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到王阳明时达到顶峰

儒家思想曾经长期作为我国的正统思想,既是官方的政治指导思想,也是民间社会普遍奉行的思想。我们常常说的文化自信,与儒家思想文化是分不开的。过去,佛家和道家在官方和民间也有一定影响力,但终归没有像模像样地成为官方思想。儒家思想的形成,经历数千年的演化,走过几个重要的的发展阶段,我们来简要看看:

第一阶段,从西周到战国:儒家思想发端和初步形成体系

儒家思想的积淀深厚,经历过漫长的变迁,到孔子(公元前 551年-公元前 479年)时代,也就是春秋晚期,算是已基本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派,成为诸子百家的一员。早在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时,周公姬旦等政治家就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敬宗、保民,以及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等思想,儒家思想开始发端。周公等人认为,人君能握有天下,是来自上天眷顾。为了回报上天,人君必须以德治国、以德修身,善待祖宗、保护臣民,德在位在,无德则会被上天抛去。这个起步很高端,理论基础比较厚实,一开始就把个人命运与祖宗、上天勾连在一起,好理解。

大约过了五百年,先师孔子和他的弟子继承了前人学说,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派,一开始并不十分系统,也谈不上很精细,但是框架和脉络已经形成。我们今天见到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这个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品。

不过,这些书并不像今天的学术论文那样条理清晰,结构分明,基本是语录体,鸡零狗碎地这一句那一句,有时还会重复,有的还举例子、讲故事。好在,它们的中心思想是比较突出的,说来说去,说的都是一件事:如何正心?如何处事?如何成才?

围绕这三个字,孔子和他的弟子总结出了最核心的内容“仁”。仁者爱人,爱自己也爱他人。这样才能成功,才能走得更远。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忠,一个是恕。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两句话看似很好理解,一个人想要成才成功,就要理解别人、支持别人成才成功;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实际上,这两句话没有那么好把握,不好操作,姑且算是鸡汤。

孔子的弟子曾子对儒家思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写的《大学》是儒家最经典的著作之一,对人的成才首次提出了系统的、具体的路径:一是“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二是“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明德,修养德性;亲民,与人和谐相处;至善,做最好的自己。

格物,学习实践;致知,丰富自己的知识;诚意,诚恳做人;正心,端正心态;修身,修养心性;齐家,把家庭关系搞好;治国,治理好自己的小诸侯国;平天下,为天下太平做出贡献。

这个路径得到后世很多人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深远。后世儒家思想的各种流派,都绕不开这个路径。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一说约前385年-公元前289年,一说约前304年)是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主张“性本善”,认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鲜明地涉及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问题了,他写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谈到成才的具体方法: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句话流传甚广,给后世很多启发。

在孟子看来,人的先天是善良的,也是完备的,通过后天的努力,人人都能成才。这里讲的尧舜,并非专指尧舜二帝,而是指成才成功。

在这个基础上,孟子主张行“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王也是人,性本善,应该按照善的标准去行政,行仁政,造福千千万万的民。

接下来的荀子(公元前 313年-公元前 238年),他主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算是儒家学者对君臣的一种恐吓。

早期的儒家思想多是劝说性的,并无很规范、系统的教科书。但是,有悟性有经验的读者往往都能发现:孔孟的学说是健康的,展现的人格是健全的,提出的品行是端正的,符合人本主义的精神。他们的这种思想没有通过文字系统、完整论述,一般人的确难以理解通透,就像佛家说的“真法不能说”,也像道家说的“大象无形”。

第二阶段,西汉:儒家思想系统化并走上大一统的殿堂

西汉初年,由于之前连年战争,民生凋敝,为安定人心,恢复生产,西汉统治者采纳道家“无为而治”建议,与民休息,创造了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公元前167年-前141年)。汉武帝(公元前 156年-前87年)时,汉朝已经是国富民强。汉武帝不想再无为而治,于是采纳儒臣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某些思想引入儒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家思想体系。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是天地常理,要维护国家政权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必须强化皇权。为此,董仲舒提出了两个主要思想:

一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君权天授”观念早在西周就已提出,也认为天与君王存在某种道德联系,但是还只是笼统的表述。君权神授的目的是增强皇权的合法性和神秘性,提高皇帝的权威,这在当时确有必要;但是,皇帝权威树立后,若是不按套路出牌,大臣怎么应对?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他提出,人与天是有感应的,人作恶多端,上天就会发怒。皇帝如果不好好履行职责,上天就会以各种灾害警示,皇帝就要反省,不然上天就会发更大的怒,选择其他人当皇帝。

这有科学依据吗?没有。有道理吗?有。一旦有雷雨冰雹、地震蝗灾等灾害发生,大臣们可以借题发挥,劝皇帝自省,劝皇帝要改正某种错误。如果皇帝没什么错误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防微杜渐,如履薄冰。背心当胸罩,有警示总比没有警示强。

天人感应学说确有积极意义,主要作用就是威吓皇帝,不要干坏事,否则会遭到天谴。天人感应对皇帝适用,对普通臣民也适用。

二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主要是确认国家和家庭内部的主要社会关系。君,也就是皇帝,应该是臣民的表率,是臣民的纲领;父亲是儿子的表率,是儿子的纲领;夫君是妻妾的表率,是妻妾的纲领。董仲舒的目的就是要分清主次,不要乱套,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不是平等关系,是主宾关系,也不是主仆关系。处在上位的君、父、夫要以上率下,当好表率,带领臣民或子女、妻妾,搞好内部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君臣同心国运昌,家和万事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子,你的位子在这,他的位子在那,各就各位,那么国家和家庭的秩序就不会乱了套。这里有一点特别需要说明,之前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但董仲舒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君为臣纲,突出君主的重要地位,这就是为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

“五常”不是五常大米,也不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而是“仁、义、礼、智、信”。董仲舒在孔孟仁义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做人的道德准则,对人格的要求更为健全,基础扎实,维度更为周全。这五个字对后世影响巨大,至今不衰。

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建立大一统的政权体系、维护长期统治十分有利,因此同意照此实行。公元前136年,汉武帝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儒家经典成为皇帝钦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当官。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

第三个阶段,两宋:程朱理学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哲学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积极吸收儒学的有关精神,加速了本土化进程,大行其道。南朝梁武帝萧衍是虔诚的佛教徒,“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说他。道教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也进一步扩大。唐朝初年,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儒学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大文学家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但势单力薄。儒学的大复兴是从北宋开始的。

程朱理学发端于北宋五子:周敦颐(1017年-1073年)、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我觉得司马光也算一个,但王安石(1021年-1086年)和他们不是一伙的。他们融合佛、道某些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到南宋的朱熹(1130年-1200年)时,经朱熹的进一步阐述,理学日臻完备,史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

1.天理是唯一准则。天理是宇宙万物的存在的机理,人世间只有一个天理,这个天理简单地说就是道理,凡事都有个道理,有个原理,有个机理。这个理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信不信。天理表现在具体要求上就是“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法则等等。你仁就是天理,不仁就是没天理;你义就是天理,不义就是没天理。等等。

2.通过“格物”去认识天理。怎么去认识天理呢?格物致知,通过亲身学习实践,才能认识天理。人的大脑、内心,原本是空空如也的,要想认识天理,就要通过学习实践去一一了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3.存天理、灭人欲。认识了天理,就要按照天理去办事。天理是人们的行动指南,人人都要按照天理办事,按照封建伦理纲常、法则处世,以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为标准处世。程朱理学的天理是狭隘的天理,举个例子说,吃粗茶淡饭是天理,吃大鱼大肉就是人欲;忠君是天理,否则是大逆不道。他们要将人的欲望消灭,如果人人都没有欲望,都无欲无求,那么社会就秩序井然,天下就长治久安。程朱理学还有个特点,特别强调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退让、不妥协、不变通。

人要想成才,就要按照这个路径走。认识天理,按照天理为人处世、工作生活,不能贪图享受,不能有奇思乱想,规规矩矩。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有尿先憋着。

此外,他们还热衷提一些高大上的口号,比如张载,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看似振奋人心,实际一文不值。试问,古往今来谁又能做到哪怕其中之一?不可能做得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年秦皇嬴政计划建立赢家的万世江山,不想却是二世而亡。

朱熹的学说刚出来时,就受到一些清醒人士的批评。南宋名臣崔与之指责朱熹是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而另一位名臣,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韩侂胄,他担任宋宁宗时期宰相时,对朱熹的学说进行了严厉打击,韩侂胄认为朱熹的学说是歪理邪说,是邪教,禁止传播,史称“庆元党禁”。后来韩侂胄因主导“开禧北伐”失败,于开禧三年(1207年)被杨皇后和史弥远设计杀死。此后,朱熹的学说又开始流行,到宋理宗时期更是大行其道,宋理宗的“理”就来自程朱理学的理。韩侂胄后来成了《宋史》里的奸臣,因为《宋史》是朱熹的徒子徒孙编写的。我查了一下百度,韩侂胄现在已经是爱国者了。

从元朝开始,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方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继元朝之后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受程朱理学影响最大的一个朝代,终明之世共276年,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史称刚明。许多学者乃至普通历史爱好者对此津津乐道,殊不知人口众多的明朝,却最终让华夏族再次整体沦为少数民族异族之手。程朱理学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第四阶段,明朝:阳明心学将儒家思想推向顶峰

心学也是理学,理学的一个分支。南宋时期,理学家陆象山把“心”作为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即理”,认为天地万物的机理原理都在人的心中。明朝中期名臣王阳明(1472年-1529年)继承丰富了陆象山的学说。后世称这一学派的学说为陆王心学,其实我更愿意称为“阳明心学”。

王阳明出生在状元之家,天赋极高,文武双全。作为主帅扫平南赣匪患、平定宁王之乱,干了很多大事。他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人心中有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只有去除人的心中之贼,才能让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句话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思: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心即理。人的内心就已经有一个意念中的世界,具备成为完人的一切条件。一次王阳明与朋友出游,友人指着岩中的野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简单理解一下,山野的一株花,当你没有看到它时,它只是寂静地藏在你内心深处,你心中本来就有这个花的样子,只是你自己没有察觉到,但不妨碍这花在你内心的存在。等你看到这颗花时,实物的花激活了你内心的花,实物的花好比密码,用密码能验证你内心里早有这株的花的存在。

王阳明和朱熹的冲突在哪里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不同。朱熹认为,人的内心原本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必须要通过“格”物来达到认知,通过努力学习实践,把空空如也的内心不断填满。王阳明另辟蹊径,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景象、原理、机理、道理都已与生俱来植入了人心,人为什么知道甘蔗甜?知道花香?味觉与生俱来。

再举个例子,你如果说王阳明不会开车,他肯定不答应,他会说开车的技术早已深藏在他的内心,他会驾驶,只是驾驶的技术有待通过实践来激活。王阳明的意思不是要把自己本没有的驾驶技术从外界学过来,而是要把自己已有的驾驶技术激活。比如,人可以通过实践去激活驾驶技术,而猪不可能会驾驶,因为猪心里没有预先设置这项技术。

朱熹断定人的内心一开始完全是空的。人要成长,要增加认识,就要将外界的知识和技能搬进内心。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进行了实验,亲自去“格”竹子的原理,格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格出什么原理。王阳明认为,人自己本身就具备了所有东西,只要去伪存真,只要通过实践激活,只要把不好的移出去,留下好的,留下良知,最终能成为为圣人。

比如镜子本身是可以照出东西的,但是如果蒙上了灰尘,就无法照出来,这时只要把污垢去掉,就可以照出来了。这样理解,是不是比朱熹没有镜子硬生生去造一个镜子出来容易得多?王阳明的办法,能让普罗大众感觉通往圣贤的路比之前容易了,减少了人们的畏难情绪。从鼓舞人心的角度看,王阳明的思想更有意思,更有想象空间。所以,近代以来,王阳明的思想比朱熹的思想更火爆,更受欢迎,原因就在这里。

知行合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是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的。首先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就是行,不知不行,不行不知。这里的“知”就相当于是刚才说的先天为你设置好的东西,它是一种潜在的存在,比如“甜”的味觉、“酸”的味觉等等,都给你准备好了,但是倘若你一辈子没有吃过甜的东西,你就不会知道什么叫甜,尽管你有甜这个味觉,这个吃的过程就相当于是“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讲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王阳明的知、行是不可能分离的,知和行看上去既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不可分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阳明才强调行动、强调实践的意义和重要性,没有实践,一切都是徒劳。

致良知。致良知也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王阳明强调,人的内心是有规律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良知。良知和其他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一样,需要不断激活。良知深藏内心,被各种意念诱惑,稍不留神就会偏离良知。所以王阳明强调,要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内心不好的东西剔除出去,“存天理、去人欲”,留下良知,这个过程就叫致良知。致良知的过程也是知行合一的过程,所以王阳明强调人人都要学会守静反思,要在事上磨练,要在实践中体味真知,激活良知。

相比朱熹的思想,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更突出了人本主义,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王阳明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和朱熹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不是一回事。两个人说的“天理”意思不一样,朱熹的天理是封建纲常、法则等,王阳明的天理是人心。

王阳明强调,做事要以不违背良心为准则,强调问心无愧。只要不违背良心的事情,就可以做。朱熹要灭的人欲,是人的正常欲望;王阳明要去的人欲,不是人的正常欲望,而是“心中贼”,是人心中的邪念,是有违良知的邪念。

现实生活中,有的事情违法,有的事情缺德,但不一定违背良知。比如,有个人快饿死街头了,他不得已偷了吃的,在王阳明看来,这事可以原谅,并不违背良知。又比如,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自己的最高领导蒋介石,逼蒋抗日。这事按照朱熹的思想来说是违法的,违背天理的。但是按照王阳明的思想则是可以的,因为在当时全民抗战才是良知,内战不得人心,因此张杨问心无愧。

明朝统治者从来没有把王阳明的学说作为官方思想,王阳明去世数十年之后的万历年间,王阳明心学在民间传播较广,这时有大臣上书万历皇帝,请求朝廷下令禁止民间传播阳明心学,万历皇帝不予理会。

阳明心学对人性解放、回归人的本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与西方文艺复兴有异曲同工之妙。将人当做人,回归人性,不提做不到的要求,保持良知范围内的宽容,那么人的成长、成才、成功问题就不难了。

王阳明之后,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但是都是小打小闹,没有超出心学的高峰。

后来,清朝满族贵族统治者一开始是不太信程朱理学那一套的,当然,他们也不懂阳明心学。清初的满族贵族多数人不懂汉语,他们几乎都是原始的实用主义者,可以和蒙古人联姻,可以封异姓为王,可以放手任用异族人士担任要职。这种开放包容的氛围帮助满族人以少数兵力迅速占领全中国,甚至收复了汉人丢失千年的西域地区,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大清帝国。

清朝中期以后,满族贵族日益程朱理学化,到清末鸦片战争时,朝廷基本上成了明朝末年的翻版。他们不肯放下身段虚心学习洋人的长处,以倭仁(蒙古族)、翁同龢为代表的朝中大臣,满脑子都是程朱理学思想,阻挠革新,反对洋务,最终把清朝葬送。好在,满族贵族比明朝崇祯皇帝中毒轻一点,他们没有去煤山上吊,而是选择了和平谢幕。

程朱理学有其精华的一面,比如爱民思想、严于律己思想,等等,有积极意义。但是,其作为治国思想体系是封闭的、落后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祸国殃民思想,用程朱理学治国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国家蒙难,人民蒙羞,文明蒙尘。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思想,他们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必须要摆脱程朱理学糟粕思想的束缚。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他们要打倒的其实不是孔孟,而是程朱理学。蒋介石后来虽然提倡新生活运动,但又致力于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比如大力倡导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最后也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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