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谈
“柔媚的诗风，从六朝刮到盛唐”
浮艳绮靡的宫体诗，是初唐诗歌的主流。
何谓宫体诗？诚如字面意思，是指以宫廷生活为中心的艳情诗。宫体诗产生于梁简文帝时期，经历了陈后主和隋炀帝。
这几位帝王的日常，游离于酒宴和美色之间。诗歌好比一面镜子，映照出帝王的生活。
此时的文士和臣子，其眼角眉梢，也带着无须隐藏的荒淫。
君不见，南朝的鲍泉曾写道：“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他是在告诉来宾，美女既已横陈玉体，朋友岂可错失良机。
乱世之下的一场场狂欢，带着破罐子破摔式的放浪形骸。
荒唐无理玩笑的对象，可以是娼妓姬妾，也可以是自己的结发之妻。
王僧儒借妻子之口喊出：“知君自荡子，奈妾亦倡家”。既然夫君都是浪荡之人，妾我又何必冰清玉洁？
今人恐怕也没有此等气魄：浮躁混乱的生活，竟被说得如此理直气壮，言之凿凿。
时间来到贞观初期。
李世民是一个好皇帝，却不是一个好诗人。他的文治武功，令隋炀帝汗颜；但其文采，却能被隋炀帝反杀。
杨广能写出诸如，“萧萧秋风起，悠悠行万里”，肃杀之气的诗篇；而李世民的代表诗句：“濛柳添丝密，含吹织空罗”，依旧带着莺歌燕舞的六朝柔和气息。
至于那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诗歌本来颇具气度，经由后世豪侠小说的传播，变得更像说书先生口中的定场诗。
“大唐盛世的不合作者”
李世民的诗歌气度，无法比肩于杨广，他却能把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国家强盛之时，皇帝便要修书，中国二十四部正史，李世民修编了其中之六。
文艺类的书籍，太宗时期也撰修过不少。单一部《文思博要》，全书煌煌1200卷，诸位莫要嫌多，这还仅是一部书而已。
“网罗百家，并包六艺”，是李世民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此，文学作品渐渐被学术所同化，堆砌成为诗歌的表现手法。
文采之于学士，恰如美色之于妇人，才子与美人，皆是为取悦君王而生。
这个时期的文人，博览天下之书，却又不解其意。譬如李善，乃是太宗时期著名学者，他读书很多，学贯古今，被人称作“书柜”。
李善不善属文，专注注释，注解《文选》时，“释其事而忘其意”。
这类读书人，存在的目的，充当皇帝的移动硬盘罢了。
史书对李善的评价是，“淹贯古今，不能属辞”。诚如斯言。
国家昌盛，君臣契合，政治清明，生活也愈发奢靡讲究。宰相褚遂良修习书法时，非精笔佳墨，则不肯写字。
太宗时期的诗歌，滥施声色，内容空洞。其萎靡的诗风，比之于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尚存一息清醒意识的，竟只有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
上官仪得势后，开创绮错婉媚的诗风，诗歌终于沦为粉饰太平的工具，而上官仪本人，亦深陷形式主义的旋涡，不能自拔。
他提出所谓“六对”、“八对”理论，以做对联的方法写诗。上官仪们不是在写诗，做文字游戏罢了。
好在还有四位卓绝的才俊，他们是灼灼盛世的不合作者。四人不能忍受这种温软，他们高高举起，反抗的义旗。
“悲情的四杰”
对主流文化的抗逆，最稳妥的方式，是作不动声色的反对。四人显然不这样认为，他们反抗的手段，更加壮怀激烈。
纵然喜好萎靡诗风的，是当朝的皇帝，他们也在所不辞。
反对我所反对的，赞美我所赞美的，如此而已。
四人于诗赋中放纵，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再难取得，俗世的功名。
有个叫李敬玄的人，惊异于四人的文采，遂将他们举荐给名将裴行俭。
裴行俭通阴阳，晓算术，深谙鉴人之术。他看罢四人履历，徐徐说出八个字：“才名有之，爵禄盖寡。”
裴将军的意思是，四人才气太盛，浮躁浅露，不配享有功名利禄。裴行俭继续说道：“四人中的三个，皆没有好的前程。只有那个姓杨的，沉静内敛，他能做到长令。”
裴行俭所不知的是，就是这个杨姓才子，发出了声讨靡靡之音的最强音。他讽刺众人的诗歌曰：“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四人果然有天纵之才，他们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
他们对当时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四位天才相继过世，大概半个世纪左右，后来者杜甫，即写诗怀念：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
这四个人，分别是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后世将他们并称作“初唐四杰”。
“四杰”有其共同特质，他们全都是少年成名，天纵奇才。
然上天赠一物，必定取一物。“四杰”最终的结局，都不太完美。
所谓“佳人命薄,才人福薄”，王勃短寿，骆宾王失踪，卢照邻凄惨。相比而言，杨炯的结局竟是最好的，有一个说法是，他卒于赴任的路上。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杨炯也算是名门之后，其曾祖乃是北周大将军，他的伯父辈亲属，都曾任州县长官。
然而，杨炯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却皆无官职。
杨炯在自述中写道：“吾少也贱，当不为虚盲。”很难想象，恃才傲物的才子，写下这几个字时，是怀揣怎样复杂的心情。
好在杨炯足够优秀，他当得起神童之名。唐朝科举，专有一门曰“童子科”，杨炯以不到十岁的年纪，顺利登科。
身为一个天才，他出仕的时间却颇晚，二十七岁那年，杨炯在京应制举，总算是踏上为官之路。
虽然煊赫于文坛，但在官场上，他还是一介新人。散漫的艺术家，与老成持重的官场老油条，是生来的天敌。
杨炯的狂傲溢于言表。初唐时期，他与王勃诸人，才华冠绝于京师，时人谓之曰“四杰”。
四杰的文章，各有其特点，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
好事者偏要为四人排序，于是“王杨卢骆”的称呼不胫而走。
排序且由别人争论，当事者笑笑罢了。但杨炯偏偏不做沉默者，他听闻这个消息，对别人言道：“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诸位千万不要相信，杨炯真愿甘居卢照邻之后。卢照邻比他年长二十余岁，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自谦而已。
杨炯与王勃同龄，才华相当，交情很是深厚。两人也曾互相恭维，王勃赞杨炯曰：“日下无双，风流第一”，杨炯则在《王勃集序》中写道：“绝六艺以成能，兼百行而为德”。
但真到排资论辈之时，他却耻居其后了。
官场新人杨炯，对朝堂的同僚，也是持鄙夷的态度。他给那些装腔作势之徒，取了一个促狭的绰号：麒麟楦。
旁人不解其意，杨炯悠然解释道：“那些演出麒麟戏的优伶，要画一个麒麟模样的外壳，套在驴子背上，将驴子装扮为麒麟。但驴子终究还是驴子”。
杨炯因此变成全民公敌。众人也反唇相讥，称杨炯作“点鬼簿”，他写诗文时，爱滥用古人姓名，别人便以此讽刺。
“从未去过边塞的边塞诗人”
杨炯还是有几个朋友的，他的挚友之一，是臭名昭著的宋之问。此人风度翩翩，是当时最有才华，却又最无耻的文人。
宋之问有个外甥叫刘希夷，刘希夷写出一首古诗，诗中有两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诗歌被宋之问看到，硬是出言索要。刘希夷不肯，宋之问羞恼成怒，令家奴用土袋将外甥活活压死。
杨炯是世之奇才，其诗文远在刘希夷之上。他与宋之问相交，竟然安然无虞，也算是人间奇迹了。
昔年他们同在习艺馆工作，意气相投，后来两人分离，宋之问卧病于温泉庄，心情寥落，孤独难耐，便作诗追忆老友，诗中有句曰：“惜无载酒人，徒把凉泉掬”。
杨炯并无子嗣，临死之时，将后事托付给宋之问。宋之问最终也没有食言，他为杨炯编集诗文，营造坟茔，对朋友可谓一片炽情。
宋之问仗着自己生就一副好皮囊，他向武则天自荐枕席，欲沾雨露之恩。
武则天称皇帝位初期，杨炯的族弟起兵讨伐，事件平息后，族弟被杀，杨炯因此受到牵连。
也不知是否是受宋之问影响，骄傲的杨炯，后来也极力地歌功颂德。
武则天如意元年，洛阳宫中大办兰盆会，杨炯借机写了一篇《孟兰盆赋》，赋文中尽夸耀之能事。
杨炯写过一些言不由衷的赋，也作过一些流芳百世的边塞诗。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是何等真切激昂。
“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又是如何豪放率直。
但实际情况是，杨炯从未在战场厮杀，也从未切身感受战争的残酷。
那些热血沸腾的诗篇，是写给郁郁寡欢，壮志难酬的自己。
就好比，那些优美绮丽的赋，是写给身居高位的当权者。
“后事交由后人说”
因为《孟兰盆赋》写得太好，那年冬天，杨炯得以出任盈川县令。
昔年裴行俭的预言，终于应验。
宰相张说，是杨炯的另一个好友。他比杨炯小十来岁，却沉稳很多，官也做得更大，在杨炯外迁为盈川令时，他特意写箴言规劝。
张说先是心悦诚服地恭维，然后规劝杨炯道“才勿骄吝，政务烦苛”。
杨炯有一个伯父名曰杨德干，此公就是那个造反族弟的父亲。杨炯一生，受他们所累。杨德干为人严苛不近人情，官场流传一句话，“宁食三斗炭，不逢杨德干”。
张说因此而担心杨炯，所以才作善意地规劝。
他所担忧的事情，竟然全部变成现实。据新旧唐书记载，杨炯到任后，以酷吏著称，他似乎是把满腹的牢骚，发泄到本县的百姓身上。
这大概也是今天的读者，最不愿看到的一幕。诗人可以狂傲，却不可以严酷。
好消息是，杨炯施行酷政的记录，似乎也不足为信。
据学者考证，杨炯在任时，断诉公道，清正廉洁，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甚至特意盖了一座杨炯祠。
祠内立有杨炯的塑像，门边还有一副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泼水江旁千秋俎豆”。
据《盈川城隍庙碑》所载，杨炯在此地做县令时，某年旱情严重，田地干涸，杨炯向天求雨，天神却不应。
杨炯沐浴更衣，来到一口枯井前，面朝天穹祈求，祈求完毕，纵身投井以殉。
是夜，盈川县内狂风大作，天上乌云密布，井水猛涨，大雨倾盆而至。
杨炯的这个结局，想必也是个传说。但相比于冷峻的史书，这个结局是那样的温馨而悲情。
我们还是愿意相信，杨炯是个狂傲的，可爱的，仁义的翩翩少年。
-作者-
老谈，always talk，老是夸夸其谈之人，除此外，别无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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