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最杰出的天才,用自己的余生,换回一场风调雨顺

作者:老谈

“柔媚的诗风,从六朝刮到盛唐”

浮艳绮靡的宫体诗,是初唐诗歌的主流。

何谓宫体诗?诚如字面意思,是指以宫廷生活为中心的艳情诗。宫体诗产生于梁简文帝时期,经历了陈后主和隋炀帝。

这几位帝王的日常,游离于酒宴和美色之间。诗歌好比一面镜子,映照出帝王的生活。

此时的文士和臣子,其眼角眉梢,也带着无须隐藏的荒淫。

君不见,南朝的鲍泉曾写道:“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他是在告诉来宾,美女既已横陈玉体,朋友岂可错失良机。

乱世之下的一场场狂欢,带着破罐子破摔式的放浪形骸。

荒唐无理玩笑的对象,可以是娼妓姬妾,也可以是自己的结发之妻。

王僧儒借妻子之口喊出:“知君自荡子,奈妾亦倡家”。既然夫君都是浪荡之人,妾我又何必冰清玉洁?

今人恐怕也没有此等气魄:浮躁混乱的生活,竟被说得如此理直气壮,言之凿凿。

时间来到贞观初期。

李世民是一个好皇帝,却不是一个好诗人。他的文治武功,令隋炀帝汗颜;但其文采,却能被隋炀帝反杀。

杨广能写出诸如,“萧萧秋风起,悠悠行万里”,肃杀之气的诗篇;而李世民的代表诗句:“濛柳添丝密,含吹织空罗”,依旧带着莺歌燕舞的六朝柔和气息。

至于那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诗歌本来颇具气度,经由后世豪侠小说的传播,变得更像说书先生口中的定场诗。

“大唐盛世的不合作者”

李世民的诗歌气度,无法比肩于杨广,他却能把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国家强盛之时,皇帝便要修书,中国二十四部正史,李世民修编了其中之六。

文艺类的书籍,太宗时期也撰修过不少。单一部《文思博要》,全书煌煌1200卷,诸位莫要嫌多,这还仅是一部书而已。

“网罗百家,并包六艺”,是李世民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此,文学作品渐渐被学术所同化,堆砌成为诗歌的表现手法。

文采之于学士,恰如美色之于妇人,才子与美人,皆是为取悦君王而生。

这个时期的文人,博览天下之书,却又不解其意。譬如李善,乃是太宗时期著名学者,他读书很多,学贯古今,被人称作“书柜”。

李善不善属文,专注注释,注解《文选》时,“释其事而忘其意”。

这类读书人,存在的目的,充当皇帝的移动硬盘罢了。

史书对李善的评价是,“淹贯古今,不能属辞”。诚如斯言。

国家昌盛,君臣契合,政治清明,生活也愈发奢靡讲究。宰相褚遂良修习书法时,非精笔佳墨,则不肯写字。

太宗时期的诗歌,滥施声色,内容空洞。其萎靡的诗风,比之于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尚存一息清醒意识的,竟只有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

上官仪得势后,开创绮错婉媚的诗风,诗歌终于沦为粉饰太平的工具,而上官仪本人,亦深陷形式主义的旋涡,不能自拔。

他提出所谓“六对”、“八对”理论,以做对联的方法写诗。上官仪们不是在写诗,做文字游戏罢了。

好在还有四位卓绝的才俊,他们是灼灼盛世的不合作者。四人不能忍受这种温软,他们高高举起,反抗的义旗。

“悲情的四杰”

对主流文化的抗逆,最稳妥的方式,是作不动声色的反对。四人显然不这样认为,他们反抗的手段,更加壮怀激烈。

纵然喜好萎靡诗风的,是当朝的皇帝,他们也在所不辞。

反对我所反对的,赞美我所赞美的,如此而已。

四人于诗赋中放纵,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再难取得,俗世的功名。

有个叫李敬玄的人,惊异于四人的文采,遂将他们举荐给名将裴行俭。

裴行俭通阴阳,晓算术,深谙鉴人之术。他看罢四人履历,徐徐说出八个字:“才名有之,爵禄盖寡。”

裴将军的意思是,四人才气太盛,浮躁浅露,不配享有功名利禄。裴行俭继续说道:“四人中的三个,皆没有好的前程。只有那个姓杨的,沉静内敛,他能做到长令。”

裴行俭所不知的是,就是这个杨姓才子,发出了声讨靡靡之音的最强音。他讽刺众人的诗歌曰:“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四人果然有天纵之才,他们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

他们对当时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四位天才相继过世,大概半个世纪左右,后来者杜甫,即写诗怀念: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

这四个人,分别是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后世将他们并称作“初唐四杰”。

“四杰”有其共同特质,他们全都是少年成名,天纵奇才。

然上天赠一物,必定取一物。“四杰”最终的结局,都不太完美。

所谓“佳人命薄,才人福薄”,王勃短寿,骆宾王失踪,卢照邻凄惨。相比而言,杨炯的结局竟是最好的,有一个说法是,他卒于赴任的路上。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杨炯也算是名门之后,其曾祖乃是北周大将军,他的伯父辈亲属,都曾任州县长官。

然而,杨炯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却皆无官职。

杨炯在自述中写道:“吾少也贱,当不为虚盲。”很难想象,恃才傲物的才子,写下这几个字时,是怀揣怎样复杂的心情。

好在杨炯足够优秀,他当得起神童之名。唐朝科举,专有一门曰“童子科”,杨炯以不到十岁的年纪,顺利登科。

身为一个天才,他出仕的时间却颇晚,二十七岁那年,杨炯在京应制举,总算是踏上为官之路。

虽然煊赫于文坛,但在官场上,他还是一介新人。散漫的艺术家,与老成持重的官场老油条,是生来的天敌。

杨炯的狂傲溢于言表。初唐时期,他与王勃诸人,才华冠绝于京师,时人谓之曰“四杰”。

四杰的文章,各有其特点,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

好事者偏要为四人排序,于是“王杨卢骆”的称呼不胫而走。

排序且由别人争论,当事者笑笑罢了。但杨炯偏偏不做沉默者,他听闻这个消息,对别人言道:“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诸位千万不要相信,杨炯真愿甘居卢照邻之后。卢照邻比他年长二十余岁,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自谦而已。

杨炯与王勃同龄,才华相当,交情很是深厚。两人也曾互相恭维,王勃赞杨炯曰:“日下无双,风流第一”,杨炯则在《王勃集序》中写道:“绝六艺以成能,兼百行而为德”

但真到排资论辈之时,他却耻居其后了。

官场新人杨炯,对朝堂的同僚,也是持鄙夷的态度。他给那些装腔作势之徒,取了一个促狭的绰号:麒麟楦。

旁人不解其意,杨炯悠然解释道:“那些演出麒麟戏的优伶,要画一个麒麟模样的外壳,套在驴子背上,将驴子装扮为麒麟。但驴子终究还是驴子”。

杨炯因此变成全民公敌。众人也反唇相讥,称杨炯作“点鬼簿”,他写诗文时,爱滥用古人姓名,别人便以此讽刺。

“从未去过边塞的边塞诗人”

杨炯还是有几个朋友的,他的挚友之一,是臭名昭著的宋之问。此人风度翩翩,是当时最有才华,却又最无耻的文人。

宋之问有个外甥叫刘希夷,刘希夷写出一首古诗,诗中有两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诗歌被宋之问看到,硬是出言索要。刘希夷不肯,宋之问羞恼成怒,令家奴用土袋将外甥活活压死。

杨炯是世之奇才,其诗文远在刘希夷之上。他与宋之问相交,竟然安然无虞,也算是人间奇迹了。

昔年他们同在习艺馆工作,意气相投,后来两人分离,宋之问卧病于温泉庄,心情寥落,孤独难耐,便作诗追忆老友,诗中有句曰:“惜无载酒人,徒把凉泉掬”

杨炯并无子嗣,临死之时,将后事托付给宋之问。宋之问最终也没有食言,他为杨炯编集诗文,营造坟茔,对朋友可谓一片炽情。

宋之问仗着自己生就一副好皮囊,他向武则天自荐枕席,欲沾雨露之恩。

武则天称皇帝位初期,杨炯的族弟起兵讨伐,事件平息后,族弟被杀,杨炯因此受到牵连。

也不知是否是受宋之问影响,骄傲的杨炯,后来也极力地歌功颂德。

武则天如意元年,洛阳宫中大办兰盆会,杨炯借机写了一篇《孟兰盆赋》,赋文中尽夸耀之能事。

杨炯写过一些言不由衷的赋,也作过一些流芳百世的边塞诗。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是何等真切激昂。

“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又是如何豪放率直。

但实际情况是,杨炯从未在战场厮杀,也从未切身感受战争的残酷。

那些热血沸腾的诗篇,是写给郁郁寡欢,壮志难酬的自己。

就好比,那些优美绮丽的赋,是写给身居高位的当权者。

“后事交由后人说”

因为《孟兰盆赋》写得太好,那年冬天,杨炯得以出任盈川县令。

昔年裴行俭的预言,终于应验。

宰相张说,是杨炯的另一个好友。他比杨炯小十来岁,却沉稳很多,官也做得更大,在杨炯外迁为盈川令时,他特意写箴言规劝。

张说先是心悦诚服地恭维,然后规劝杨炯道“才勿骄吝,政务烦苛”。

杨炯有一个伯父名曰杨德干,此公就是那个造反族弟的父亲。杨炯一生,受他们所累。杨德干为人严苛不近人情,官场流传一句话,“宁食三斗炭,不逢杨德干”

张说因此而担心杨炯,所以才作善意地规劝。

他所担忧的事情,竟然全部变成现实。据新旧唐书记载,杨炯到任后,以酷吏著称,他似乎是把满腹的牢骚,发泄到本县的百姓身上。

这大概也是今天的读者,最不愿看到的一幕。诗人可以狂傲,却不可以严酷。

好消息是,杨炯施行酷政的记录,似乎也不足为信。

据学者考证,杨炯在任时,断诉公道,清正廉洁,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甚至特意盖了一座杨炯祠。

祠内立有杨炯的塑像,门边还有一副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泼水江旁千秋俎豆”。

据《盈川城隍庙碑》所载,杨炯在此地做县令时,某年旱情严重,田地干涸,杨炯向天求雨,天神却不应。

杨炯沐浴更衣,来到一口枯井前,面朝天穹祈求,祈求完毕,纵身投井以殉。

是夜,盈川县内狂风大作,天上乌云密布,井水猛涨,大雨倾盆而至。

杨炯的这个结局,想必也是个传说。但相比于冷峻的史书,这个结局是那样的温馨而悲情。

我们还是愿意相信,杨炯是个狂傲的,可爱的,仁义的翩翩少年。

-作者-

老谈,always talk,老是夸夸其谈之人,除此外,别无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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