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体发展到清代，摆脱了元明两代的沉寂，奋然勃兴，追步宋词，开始新一轮的成长与嬗变，出现众多创作活跃成就斐然的词人，进入中兴时期。
其间，纳兰容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一直为同时代人和词学家们所鼎力推崇，况周颐说他是”国初第一词人”，王国维说他”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梁启超也认为”清代大词家固然很多，但头两把交椅，却被前后两位旗人——成容若、郑叔问占去也。”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清代词人当从纳兰性德为始，词最有名，为清代词人之冠。”作为词人，他是不可复制的，而作为清代词坛的领军人物，他的身上凝结着一代词人的共性和追求，所以我们就以纳兰容若为例，探讨清词发展特性，以图达到以一斑窥全豹的目的。
关于纳兰容若，《清史稿·文苑（一）》中记载：”性德，纳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子也。……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圣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
他的经历与词风的不协调，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探讨其词风成因的文章非常多。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们要做的是在词史中对他和他的词进行定位定性，勾勒出清词词体嬗变的时代特征。
清词的成长环境迥异于前代，不像宋词，契合统治者”多买歌儿舞女，旦夕饮酒相欢……”的号召，以一种娱乐自娱的状态存在。明清交接之际，汉族士人的心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破国的彻骨之痛，亡家的泣血之感，交杂在士人的情感世界里，颤栗、惊悸、彷徨，百感丛生，身处新贵立国的狂喜，他们即使血泪交迸，也只能低头轻吟。
在这样的环境里，清词肩负汉族士人痛苦吟唱的任务，词体需要以它的温柔婉媚安抚他们的魂灵。正如叶嘉莹先生在《清词丛论》中指出：
汉族士人在清初无可选择地接受了江山易代、满族入主中原的残酷事实。他们怀着故国之思与个人前途的考虑，带着耻辱、悔疚与惶恐的心理入仕于清王朝；这种复杂而辛酸的情感在词作中以极隐微的方式表达出来。
就是因为明清易代，经过这样破国亡家的挫折和痛苦，而正是这种痛苦适合于写入词；他们的词写得好，也就正是这种破国亡家的悲哀挫辱，才使得清词复兴的。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深层的美感，不能只从外表说。
叶嘉莹先生充分认识到清词特殊的成长环境对清词复兴的影响。这样的环境促进词体某些特质的转变，词体功能由娱乐言情彻底转向抒情言志，负载词人心声志意的表达，衍生为”言志体”之词，进而成为众多文人士子首选的抒情托意的工具。至情至性的表达，往往会引起社会共鸣，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生性敏感多愁的纳兰容若虽不是汉族士人，但与汉族士人交往密切，同情他们的遭遇，深受他们情绪感染，他亦选择词体作为表达工具，倾注对人生，对情感的切身感受，表述的虽不是李煜的亡国之痛与李清照家破人亡之悲，但父子、君臣、家人、仕宦中难言之恩怨，一种貌似无来由的伤感和悲苦还是令他的词作颇具感染力。
他的词中常常出现”飘零”一词，”谁道飘零不可怜，旧游时节好花天（《浣溪沙》）””飘零心事，残月落花知（《临江仙·寄严荪友》）”，表现灵魂的漂泊无依，”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苦痛和迷茫，一种压抑的、轻声的、极尽委婉曲折的呐喊。而”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浣溪沙》）”，更是怅然哀婉、抑郁凄凉，这样的情调微妙地契合那个风云迥变的时代，契合很多汉族士子的情感体验，进而跟”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之时代气质相通。
所以说，时代精神、社会心理、社会悲剧意识，封建社会末世的大环境、大氛围影响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为清词的嬗变提供了迥异前代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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