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2年，明穆宗驾崩，他十岁的儿子朱翊钧登基继位，因年龄尚小，朱翊钧未能亲裁政事。

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果断而敢于担当，手掌最高权力。随着高拱和高仪相继倒下，张居正顺利上位。他对万历皇帝严格要求，教授他如何学习，如何批阅奏章，如何防止宦官独揽批朱权。

这种日渐密切的师生关系，使李太后非常信任他，也使朱翊钧十分敬畏他。张居正充分利用李太后望子成龙的愿望和稳定朝政的雄心，于万历元年，也就是1573年，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变革运动。

张居正改革，着手于整顿学校，倡导务实之学；节流开源，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重建新型财政体系；创立考成法，推行全面政治改革整饬武备；改革军事，稳定边疆。

张居正改革可以说是从嘉靖初年开始的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最高峰，并一度使大明帝国转危为安，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时人评价道：“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九年之后，1582年张居正病逝。在他死后，万历皇帝朱翊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张居正。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因被查抄饿死者十余人，长子不胜刑而自缢，弟和次子等充军烟瘴地面。除一条鞭法外，全部改革措施均遭到废除，张居正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纵观张居正这一生，他充分抓住了时代赋予的红利，攥紧皇权的衣带，以超人的胆识，开启了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改革活动。但无论他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果，也都是昙花一现，旋即凋谢。

继任首辅张四维借打击张居正拉拢人心，疏奏他“务为促急烦碎，致征敛无艺，政令乖舛，中外嚣然”，提出要“荡涤烦苛”。于是科道官对改革纷纷攻击，支持改革的官员均遭到排挤迫害，“斥削殆尽”。而张居正所打击的人，即使是因贪酷不谨被罢官，也得以官复原职。

张居正改革在他身前辉煌无极，为何以在他身后却一败涂地，失败的背后有何历史必然原因？

1.政以人举，必以人亡，皇权力量不以张居正意识为转移。

车轮前进绝不取决于蹲在上面的苍蝇。百兽惧怕绝不取决于站在老虎身前的狐狸。

张居正改革至始至终，全部靠的是政令强制，而强势的政令背后，是因为皇权的绝对导向。

皇帝年幼，未能亲政，事事依靠首辅张居正，于是他得以代行皇权，从而充分利用了这一特殊条件来推行改革，这是改革前期推行顺利的很关键的原因。

明穆宗去世后，因万历皇帝年龄尚小，内廷中，李太后掌握最高权力，她毅然“徙居乾清宫，抚视上，主持国策”。而外廷中，原首席顾命大臣、内阁首辅高拱，因顶撞李太后母子，被斥回原籍；另一顾命大臣、原吏部尚书高仪又急病身亡，于是张居正顺利上位。

他坚持进行经筵、日讲，并利用这些机会，向皇帝灌输自己的为政思想，密切君臣之间的关系，使皇帝对自己尊敬畏服、言听计从。

张居正希望“致君尧舜上”，要求万历勤政恭俭，勉为一代令主。而万历帝随着年龄的增长，亲政能力日强，其好权多疑、追求淫乐享受、治嗣于酒色财气的堕落生活也日深。

在万历元年至五年，万历帝把张居正当成严师，对他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就像学校中的少年对待严厉的师长一样。即使万历帝对谏诤偶有不同意见，也因李太后的督束管教，不敢驳回。但是压力下的尊重只是暂时的，实际上君臣之间矛盾正在潜滋暗长，并且向着日益紧张的方面发展。

万历六年，万历皇帝大婚后，贪婪的心思他心中逐渐生猛，而且越来越不加掩饰。但几乎每次皇帝下诏敛财，兴建内工，增加织造，或过优封赠内戚以及倦于上朝等方面，无不受到张居正严肃严苛的谏诤劝阻，君臣之间矛盾被激化。

万历七年三月，皇帝谕令取用光禄银十万两，张居正虽被迫饬令光禄寺缴付，但同时又疏言：

财赋有限，费用无穷，积贮空虚，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皇上凡为费用，痛加撙节。若再有取用，臣等亦决不敢奉诏矣。

按当时的君臣关系，公开声明“决不敢奉诏”，是极其严重的不敬，实属罕见。

所以，万历帝对张居正表面恭敬有加，实则心里却是怨恨已久。

加上随着改革的推行，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好转，他已感受不到危亡的威胁，统治者的本能使他要突破改革对他的种种限制，以满足自己滥用权力和恣意享受的欲望。

于是，在张居正身殁不久，所谓尸骨未寒之时，对他的残酷清算自然在万历皇帝默认下被煽动起来，有力地支持过改革的万历皇帝，这时转而反对改革，而原来受到打击的保守势力，这时迅速集结到皇帝的龙椅之下。这时，一旦皇权不再由张居正掌握，张居正便会失去一切优势、一切足以推进改革的力量。事实果然如此。

2.张居正改革未触及问题根本，缺乏社会底层群众支持。

张居正的改革运动，是以违法成风，世风日下的前提下进行的。民生多艰，民不聊生的原因是豪强对土体的兼并，使乐于安土重迁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人民失去了对稳定的向往。

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并未从根源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他采用的均赋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豪猾不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的效果，但是根本无法响应人民群众发自心灵深处最强烈最初心要求。土地兼并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改革也就无法处于不败之地。

与他顾全统治地主阶级利益相反，张居正对农民起义是坚决不手软。张居正虽然知道“吏不恤民，驱而为盗”，承认农民起义是逼上梁山，但出于地主阶级的立场，他污蔑他们是“妖魅”“盗贼”，明确指示提督两广军务的凌云翼对广东农民起义要“大事芟除，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

对剿杀不力的文武将吏，亦“悉以军法从事，斩首以徇”。在严令督责下，“岭表悉定”，广东农民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一条鞭法”的推行，虽然减轻了无地或少地的商人、手工业者的负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并未能促成一股足以支持改革的政治力量的出现。

在官僚队伍中，由于张居正在夺情以后“益偏恣”，许多举措失当，以致一些开明之士最后亦放弃对改革的支持。这样，张居正在各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与保守势力的盘根错节相比，改革的力量过于单薄，也就难以坚持了。

3.张居正忽视统治阶级的封建属性，过度遵循地主阶级法制礼制。

张居正的改革是封建性的，但是尽管他深刻贯彻封建法制，维护封建统治阶级长远的利益，保守势力还是坚决反对。

强宗豪民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使出了浑身解数，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以及社会上保守的习惯势力，毫不留情地对改革阻挠、诽谤、打击。

而张居正，却处处要遵循封建法制，维持大局，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以对豪强的打击总得考虑掌握分寸、注意影响、策略。这就使同属于地主阶级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有调和的可能，而且往往使自己陷入矛盾的困境。

例如，他看到了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赋役不均，“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

但是，出于阶级性的局限，他只能进行“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祸之胎”一类的说教，企图以此使富户“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积年之逋”，使他们因此得以“终身乘坚策肥，泽流苗裔”，“长有其富”。或者在肯定赐田“粮且不纳，何况于差”的前提下，提出“自置田土，自当与齐民一体办纳粮差”这样有限度的要求。

对清丈出的逃税田地，也只要缴纳赋税，便承认其所有权合法。这些做法，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增加赋税收入的目的，而无法解决“豪强兼并”的问题。

但是，即使这种“循法以守其富”的要求，毕竟也触动到地主阶级各阶层，尤其是权贵大地主的利益，因而难以被他们接受，反招致怨恨、阻挠，使改革无法进行下去，只能半途夭折。

4.张居正对权力的过度崇拜，导致形象自毁，人设崩塌。

张居正在得志以后，在治身方面松懈了不少，过分爱好揽权和攀附逢迎之人，生活作风问题不断被暴露，自己一心为国，一心为公的正面形象逐步被毁，这在最后也给反对派提供了进攻的把柄。

后来的张居正喜欢顺从，讨厌顶撞，所以他错用了一些旨在投机、内藏祸心的人物，张四维就是典型。张四维对张居正四时愧问不绝，被引荐入阁。而在阁中“曲事居正”的结果，是“积不能堪”，日后成了反改革的主将，“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

有人送张居正对联，极尽吹捧之能事，联为：“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及第，学冠天人”，“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他竟得意地挂上了。他病了四个月未愈，京都和地方的所有官员，都为他斋醮祈祷，所拜表章的副本，很多都通过行贿他的家人送到他手里，他则“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一二丽语”，以致官员“争募词客为之，冀其一启颜”，这使明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之风刮得更猛。

他虽然也说过“为政必贵身先”，曾禁止儿子交结官场，但却又抗拒不了功名的诱惑，在科举上作弊。最明显的一次，是万历五年，由神宗出面，在廷试中用了调包计，把原定为状元的宋希尧，降为二甲第一名，把张居正之子张嗣修，从二甲第二名拔为一甲第二名。

事后，神宗对张居正说：“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先生子孙”，张居正也就欣然接受。于是诸大臣子弟纷纷效尤，竞相猎取功名，以致连真正凭才学考取的大臣子弟亦“无有见信于天下者”，在士大夫中起了很坏的影响。

张居正的生活更是穷奢极欲，妻妾成群，自奉甚厚。回乡办丧事时，“自京师除道，达其室四千余里，填堑刊木，广狭如一。所至厨传列灶千计，外藩大吏望尘迎拜”。

坐的是特制的大轿，由三十二人抬，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寝室，两廊一边一个书童焚香挥扇。他还改辽王府为第宅。

抄家时，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这数字虽然远远比不上严嵩、冯保，但张居正并非世家大族出身，明朝官俸又极薄，皇上所赐有限，他何以能过上奢侈的生活，不言自明。这又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

张居正的改革活动，反映了他以“威猛”“重刑”“果敢”手段推行改革的一贯作风。面对积弊尤深的社会问题，不如此就难有成效。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由张居正主持的万历初政、所进行的改革，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却在明史上留下了闪烁的光辉。

张居正改革的失败，证明了在封建社会没落之际，不彻底的政治改革，确实是“涓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何望于补天”，无法解除封建制度的痼疾。张居正改革被推翻后，明朝形势急转直下，不可收拾，这情况亦证明了张居正对稳定明朝统治之功不可没，而改革总比不改好。虽然张居正改革终归于失败，但都有着值得认真反顾，引为历史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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