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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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可以说是对古代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而他的天人感应思想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下,由汉代儒家的发展而来,同时也是西汉时期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期最著名的儒学大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官僚家庭。因为董仲舒对古代中国的制度不太满意,所以在汉武帝时期选择了接受儒家思想来改变封建制度,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儒学为中心,以黄老之学为补充,并吸收其他思想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思想体系.

并成为汉代以后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流之一。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这个概念,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学说。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是时代的产物

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期最著名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他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引到了汉代,提出了自己的“天人感应”、“大一统”、“君权神授”等思想。董仲舒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为当时的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思想的时间是在汉武帝时代,并且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是经过汉武帝的认可并推广成为汉代的一种社会政治理论

当时,西汉王朝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西汉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由于中央和地方管理体制没有完善,而且政策失误,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有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官僚机构庞大、臃肿;二是权力过于集中;三是法制松弛、执法不严。

而这三个问题又都是由于封建统治思想长期受到统治阶级打压,尤其是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这三个问题更加突出。

在封建专制政治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中,皇帝又被称为“天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就能够完全支配整个国家。

特别是在汉武帝统治时期,皇权空前膨胀、皇权与相权矛盾尖锐、官僚机构庞大、法律松弛、执法不严等问题都更加突出和尖锐。

因此,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政府虽然有能力通过一些改革措施来限制权力过于集中而造成的各种弊端和问题。但是政府却无力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改革和调整,其统治效果也并不理想。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汉武帝在积极进行统治思想改造的同时还通过了一系列政策来加强皇权、巩固封建统治。

汉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及董仲舒

汉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是随着汉代思想的变化的。

首先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提出之后,才使儒学由经学转向了哲学。汉代学术,虽有“经学”和“子学”之分,但从汉代经学的发展情况来看,其学术主流仍是“子学”,在这一学术体系中,最早的哲学家应属董仲舒。

《汉书·董仲舒传》载:

仲舒卒后,上令太常为董仲舒立庙,与孔子并称。

从这个记载可知,董仲舒是作为儒家代表人物而立庙祭祀的。当时所立之庙是汉景帝时所建,可见当时儒学已在政府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运用。汉承秦制,与秦同俗。秦失其政,失其俗。

《汉书·董仲舒传》中所载的“其俗夷”“不与秦同”可以看作是指社会风俗而言的。

从汉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情况来看,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后,儒学才逐步形成了以“经学”为主、以“子学”为次的局面,但此时仍然保留着儒家的思想因素。

所以从汉初以来,尽管儒学逐渐转向哲学并且为哲学所吸收和改造,但儒学本身仍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此时“经学”、“子学”并重的局面基本形成了。而这一局面的形成又是在东汉时期完成的。

东汉时期,社会矛盾突出表现在农民大起义上。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就是以儒学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东汉政府发动起来的,而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已经不能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要求了。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董仲舒这样的学者,他根据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思想,提出了以“天人感应”思想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这不仅使得儒学由“经学”转向了“子学”,而且使得儒学从此成为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不仅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而且也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变革现实生活状况的反映。

董仲舒主张以儒家的仁政思想来治理国家,认为儒家的政治主张是符合当时社会历史发展形势要求的。他认为皇帝既是天下之本,又是天下人之君。他说:

当今之世,以仁政为治者一也。又曰:“仁人之政,莫大于治民。”所谓仁政者,就是“使民服而能用也;使民服而不能用也”。

它是指君主要施行仁政,就要在人民中建立良好的影响。

在董仲舒看来,仁政就是要实行一种“德治”,因为儒家讲“德治”的基本主张就是要求君主不能滥用权力。他认为仁政者就必须懂得“天”与“人”的关系;所谓“天人感应”,即要求统治者应以儒家的仁政思想为依据。

所以董仲舒在当时所提出和倡导的“天人感应”思想既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根源又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

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为什么要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思想来治理国家,但实际上他是以儒家理论作为依据来指导和影响社会实际生活状况的。

因此董仲舒提出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理论来指导当时人们对政治状况进行改革,完全是可以理解并受到当时人们欢迎和拥护的。

董仲舒“天人相分”的政治思想

董仲舒从先秦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吸取营养,建立起了其“天人相分”的政治思想。

《春秋》之义,上应天道,下合人事;是故,君有大过则谏,臣有小瑕则谏。君之过而不谏,臣之小过而不谏,则谓之无过也。

因此,君主应该不断地追求完美,而不能犯下错误。如果君主一味地追求完美而不能接受缺点,那就是有过错的行为。

君王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并加以改正才是正确的做法。

“天人相分”的思想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君权神授思想。因为古代的人们认为,天是不可知的、无法把握的,人们只能通过占卜来预测未来。

在董仲舒看来,“天人相分”思想的主要作用是将君权神授与鬼神信仰相结合,达到制约君主行为的目的。

他认为:

“古者天子受命于天……王者之治也……故天为天子之所为曰治;人主之所为曰仁、义、礼、智、信也。”

因此在董仲舒看来,“王者之治”“天人之治”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他在《春秋繁露·贵义》中说:

“王者以天下为一家……则是天为天子矣;天子之治也……天下之治也者,所以以天为尊尊也。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人者,万物之灵也。人死则气散而为草木、禽兽矣”

因此所谓“天子”不是指天子一个人所能代表的国家君主的称号,而是指在全国范围内以天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一种统治制度;而“王者”则是指代表天道自然力量来统治天下的君王。

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精神;而人是这个绝对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

董仲舒认为天的本质属性是“公正无私”。而人的本质属性是“生我养我”的,所以说“天人相分”说实际上是主张君权神授和实行封建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认为:“天人相分”是建立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改造基础之上的,因为儒家思想把“礼”“仁”视为伦理道德的中心内容,把“孝”和“忠”看作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标准。

汉代的大一统政治局面是天人感应思想产生的外部条件

西汉建立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在秦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迫使西汉统治者把建立新王朝看作是巩固政权、重建统一的伟大事业。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势必影响到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但从文化上说,又不可能以天人感应思想来代替儒家思想,因为董仲舒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显然不可能对汉初的历史做彻底的清算。

同时,儒家思想在战国时期已基本形成体系并逐渐为各诸侯国所接受。孔子以后经过孟子和荀子、董仲舒等人的阐发、修改,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因此,汉初统治者在吸取秦亡教训、重建统一局面的同时,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全面地否定秦帝国及其以前各诸侯国等统治者所创立的意识形态,而只能在巩固政权的政治目标和基本方针方面作些调整。

因此在这一时期,汉初统治者注重黄老之学和道家思想文化尤其是黄老思想文化在维护政权统治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自西汉初年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阶级矛盾尖锐等原因使汉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国家统一是一种需要、必然之势。所以才开始从治国方略上进行调整。

汉初统治者对黄老之学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并不认为它是一种治国良策,而把它看作是“治”的一个方法而已.

但随着汉初统治时间的延长、政治形势的稳定,以及这种政策和思想文化在民众中的传播,经过百余年之久,逐渐成为人们自觉遵循的指导思想。于是出现了汉初统治者对黄老思想的态度从“尊之”转变为“排之”、“抑之”乃至“弃之”的过程。

汉初统治者还不能完全摆脱秦帝国政治模式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对儒家思想也只能采取调和的态度。

由于经济上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经过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四朝的努力使封建国家逐步发展成大一统局面,形成了当时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安定祥和的局面。

但在此形势下,刘邦等人却不得不从维护政权稳定的目的出发去调整统治思想、意识形态,从而出现了“无为而治”和“黄老之学”思想都不能适应当时形势发展需要。

于是汉武帝利用儒家思想理论,一方面采纳董仲舒等人提出的建议进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在维护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前提下开始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

在这一时期,董仲舒不但继承了秦帝国立国时期统治者对黄老之学所做过的调整和努力,而且还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吸取营养,创造性地发展了其政治学说和思想体系。

他在吸取秦帝国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天人感应”学说,并把它作为巩固统治政权的一种理论依据。这种观点不仅使当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感到满意,而且也为后世统治者所继承。

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对后世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不仅在董仲舒的时代影响深远,而且在后世也一直得到后人的重视和继承。

比如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就提出了“心学”学说,认为“心”是宇宙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之主宰、社会生活之中心。王阳明在其“心学”著作中指出:

“心者,万事万物之本也;未有人心而有万事万物。……其有人心而无万事万物者,则亦无其心矣,但有一片灵明之气而已。”

王阳明还提出“知行合一”理论,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的“知行观”使人们认识到了知和行的关系、主客观关系以及主客关系等一系列的思想关系:“心即理也。

结语

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不仅丰富了汉代儒学的内涵,也为汉代政治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武帝以后的政治生态。

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理论与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相悖,在汉儒看来是违背经典的学说,然而也正是由于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使得董仲舒成为了汉代儒学的集大成者。

董仲舒作为西汉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在西汉时期,对当时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地思考和探索,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值得借鉴的政治思想主张,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一)《史记·天官书》:“其用黄中,其道微”;

(二)《汉书·董仲舒传》:“当此之时,天人感应之说盛行,独汉兴,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其书十有六篇,……”;

(三)《汉书·董仲舒传》:“子为《春秋繁露》十篇”;

(五)《汉书·武帝纪》:“十有五年……三月,改元。”;

(六)《汉书·王莽传上》:“天汉二年……改元元始……三月,以赤帝之子斩杀蚩尤,立蚩尤为天子。”

(七)《汉书·董仲舒传》:“天人感应之说盛行。”;

(八)《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为诸侯相,政事得失皆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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