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的考究与遗憾:宋仁宗时代,天才为何成群而来

采写丨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主人公宋仁宗赵祯,诞生于公元1010年,有意思的是,这个年份距离2020年,也正好相差1010年。

热播剧《清平乐》剧照。

《清平乐》是第一部以宋仁宗为主角的电视剧,它的剧情和服化道调动起许多观众和自媒体的“考据癖”,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宋朝热”和“仁宗热”。这对这位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言,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待遇。与那些开疆辟土的“雄主”相比,终生未离开京城的宋仁宗只能算是“守成之君”,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历来没有太强的存在感。他被认为资质庸常,“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宋朝对皇帝的称呼)

”,甚至连民间故事、戏剧,都几乎没有一部以他为主角。

然而,在其御宇的时代,却涌现了群星闪耀般的杰出人物:在文学界,明朝人评选的“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

(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在宋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还有柳永、晏殊也都是仁宗朝的一流词人。在学术界,则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著名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在政治界,则有范仲淹、富弼、韩琦、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名臣辈出。

宋仁宗朝,可谓人才济济,各路天才与贤臣成群而来。恰如苏轼所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如此看来,能创造此等治世局面的宋仁宗并非真的庸碌,而是知人善任,开明睿智,是能够垂拱而治的帝王典范 ,后世士大夫总结其执政所得,归结为“任贤相,听台谏,遵法度”。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初名赵受益,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他在位初期,由章献明肃皇后刘氏垂帘听政,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才开始亲政。庆历三年(1043年),赵祯任用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企图遏止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及“三冗”现象,但因反对势力庞大,改革旋即中止。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历史作家吴钩,在其新近推出的传记作品《宋仁宗:共治时代》中,着重讲述了宋仁宗与臣僚之间的合作与博弈,以及君权、相权与台鉴之权如何在相互制衡中,共同创造出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吴钩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历史,出版过《风雅宋》《知宋》《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等作品,在收获一批“宋粉”的同时,却也被一些读者批评为对宋朝过于溢美。

在这部新著中,吴钩用更为学术性的方式写作,力求做到考据精严,但也有读者提出,“强于材料梳理而短于理论分析,视角不具备穿透力。”吴钩所力图还原的是一个常人与君主的合体,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宋仁宗的偏爱。他指出,这样一位开创“庆历、嘉祐之治”的帝王,不仅被宋代后世的士大夫推崇备至,提出“专法仁宗,海内晏安”的主张,更受到张居正、王夫之等明清人士的赞扬。“正是因为宋仁宗的万事不自由,才成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时代。”

在此书新出之际,我们围绕宋仁宗朝的政治和文化系列议题,对作者吴钩进行了一次专访,同时也谈及了热播剧《清平乐》的考究与遗憾。

吴钩:宋史研究者,知名历史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仁宗:共治时代》等作品。其中,《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荣获CCTV“2018年中国好书”奖。

1 庸常的守成之君,

抑或开创盛世的贤主

新京报:你研究宋史多年,《宋仁宗:共治时代》是你创作的第一部传记,为何选择给宋仁宗这样一个并无特殊丰功伟绩的皇帝作传?目前,学界关于宋仁宗的整体研究情况大致如何?

吴钩:给宋仁宗写一部传记,是我多年的心愿。以前读宋人笔记,看到宋朝士大夫笔下的仁宗之仁,让我有些感慨。举例来说,成都有一名落魄文人写了一首反诗,鼓动四川独立,而仁宗皇帝得悉后,居然淡然地说:“此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处于远小郡。”这么仁恕的皇帝太少见了。所以我对宋仁宗一直心存好感。之后,在研究宋代历史时,便对仁宗及其时代颇多留意。

此后,又发现宋仁宗身上存在几个很有意思的悖论,比如说,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时间不短,但他本人的存在感却极低,在多部以仁宗朝为历史背景的文艺作品中,如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仁宗从来都是扮演“打酱油”的角色,几乎从未担任过主角。现在正在播出的电视剧《清平乐》,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以宋仁宗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但是,尽管仁宗本人默默无闻,他在位期间,却涌现了非常多的著名人物、一流才俊,从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到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等等。

《宋仁宗:共治时代》,作者:吴钩,版本: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

宋仁宗身上还有另一个悖论:其本人的资质是比较庸常的,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也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然而,历代士大夫对宋仁宗的评价却是很高的。宋朝人自己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庆历、嘉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明朝的士大夫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间,帝王无数,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配得上“贤主”之誉,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这些悖论,吸引着我想深入一点去探访宋仁宗以及他身处的历史世界,所以就萌生了给仁宗写一部传记的念头。特别是想到仁宗皇帝诞生于公元1010年,到2020年恰好是他诞生1010周年,这个时间点如果推出一部仁宗的传记,我觉得比较有纪念意义。于是,便有了这本《宋仁宗:共治时代》。就我目力所及,在我之前,似乎还未有人专门给宋仁宗立传,只有黄燕生先生写过一本宋仁宗与宋英宗的合传,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旧著了。

新京报:在一个“资质庸常”的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何能创造出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吴钩: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宋代中国的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并不是任何一个君王创造出来的。毋宁说,这是文明演进与宋朝制度合力的自然结果,所以陈寅恪先生才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不是说:“华夏民族之文化,由宋朝皇帝之创造,造极于赵宋之世。”

我再举一个经济方面的例子,中国中世纪式的坊市制、夜禁制,在晚唐、宋初之时均出现瓦解之势,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宋王朝也没有像之前的唐王朝一样企图扭转这一历史大势,而是顺势而为,实行更开放的城市制度,承认临街开店与夜市的合法性,给予城市商业与市民生活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此,才造就《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如梦繁华。

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一名具有雄才伟略的雄主,在开疆辟土、统一国家方面可以大有作为,但是,不一定就能够开创一种开明的国家治理秩序。秦始皇能统一六国,这是他的伟大功业,但另一方面,秦人又分明感受到“天下苦秦久矣”,以致二世而亡。宋仁宗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开疆辟土的不世功业,他不过是国家承平时期的守成之君,对于承平之世的守成君主来说,以谦逊、宽仁之心治天下,也许要比雄主的雄才大略更有利于促成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改容听讲》。该图讲述宋仁宗初即位时,勤御经筵、虚心听讲、尊师重教的故事。(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2 庸常的当朝和后世士大夫

如何评价宋仁宗?

新京报:宋仁宗在位之时,没有一个士大夫对其完全满意,但在他去世后,宋朝的士大夫却一致将其塑造成君主的典范,认为“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到明清之际,邹智、张居正、王夫之等士大夫也对其赞誉有加。历史上,对宋仁宗的评价经历过怎样的变化?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吴钩:宋仁宗在位之时,其实没少受到士大夫的批评,有一些批评的措词还非常强烈,比如苏辙便直言“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宋仁宗被塑造成圣君形象,是在他去世之后,更准确地说,是在宋神宗熙宁变法之后。应该说,这跟变法引发的士大夫朋党分化有关,当时,反对变法的保守派有意将仁宗塑造成治国理政的典范,将仁宗神圣化,有抬出仁祖抗衡神宗、压制变法派的用意。

不过,朋党分化只是宋朝士大夫“塑造圣君”的因素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熙宁变法激起的路线纷争烟消云散时,士大夫对于宋仁宗及其施政的尊奉,就未必带有多少派系色彩,他们更在意的其实是向当朝君主阐释什么才是优良的政体,什么才是值得遵守的祖宗家法。比如南宋淳祐年间,杜范拜相,向理宗上奏札说:“或有劝仁祖:‘以凡事从中出,则威福有归。’仁祖曰:‘事正不欲从中出,不如付之公议,使宰相行之,有过失则台谏得以言之,改之易耳。’大哉王言!真圣子神孙世守之家法也。”

至于明清士大夫对宋仁宗的赞美,我觉得那是儒家治理理念的反映。儒家认为,为人君者,止于仁。仁是君主的最高境界,仁宗之仁,青史留名。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受无逸图》。该图讲述宋仁宗将老师孙奭所绘画作《尚书·无逸图》挂于讲读阁,并命蔡襄书写《尚书·无逸篇》于屏风之上,提醒自己不可贪图安逸。(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京报:宋朝后世士大夫对“仁祖之法”的不断申明强调,对宋朝后来两百余年的帝王作风和政治运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仁宗有哪些政治遗产被继承?

吴钩:宋仁宗在世时,不只一次被臣僚批评为“临朝渊默,垂拱仰成”,意思是说,你这皇帝当得不够有魄力,缺乏决断之能,万事委任宰相。但有意思的是,仁宗逝世后,士大夫在总结“仁宗之法”时,却高度称赞仁宗朝的垂拱而治,赞美“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百事不会”不是无能,而是说君主应该谦抑,不逞强,不与臣下争胜;“会做官家”是指深谙为政之要,这个“为政之要”,宋人邵伯温概括为“任宰辅,用台谏,守法度”。宋朝士大夫通过对“仁祖之法”的总结与阐释,试图将君权限制在必要的最低程度上。仁宗朝之后,宋王朝从未出现过专断、强势的君主

(包括垂帘听政、代行君权的皇太后)

,却涌现不少把持朝柄的权臣,这可能与士大夫阐释的“仁祖之法”的影响有关。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宋仁宗与群臣。

新京报:赵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仁宗”为庙号的皇帝,“施仁政”是儒家至高的政治理想。在你的书中,宋仁宗也确实是一位宽厚仁爱、能克制自己欲望和脾气的帝王,你会如何形容他的个人性格与执政风格?

吴钩: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宋仁宗,我觉得最恰当的就是“仁”字,他的一生无愧于“仁宗”的庙号。《清平乐》主角宋仁宗的饰演者王凯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心中的宋仁宗,一个是仁,对所有人,包括百姓、身边的内侍宫女,还有每天追着他‘骂’的谏官,都怀有仁厚之心;一个是忍,他是特别孤独的,他没有自己,他所有的感情甚至自己的身体都是国事,在千百双眼睛中生活。”我觉得他很精准地把握到了宋仁宗的特点。“仁”的意思不仅仅是仁厚、仁爱,儒家说“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的欲念、情感偏好,服从礼法、制度的约束,就是包括忍。

宋仁宗作为人子、人父、人夫,跟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但同时,仁宗又是一国之君,君主的天职是化家为国、舍己从公。这两种角色难免发生冲突,当冲突发生时,宋仁宗常常选择了妥协,即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在写这本书时,很希望能写出这种冲突与妥协。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不喜珠饰》。该图讲述宋仁宗生活简朴,不喜奢华,一日张贵妃因“首饰皆珠”,仁宗斥责她“满头白纷纷的,没些忌讳”。(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3 “君臣共治”与“乾纲独断”

新京报:这本书以巨大篇幅来谈论仁宗与臣僚之间的合作博弈,所谓“君臣共治”的局面,为何能在仁宗朝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

吴钩:宋王朝自太祖、太宗两朝之后,在政治势力方面,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从开国之君变成守成之君,不复具备克里斯玛型

(charisma)

的个性魅力与个人权威,君权的行使更多地依赖传统、惯例与制度;其次,通过科举制度,一个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崛起,他们生出“士当为天下先”的担当,甚至宣称“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不能反驳,从而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体。这套政体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至仁宗朝时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我这本关于宋仁宗的传记,副题就叫“共治时代”。

“共治”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那么,什么才是宋朝式的共治政体呢?我想引用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一句话来描述:“仁宗皇帝推委执政,一无所疑,凡所差除,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随事论奏,小则放行改正,大则罢免随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是以四十余年,不劳而治。”这也是宋朝士大夫构建出来的理想化的政体:君主掌握着最高的权威与最终的仲裁权,但地位超然,端拱无为,把执政权委托给遴选出来的可问责、可更替的政府,把监察、审查权委托给平行于政府的台谏,让两权相制相维,如此,君主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纳谏遣女》。该图讲述宋仁宗听从台谏官的规劝,忍痛割爱,将臣下进纳的漂亮宫女遣送出宫。(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京报:君权、相权和台谏之权三者之间能否形成有效制衡,其关键是否还在于君权的自我克制?当皇帝想要任性妄为、乾纲独断的时候,臣僚并无足够的力量对其进行制约,比如宋徽宗时常以御笔手诏挑战成法,并且规定手诏不容反驳、滞留,对延误执行者处以“流三千里”的严厉惩罚。即便是善于纳谏的宋仁宗,也常有不顾臣僚反对、一意孤行的时刻。

吴钩:君权、相权、台谏之权要达成比较均衡的相制相维的理想状态,君主的自我克制固然很重要,但制度、惯例、士大夫力量的因素也不可忽略,宋仁宗曾有过一段自白:“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这里的“祖宗故事”,即指既定的制度与惯例,制度、惯例摆在那里,皇帝也不能不遵守。若不遵守成法,便是过失。而且,执政大臣与台谏官也会迫着君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不可越雷池一步。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徽宗朝时又会出现御笔手诏盛行的情况呢?宋徽宗热衷于御笔手诏,确实代表了皇权自我扩张的趋势,但御笔手诏的盛行却不是徽宗独揽朝纲的结果,而是宰相蔡京意欲专权的衍生产物:《宋史》载,蔡京执政后,“患言者议己,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若非当时的执政集团与皇权同流合污,宋徽宗想以御笔挑战成法,未必会那么容易。

即便徽宗在蔡京的怂恿下热衷于御笔行事,也常常受到抵制,正如汉学家伊沛霞女士在《宋徽宗》中指出:“徽宗发现,长期以来,让大臣执行圣旨都是一个难题,无奈之下,他下令加重对无视御笔手诏的惩罚。”宋徽宗以立法的方式对延误执行手诏的臣僚作出严厉惩罚,固然反映了这名艺术皇帝的任性,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也透露了皇帝的御笔手诏一直受抵制的事实。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天章召见》。该图讲述宋仁宗在皇家图书馆天章阁召见大臣,咨询时政阙失,请众臣畅所欲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京报:士大夫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君主讨价还价,但始终没有生长出足以持续抗衡专制的力量,“君臣共治”与“虚君共和”还是存在很大差距。你在书的最后提到,“仁祖之法”被后来的宋朝士大夫解释成一项比较接近于“君主立宪”的宪制,那么,阻碍其最终发展成宪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吴钩:经由宋朝士大夫的阐释塑造,“仁祖之法”貌似接近于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度,不过,我们当然不能将宋朝的“君臣共治”等同于“君主立宪”。由于宋王朝的覆灭,宋人奉行的“君臣共治”体制,也如烟云消散于历史深处。我们无法假设,如果宋王朝的国祚再延续几百年,是不是就可以演化出另一种版本的“君主立宪”。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指出来,即便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是经过漫长时间演进而来,今人津津乐道的《大宪章》,事实上在签署之后,便被束之高阁,没有人当一回事。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参知政事范仲淹(左)。

4 天才与贤臣为何成群而来?

新京报:宋朝为避免重复晚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局面,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但这也导致军事孱弱、外交无力、冗员庞大的“积贫积弱”局面,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意在富国强兵的变革,为何都以失败告终?宋朝从繁荣到没落的原因是什么?

吴钩:我并不认为“庆历新政”失败了,因为领导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离朝后,他们推行的新政举措并没有全部被废除,而是一部分措施被废止了,但一部分还继续执行,还有一部分获得进一步的完善,而不是像许多人所以为的那样,新政都被废除了。不过,仁宗朝的共治体制,确实不利于大开大阖的变革,因为大开大阖的变革往往需要先赋予主持者足够的集权,如此才不至于处处掣肘。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便不难理解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为什么要鼓动宋神宗乾纲独断。那么,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我觉得一些偶然因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支持变法宋神宗英年早逝,继位的宋哲宗年幼,固执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上台执政。

至于说“宋朝从繁荣到没落”,那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是说国运,从北宋到南宋,确实出现了没落、衰败之势,但在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南宋与北宋并没有什么差异,不存在衰落。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夜止烧羊》。该图讲述宋仁宗一日深夜因“不寐而饥”,想吃烤羊肉,却“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宁可忍饥失眠。(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京报:宋仁宗朝涌现了大批有为的名臣,如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庞籍、包拯、欧阳修,他们都是直言敢谏之人,甚至常以辞官相要挟,为何会有这样一批正直忠心、重视名节的士大夫的集中涌现?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儒学复兴有何关系?

吴钩:宋仁宗朝之所以涌现出那么多直言敢谏的名臣,有几个因素是需要指出来的:

其一,赵宋王朝的建立,基本上结束了晚唐—五代的战乱,人民不再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终于可以安居乐业,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休养生息,经济、文化逐渐繁荣。战时乱世的结束,也使得国家从“武功”向“文治”转型成为可能。

其二,随着国家从“武功”转向“文治”,宋朝在太宗时期开始大规模以科举取士,科举制度的全面铺开,为士大夫群体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如果没有科举制度,像范仲淹、欧阳修等平民出身的才俊,不可能进入政府、成为治理国家的执政官。

其三,随着国家从“武功”转向“文治”,宋政府开始大力发展教育,越来越多的平民才有机会受到教育,才有能力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

其四,教育与儒学的复兴,养成了宋朝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使他们视自己为治理天下的主人翁,而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工具。所以,在他们立朝为官时,才会心忧天下,从道不从君。

其五,宋王朝以宽仁立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宋太祖还立下“不得诛杀上书言事之人”的誓约,士大夫基本上不会因为言事而被杀头,即便不是鲠直之士,也敢犯颜直言。用宋人的话来说,“盖遇好时节,人人争做好事,不以为难也。”

新京报:宋仁宗时代,在文学、哲学和科技领域都出现了极大繁荣,正如苏轼所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当时文化的繁荣与哪些因素有关?

吴钩:宋仁宗朝的文化繁荣,与国家对文治的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对士大夫的尊重,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明等因素是息息相关的。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后苑观麦》。该图讲述宋仁宗在后苑开辟出一块田园,不种花卉,只种麦子,以观“稼穑之不易”。(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5 电视剧《清平乐》的考究与遗憾

新京报:这部传记的出版,恰逢以宋仁宗为主角的电视剧《清平乐》热播,你也一直在追这部剧,对其如何评价?

吴钩:这部传记和电视剧《清平乐》同时面世,我想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今年恰好是仁宗皇帝诞生1010周年,我们都想纪念一下。

追看《清平乐》,也是想看看第一部以宋仁宗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会怎样塑造这位皇帝。我当然知道,文艺作品毕竟不是历史传记,必定会有虚构、演义之处,所以,在看电视剧时,我从来不会去计较人物塑造与故事情节是不是与历史一模一样;我更注意的是剧中出现的道具、服装、台词,是不是合乎宋人的生活习惯。

应该说,《清平乐》在道具、服装、台词方面都是比较考究的,制作相当精良,但也有错漏,比如,剧中曹皇后的贴身侍女说起话本里的才子佳人故事,将佳人称为“小姐”。这一称呼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宋朝,只有那些地位低贱的女性,比如“三陪女郎”,才称“小姐”。清代学者赵翼有过考证:“宋时闺阁女称小娘子,而小姐乃贱者之称。”

电视剧《清平乐》海报。

至于剧中的人物、故事不与宋朝历史一致,则不可简单视为错误。举例来说,历史上的晏殊尽管是文学天才,但作为高官,表现则不怎么样:他懦弱,因循,依附吕夷简;他提携过范仲淹,老范却很瞧不起他;他是富弼的岳丈,却被富弼斥骂为奸邪;宋仁宗对他其实也没什么好感。电视剧将晏殊塑造成仁宗的人生导师、朝廷的大智者,深受仁宗的器重与信任,应该是糅合了仁宗朝大臣王曾、仁宗老师张士逊的影子,但对公众来说,王曾与张士逊的知名度都不高,而晏殊则是进入过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人物,所以编剧将好看的戏码都送给晏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清平乐》里的宋仁宗,英明,睿智,见识不凡,有谋略,他对宰相吕夷简劝他废掉郭皇后的花花心肠一清二楚,只是不想说破;放尚美人出宫,也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但事实上,这是电视剧对男主角的拔高,历史上的宋仁宗要更庸常一点,是一位常人,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有着常人的缺点,比如有点迷恋美色,尚美人其实是他在太妃、大臣的压力下无可奈何送出宫的。也就是说,真实的宋仁宗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尚。但我们不能说电视剧的改编有史实错误,这其实是必要的文学化处理,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

如果不能自圆其说,才可以说是文学改编的失败。我觉得《清平乐》中最不合理、堪称失败的人物改编,是温成

(张妼晗)

,她刁蛮任性,飞扬跋扈,而且无脑子,令人生厌,让人一看到她的镜头就想按快进键。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得到万千宠爱呢?除非同时将宋仁宗塑造成一个昏君,但并没有,这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作者: 吴钩版本: 新民说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新京报:如果由你来做编剧,你会如何讲述宋仁宗的故事?

吴钩:如果是我来拍《清平乐》,我会抛开原著小说,将梁怀吉这条线砍掉,后宫戏削减

(但温成会成为第一女主角)

,重头戏放在朝堂,直接在《宋仁宗:共治时代》的基础上改编,以仁宗皇帝与众名臣的群戏为演绎的重点。

我们想象一下,一部剧依次登场的角色是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全是自带光环的人物,他们的名字与作品,不但出现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中,还出现在语文课本上,人称“背诵默写天团”。这本身就是话题,就是流量,比什么宦官与皇后、公主的狗血之恋更有吸引力,也更有意义。哪个历史题材能带出这么多的牛人?这么好的IP不好好发挥,真是太可惜了。

作者:徐学勤

编辑:董牧孜,走走;校对: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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