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追复睿亲王封爵，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

清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昭告天下，为128年前的摄政王多尔衮平反，并广颂其功绩，称“统一多方，皆皇父摄政王之功也”。

至此，这桩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历史冤案”才得以盖棺定论，多尔衮的暴毙之谜才日渐清晰。

顺治七年，多尔衮暴毙于围猎之时，年仅39岁，死因语焉不详，大都称其因病而亡。

顺治帝于京城门外跪迎多尔衮的灵柩，大办丧葬，追尊多尔衮为大清的“成宗义皇帝”。

然而，短短一个月后，即有人奏称多尔衮意欲谋反已久，并在棺木中私藏龙袍。

顺治帝勃然大怒，称多尔衮“大逆”，下令掘墓毁棺，为其辩护者同罪论处。

多尔衮死后，大起大落如此之迅速，不免令人心生疑惑，不少清史专家即表示：多尔衮非因病而亡，背后另有隐情。

那么，多尔衮到底怎么死的呢？多尔衮究竟是不是因病而亡？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一、游猎坠马不日而亡，一代权臣默然落幕

顺治七年十一月，顺治帝恭送多尔衮出朝阳门、离开北京城。

当日秋风凛冽、满目萧杀，而多尔衮则是喜上眉梢、颇为自得，他策马扬鞭，经通州河、汤河等地赴边外冬猎。

随着多尔衮外出围猎的朝官大臣有百余人，再加上驻地相迎的蒙古官员，整个队伍的官员总数超过了200人，可谓是规模浩大。

遥想如此阵仗，顺治帝不动声色，起驾回宫，任由这位权倾朝野的摄政王离开京城。

根据《满档译编》记载，多尔衮在抵达热河之前，每日行程不过四、五十里地，从沙甸到汤河短短180里地，多尔衮一行人走了整整五天。

这恰恰说明了多尔衮外出游猎、野游散心的目的，因此一路上言笑自得、恍若忘却了心事。

十八日晚宴之时，多尔衮与身边的近臣拼酒而醉，并无戒备之意。

六日后，多尔衮抵达三屯营，在长城喜峰口关安营扎寨，喜峰口关山林密布，正是狩猎的好去处。

然而，就是在喜峰口关围猎之时，多尔衮意外坠马，摔伤膝盖。

谈迁的《北游录·记闻下》摄政王条记载道：

“政王膝创，涂以凉膏。”

“政王”即摄政王多尔衮，“凉膏”即身边的太医所携带的药膏。

坠马之后，随行的太医傅胤祖认为非同小可，不宜继续游猎。

但是，多尔衮并未回京疗伤，经过短暂的修养和治疗之后，反而是继续北上，用十四天的时间走完了300里的路程，从喜峰口关移步老哈河，继续围猎。

腊月初五，多尔衮在老哈河畔设宴，与前来迎拜的蒙古王公谈论政事，并邀约席上的诸位王公于明日狩猎。

翌日，多尔衮身着蟒袍、雄姿英发，遥望京城之后，他策马扬鞭，率领一众军士向山谷深处进发。

然而，意外发生了。

《满档译编》记载道：

“是日围猎，值一虎，须尊者射，而众从之。时王创甚，勉发三矢，度不自支。”

当日下午，多尔衮进入黑里河川山谷，张弓搭箭，射虎为乐。

但是，射虎之时，多尔衮体力不支，在勉强射了三箭之后，再无力气支撑，由众人搀扶回营。

当夜，多尔衮一行人夜宿谷口。后半夜，自觉时日无多的多尔衮挥退身边人，将自己的同胞兄长阿济格召入账中，安排后事，“外莫得闻也”。

翌日，多尔衮转至喀喇城，“病重歇息”，奄奄一息。

喀喇城乃边境重镇，其地处松亭关路，是通往京师的要道，战国、汉代、明朝时期都曾在此地演练军队、囤积粮草，往返北京城十分方便。

腊月初九戌时，指挥清兵入关、威震中原大地的摄政王多尔衮与世长辞，年仅39岁。

多尔衮刚刚断气，英王阿济格即派遣自己麾下的300精骑奔赴京城，大有擒拿顺治帝、发动政变之意。

望着离营的精骑，多尔衮的心腹刚林自感大事不妙，于是亲自进京，知会诸王大关城门、以防有变。

而身居紫禁城的顺治帝却是艺高人胆大，将300精骑引入京城后尽数诛杀。

腊月十七日未时，多尔衮的柩车“入东直门”，返回京城——整个车队在七天的时间里日行百里，终于回到了北京城。

而随行的英亲王阿济格则是被捉拿下狱，自尽于狱中。

阿济格一死，顺治帝立即拉开了清算多尔衮党羽的序幕，顺治帝不仅夺取了多尔衮的尊号、还下令毁墓掘尸。

一代权臣，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令人唏嘘不已。

然而，随多尔衮游猎塞北的诸位王公大臣则是加官进爵，一时间风光无量，如此反差，令史学家们备感疑惑。

许多史学家们对多尔衮“因病而亡”的记载提出异议，认为其中另有猫腻！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史学家认为：

摄政王多尔衮权势过盛，引来孝庄文皇后和顺治帝的不满，招致杀身之祸。

所谓病死，实为托词。

二、权势滔天位及人臣，功高震主惊扰帝心

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于宫中。

由于没有指定继承人，满洲贵族集团为争夺皇位陷入混乱之中，但很快形成了以两白旗和镶红旗拥戴的睿亲王多尔衮、以两黄旗和正蓝旗拥戴的肃亲王豪格两大对立集团。

由于正红旗旗主礼亲王代善不参与帝位之争，为了争取已有支持豪格倾向的镶蓝旗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支持，多尔衮提出由他和济尔哈朗辅政，立年幼的皇九子福临为帝。

这个折中的选择被大家接纳，从而稳定了满洲的政治格局，也从此时进入了摄政王多尔衮时期。

多尔衮摄政之初，虽以济尔哈朗为首、己为辅，但由于他掌管吏部，才识胜过济尔哈朗，国政仍由他掌管。

崇德八年九月初九日，济尔哈朗与阿济格率军出征宁远，至十月中旬才归，这时的多尔衮已总揽大权，王宫内外尽听其令。

尔后十二月，多尔衮又寻借口罢免诸王贝勒等办理部院事务。

多尔衮称自己受命于先帝，在顺治帝年幼时“身任国政”，“任大责重”。但如今，一旦遇到国家大事，就要和诸王贝勒一起讨论，“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

多尔衮直言不讳：如今我乃摄政王，诸王贝勒不得继续干涉政务！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多尔衮虽以亲王辅政，但并没有太宗的君主地位，若继续任用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就有可能造成与他分庭抗礼的势力。因此取消六部由八旗贝勒执掌，政务由自己决断。

如此一来，多尔衮取得了凌驾诸亲王、群王、贝勒之上的地位。

在顺治元年正月，济尔哈朗又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凡是办理事务的人，或者说是有事情禀报的人，“皆先启知睿亲王”——也就是说，大小诸事，都要先告诉多尔衮，然后再办事。

这实际确立了多尔衮“首席摄政王”的地位。

多尔衮同时又“以觉罗伊图为秘书院学士，来衮为国史院学士，查布海为弘文院学士”，将亲信派入内三院中，掌握来往机密奏疏，各份政务文书都由其过目。

政治地位迅速确立后，多尔衮在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的指导下开启了满洲新篇章。

在“森严纪律，秋毫勿犯，进取中原”的指导思想下，元年四月招抚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四月在山海关大战农民军李自成，五月挺进中原，进入北京。

十月，世祖在北京做了大清统一王朝第一任的皇帝，“在京大小衙门”都照明朝旧制。

此时，内三院的文臣开始向多尔衮索要权力，以树立内三院的机要地位。所谓的内三院，正是皇帝身边的辅助机构，是支持皇帝的近臣。

但是面对内三院的要求，多尔衮淡淡地回应道：内院机务繁忙，大小政务还是由我来管吧。

内三院诸臣愤懑不已，又一次上奏表示：以后用人、理政之类的事情，要先由内三院“票拟”，之后再奏请裁定。

所谓的票拟，就是先由内阁学士把来自全国各地的奏章审阅一遍，并附带上自己的建议。

一开始，多尔衮表示：“是其言”，也就是“你说得对”。

但是，在顺治二年三月，多尔衮出尔反尔，要求“内外大小各衙门”要“速奏”，不允许内三院过问政务。

多尔衮既不赋予内三院票拟权，又剥夺内三院管理朝廷政务的权力，仅赋予内三院参与对外征战、谋划和招抚等事务。

且在顺治三年，摄政王多尔衮又告知内院：差遣在外的诸王大臣，一旦有奏折呈上，要立刻送到自己面前。

多尔衮将军务也列为机密，不准内三院参与其中。

这与汉文臣竭力追求内三院的宰辅地位大大相左，内三院的地位名不副实，顺治帝的权利更是一落千丈。

此后，多尔衮的野心进一步膨胀，顺治帝与孝庄文皇后不满愈甚。

《清宫遗闻》记载道，在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称每次加盖玉印都要来往宫中府中，十分不便，于是将顺治帝的玺印接入自己的府中收藏。

同年，多尔衮所用的仪仗与顺治帝完全看齐，仅有细微的差别，隐隐有称帝之心。

翌年，多尔衮不再向皇帝行礼，并禁止各类官员称其为“九王爷”，而只能称作“皇叔父摄政王”。倘如有人出错，则是革职下狱，等待发落。

自顺治五年起，多尔衮极少进宫面圣，所有政务都是亲自下旨，并命令诸官在自己的王府前候旨，如同皇帝一般。

因此，史学家认为：孝庄文皇后和顺治帝自感多尔衮心怀二心，伺机除之而后快。

对于为何挑在顺治七年动手，史学家各执一词，但是近些年来较受支持的是：

顺治帝年幼，清初汉人不服，而多尔衮手腕强硬可以服众，因此，孝庄文皇后在等待多尔衮整顿吏治，以使得顺治帝坐享其成。

多尔衮暴毙塞北、顺治亲政之后，吏治一直呈现一派“雍熙”的景象。尽管顺治不曾提及多尔衮的功劳，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尔衮功不可没。

满清统治者征服了中原之后，自身的民族优势更加明显，优越感甚浓的他们，“首崇满洲”的观念是不能改变的，因此满洲官吏利用自身的优越感排挤压制汉族官吏。

面对着彼此之间尖锐的矛盾，多尔衮宣称满汉官员“一体办事，同心商酌，共砥公平”。

随着形势的变化，多尔衮还将重新开设科举考试提上了日程。

多尔衮时期启动科举，不仅是出于新政权开国之初的需要，也有为顺治帝笼络人才之意。

然而，汉族官吏被委以任用对多尔衮的帮助虽然是较大的，但是针对明朝末年遗留下来的党争弊政和贪污腐败问题，他又必须对这些重用的汉族官吏加以防范。

因为多尔衮明白汉族官吏中“流品不清”给政事带来的后果，所以他“辗转夙夜”，考虑如何防范由“流品不清”造成党争、贪污这样的吏治问题。

时至顺治七年，“中原尽平，河清海晏，吏治清明”，多尔衮已经帮顺治帝把大清国的底子给打好了。

因此，史学家认为顺治帝实乃卸磨杀驴，“当多尔衮整顿吏治之后，顺治帝即想迅速接管朝政”。

在多尔衮暴毙后，顺治帝“不再掩饰”，一展手腕之强硬，以丰满羽翼。

顺治帝一面满足满洲贵族的权力欲望，一面扶植自己的亲信势力，“移内三院衙署于紫禁城内”，最终在在顺治九年正月成功坐稳了皇帝的宝座。

顺治帝的手腕引人侧目，不禁令人浮想联翩——这样的顺治帝，还治不了一个多尔衮？

这也难怪史学家对于多尔衮暴毙一事心怀疑虑了。

参考资料：

《多尔衮死于宁城县清代喀喇城考实——顺治七年多尔衮冬猎路径寻踪》 李俊义 大连民族大学

《从祁充格的宦海浮沉看清初政治演变》 刘楠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天聪、崇德年间皇太极、多尔衮和多铎政治关系的演变》 朱令 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系

《清代托孤安排方式的嬗变及鉴戒》 常然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多尔衮生前死后政治地位突变之原因探索》 焦雪琴 永城职业学院

《济尔哈朗与多尔衮比较研究》 赵丰年 北华大学

《乾隆皇帝用档案为多尔衮平反》 孙成德 档案春秋

《多尔衮的华夷思想及其统治政策》 周喜峰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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