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1792—1841年），字璱人，号定庵，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先驱。作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实践者，他提倡从书斋走向社会，从论学转向议政，主张发挥“微言大义”的作用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对后人产生了极大影响。
锐意经史，应对现实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研究必须通透历史，以史为鉴，掌握经验。龚自珍在《尊史》中指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认为研究历史要善入善出，必须充分发挥治史功能才能知晓“大道”。他还提出史无所不包的观点，将五经统统归属于史的范畴。他倡言文化史观，认为史学是人类文化、民族文化之根本：“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是“天”“地”，各家学说是天体、江河。在《定庵续集》中，他提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强调明史学史的重要性。
早在青年时期，龚自珍就深刻意识到清朝的衰落，主张经史学习必须联系实际，要以现实基础作为主要依据，为现实服务。他指出：“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急、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强调必须实事求是，联系实际治经治史。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中，他还高吁仿古药以救今日之肓：“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无论治经治史，其目的都应是以史为鉴、服务国家。
针砭时弊，善于思辨
龚自珍善于运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作为批判时政、议论变法的思辨武器。他以《周易·系辞》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辨观，论证自然和社会都是发展变化的；借用“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指明思辨是治学的核心方法。龚自珍提出经史犹如良药可以治世于缓、于急，以经史之内涵作为药方来治疗国家之病，用思辨之法指引治学实践发挥资政功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龚自珍坚持以推动国家政治改革为治学目标，针砭时弊，时刻心系“救裨当世”。例如对于清王朝人才培养的弊端，龚自珍就进行过尖锐批判。在《病梅馆记》中，他指出，“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揭露了当时整个社会培养人才的不正常状况。他提倡人才培养要打破封建桎梏，使人才能够学而有用；也提醒治学之人应遵循本心，自由发展，拓展创造力，始终为社会文明、国家兴旺而努力。
随着历史的发展，龚自珍许多观点更是成为晚清思想家批判社会与变法改制的强大武器，深刻影响着晚清社会。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变法的推行者就从他那里获取了重要思想资源。梁启超曾表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在龚自珍看来，治学之人面对困境，要有思辨之头脑，时刻用易变、发展的眼光看世界，注重创造；要肩负“忧天下”“探世变”的责任，拥有为危机时代探寻出路的勇气和魄力。
坚守初心，胸怀苍生
在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背景下，龚自珍始终追求本心、胸怀天下。他强调治学一定要坚守初心，实践一定要重视心察。在《壬癸之际胎观第四》中，他指出：“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龚自珍认为，士人的心力来自于坚定的信念、坚毅的品格，即初心的坚守。有初心，方能有所担当、有所进取；有担当，方能自律廉洁；有风骨，方能激扬清淑，以振厉天下，成就事业。“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要确立初心、培养心力；要有志高毅远的志向，不为乱世所动，不为繁华所染，真正做到无怨无悔。由此，才能学有所成、学有所长、学有所用。
龚自珍立志要革除弊政，寻求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他以博大的胸襟阐释了“圣无外，天亦无外者也”的观点，提出民族融合、各民族和睦相处进而大一统的国家理想。他认为，各民族间本来就没有天然的屏障，如果能够共同进步、弱化界限，就能实现他所描绘出的“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的盛况。他还通过《西域置行省议》提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以巩固边疆之说来映衬其胸怀天下之意。针对当时处于不断衰弱的清王朝，他通过抛砖引玉的谏言，积极践行着救国救民的改良探索，充分展现其顾全大局、挽狂澜于天下的大道之意。有人曾对此评价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
作为超前思悟的先驱，龚自珍用锐意经史的方法应对腐朽怠兴的没落王朝，用睿智的思辨逻辑探寻危机中的良方，胸怀天下不为周遭所茫然，真真正正开创了晚清治学思想的一股清流，对后来的知识阶层紧密围绕社会政治文化发展而崛起产生积极影响。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接续成为传承龚自珍治学之道的历史印记，也使其成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历史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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