开会。
开会讨论怎么改，主角就是两个人，王安石和司马光。
两人要围绕的问题就是要如何解决中央财政的问题，没钱了，怎么办。
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央财政没钱是真的，关键是怎么让中央财政富起来。
王安石的办法就是集权，挣钱的事政府来做，最好把地方的经济权都收归中央。
司马光的办法是节省，省着点花，钱就这么多，中央要是拿多，那民间还有什么钱，要藏富于民，不要逼老百姓太紧。
王安石针锋相对，我能让中央的财政问题解决，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从老百姓的口袋里面掏钱，我想要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老百姓不加税还能让中央财政有收入，王安石的矛头很清楚的指向谁有钱，拿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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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人的争议中，年轻的宋神宗最后选择了王安石，其实换了谁都会选王安石，其他人都想混着过，就这个猛人要动刀子，得罪人的事他来办，不选他选谁。
王安石确实很有气魄， 第一项改革就是把原来管控经济的三司合并在一块，其实就是扩大集权，提高效率，类似现在的发改委。
同时通过均输法，由政府全面垄断重要的资源生产，销售和运输，类似现在的国资委。
主要的资源控制后再由政府统一定价统一销售，各地成立市易司，相当于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销售平台。
果然在这几个措施下财政收入大为改观，但真的就是好事吗，这种逻辑下北宋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垄断的企业，政府亲自下场做生意。
负责执行的官员都非常的高兴，各种亲力亲为，倒也不是他们那么的有责任心，而是这种做法就是在扩大权力，在集权，在赋予这些官员介入到市场交易的机会，是他们难得发财的机会，是合法为自己获利的机会。
本来改革之前宋朝就已经是典型的官商经济了，官员们非常乐意经商，王安石在这么一搞，正中下怀，王安石让搞的他们搞，不让搞的他们也想办法搞，搞到最后都没有商人敢运货到首都销售，因为一进城就被官员们接管货物了，谁来谁死。
北宋政府就是最大的商店和物流中心，钱都被挣走了，财政当然富裕了，只不过下一次还能再收吗。
这还只是对商人下手，农业领域就更离谱了。
古代的农业靠天吃饭，其实非常的脆弱，所以很多农民经常会因为天灾等原因出现经济困难，所以要经常借钱借粮。
民间借钱的利息是非常高的，王安石就琢磨了一下，政府加入到借贷行业，也来个金融扶持农业，由政府出资出粮，低息贷款贷粮给农民，不要高利贷有赚钱的机会，保护农民。
超级好的想法，但是已经过官员们一操作，发财变现的机会来了，借给农民的是陈米，价格较低，农民还粮的时候要还新米，价格高，中间的差价就成了官员们的油水了。
贷款的也是，为了完成业绩，人家农民不愿贷款的，也要去逼迫摊派，中间在各种手段，最后农民还的利息要比高利贷还高。
北宋原本在专营政策就是比前代都要苛刻，只不过在营商环境上要比前代都宽容，经过王安石这么一搞，政府亲自下场，变成了一家巨型的企业，宽容的商业环境没有，王安石变法的结局只能是失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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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离谱的结果，王安石知道吗，当然知道，但他并不打算改，因为他相信改革没有错，错在执行改革的人，如果执行环节没有问题，官员们的道德经得住考验，一切都会好。
性格强悍的王安石确实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脚，没有任何贪污受贿，对形象要求也不高，经常不洗澡，邋里邋遢的，也从来没有纳妾，和北宋那些文官完全不对调。
每天一身很浓重的味道就去上班，一身正气能把人熏的不行，男人味很猛，和他的形象很符合，属于言行一致的那种人。
同僚不喜欢他，重要吗，不重要，真正的猛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他心中有强大的道德支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哪怕是搞砸了，做的一塌糊涂，那也不重要，和我没有任何关系，错的是那些执行的官员。
什么叫真正的国家主义者，这就是，什么叫目的是唯一，手段是次要的，这就是，只有猛人才能干得出来。
在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登基后，王安石的变法被废了，一年以后，王安石去世，司马光在憋屈了十五年后重新上台，面对北宋这个烂摊子一样拿不出什么办法。
8年以后，王安石的女婿上台，老丈人的那一套又被重新拿了出来，只不过这一次王安石的女婿比他更集权更极端。
在北宋灭亡的时候，在赵家政府逃到杭州偏安一隅时，王安石被拎了出来，被批判了一遍，成了北宋灭亡的背锅侠。
从商鞅，到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再到王安石，每一次不再表明，当国家遭遇到危机的时候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加强集权的，没有一次不是扩张国家权力的。
从南宋到晚清，王安石就像消失了一样，没人想起来这个强悍的国家主义者。
直到晚清，危机遍布需要改革的时候，王安石被拿了出来，梁启超还为他立传，重塑名声。
王安石这个人在这几百年的人遭遇就像是一个符号，是象征危机要应变的一个符号。
都在充分的说明，要解决危机就要集权，这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不管是放权，还是集权，本质上都是集权。
是权力格局的重新塑造，是国家主义的胜利。
王安石变法失败，但是王安石们会一直赢下去，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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