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晚期的隋朝,年迈的杨坚越来越专制

杨坚建立隋朝之后,一直在进行人事变动,尤其在平陈之后,

三省六部的掌控者正在逐渐替换为皇室成员或者弘农杨氏家族的人。开皇十二年(592年),杨素当上了尚书右仆射,便开始了揽权主政的历程。

杨素出身于弘农杨氏家族,祖上数代为官,其父对北周的建立有很大功劳。杨素军功显赫,学识也很高,《隋书·杨素传》专门对他有一番评价,指出了除朝中极个别的大臣之外,杨素在朝廷内目空一切,甚至有些专横,文武百官都对他很忌惮,没有敢反对他的。

杨素地位的提升,也可以看作杨坚利用杨素来巩固自己的专制集权,其实他对杨素颇为防范。杨素在仁寿元年(601年)当上尚书右仆射的时候,杨坚就立即将其密友薛道衡调离内史侍郎的职位,将其外派担任襄州总管。杨素还特意颁布了一道命令∶”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其实是外示尊贵而实质削弱其权力。

杨坚无时不强化自己的专制集权,从史料记载来看,开皇十二年,担任中书令的是杨素、蜀王杨秀、齐王杨睐和晋王杨昭。门下省由杨坚最信任的苏威掌管,到了仁寿二年又换上了皇族出身的杨达。而吏部在仁寿年间则启用了杨坚的女婿柳述,他本来的官职是兵部尚书。

从开皇中期开始,礼部由弘农出身的杨文纪掌管,刑部是杨坚的家将李圆通掌管,工部由皇族人员杨达掌管。到了仁寿年间,杨坚为孙子齐王杨睐纳韦冲的女儿为妃,因此韦冲又被任命为民部尚书。至此,杨坚宗族的人囊括了三省六部的最高职位,杨坚的专制集权达到了顶峰。

不过,开皇十一年(591年),在杨坚的专制急速膨胀时,他的亲弟弟滕穆王杨瓒突然去世,一时间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些议论。

杨瓒本身是个美男子,是北周武帝的妹婿,当年和北周武帝的关系非常好,可是和杨坚的关系不睦。杨坚取代北周时,杨瓒是倾向于妻家的,不赞成杨坚取代北周。杨坚登上帝位后,大肆屠杀北周宗室,独孤皇后忽然想起杨瓒的妻子是北周公主,对于这个女人没有受到牵连甚为不平,于是杨坚就逼迫杨瓒休掉妻子,但是遭到杨瓒的拒绝,杨坚对这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史料记载,杨瓒是奉诏跟随杨坚同游粟园后当天死去,年仅四十二岁,两天后杨坚从粟园回宫。

一个活生生的皇家亲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去,而且死因不详,难免会引起人们的遐想,当时有传闻说杨瓒是被皇帝杨坚毒死的。

如果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这个说法有些道理。杨坚选择在天下太平时突然出手,无疑对宗室成员和文武百官都是一个警示,那就是时刻不要忘记”顺昌逆亡”的道理,无论是什么人,只要阻止专制集权,即使是皇帝的亲兄弟也杀无赦。连皇帝的亲兄弟都能下手,更何况是其他人,这种震慑力绝对震颤人心。

杨瓒的死只是一个标志,在此后的日子里,杨坚刻意增加威吓的高压手段以及相关的禁令政策。开皇十五年(595年),发生了合川仓官监守自盗仓粟七千石的事件。杨坚立即下令∶凡是盗边粮一升以上者斩首,并籍没全家。本来这种刑法没有死罪,杨坚一句话就将法令修改,而且量刑过重,所以当时的名士李士谦就批评说∶”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损益,无为顿改。今之赃重者死,是酷而不惩也。语曰∶民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

随意更改法律,而且随意加刑,其结果必然是酷而不惩,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使具体执行法律的地方官也很为难。例如潭州(今湖南长沙)治下大多是少数民族,当地的法律经常按照少数民族的习俗来执行,目的是使辖区安定,但是杨坚更改法令之后,地方官没办法去执行,上疏陈述当地的实际情况,结果杨坚大怒,差一点将潭州地方官斩首。

当专制集权到一定程度时,杨坚便越来越听不进去不同意见。开皇中期,有人告发大都督邴绍诋毁朝廷,杨坚大怒下令将邴绍斩首。工部尚书长孙平劝谏杨坚应该有容人之量,因为一句牢骚话就杀人,有失帝王风范。杨坚灵机一动,不仅赦免了邴绍,还向群臣宣布今后将没有诽谤罪名一说,以显示自己有容人之量。

但是专制集权终究是杨坚的生命线,开皇十七年三月,杨坚再次下诏。这次诏书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凡是冒犯了皇帝威严,就会吃板子,而且是一顿重打。廷杖的本质其实是对人格的羞辱,那些平日仪表堂堂的官员被打时,也禁不住露出丑态,这就会让高高在上的杨坚有一种十足的成就感,显示出皇权的威严,这是杨坚对廷杖比较偏爱的原因。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杨坚特意强调将廷杖做得很大,一下抵得上一般廷杖的三下。但杨坚对此还不满意,命令必须要狠狠地打,甚至还有因为行刑者出手不够重而被当场斩首的事情。

当一种刑罚演变到这种地步时,就已经不再是维持公平正义了,而是彻底沦为专制集权的工具,所以被人深恶痛绝。早在开皇十年(590年)的时候,治书侍御史柳彧等人曾经以天下太平的理由劝谏杨坚撤销廷杖,甚至以辞职来表达抗议,杨坚当时虽然并不高兴,但还是碍于形势取消了廷杖。

可是现在杨坚不但公开恢复了廷杖之刑,而且还在全国推广,最重要的是以诏令的形式将这种暴力刑罚合法化和固定化,成为维护专制的一种工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刑罚虽然加重,但犯罪行为并没有遏制。就在杨坚颁布诏令不久后,京城长安发生了几起白天公然抢劫事件,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大肆劫掠的地步,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对杨坚诏令的故意反抗行为。京城如此,地方上也好不到哪去,强盗四处都有,并呈现泛滥之势。

杨坚没有想到事情会按照自己设想的反方向行进,对此他深以为虑,向朝臣们征求解决良策,大臣们给出的意见是∶对那些检举揭发强盗的人予以高额赏赐,以促使人人都为抓强盗而尽力。刚开始时这个方法确实有效,但是没过多久便失去效用,犯罪案件又频频发生。更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很多市井之徒钻了法令的空子,故意将财物散落于路,等到有人拾取时,就诬陷对方是盗贼,然后扭送官府领赏。这种颠倒黑白的事情,在杨坚颁布悬赏令后层出不穷,一时间贼喊捉贼让官府也很挠头。

随着治安形势越来越严峻,杨坚的心情也坏到了极点,盛怒之下干脆出台了盗取一钱可杀的诏令,一时间天下悚然,人心惶惶。

显然,随着专制的逐渐加强,杨坚越来越专横和粗暴,习惯用残酷的手段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治世,但是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权力、行政效率和社会关系三方必须要有平衡点,打破这个平衡点时,往往会适得其反,尤其是下权上夺会造成行政紊乱,于是为了加快效率又进一步集权,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并最终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关系一紧张,动乱就会随之而来,开皇末年到仁寿初年那段时间,隋朝的形势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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