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曾经长期作为我国的正统思想，既是官方的政治指导思想，也是民间社会普遍奉行的思想。我们常常说的文化自信，与儒家思想文化是分不开的。过去，佛家和道家在官方和民间也有一定影响力，但终归没有像模像样地成为官方思想。儒家思想的形成，经历数千年的演化，走过几个重要的的发展阶段，我们来简要看看：

第一阶段，从西周到战国：儒家思想发端和初步形成体系

儒家思想的积淀深厚，经历过漫长的变迁，到孔子（公元前 551年-公元前 479年）时代，也就是春秋晚期，算是已基本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派，成为诸子百家的一员。早在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时，周公姬旦等政治家就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敬宗、保民，以及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等思想，儒家思想开始发端。周公等人认为，人君能握有天下，是来自上天眷顾。为了回报上天，人君必须以德治国、以德修身，善待祖宗、保护臣民，德在位在，无德则会被上天抛去。这个起步很高端，理论基础比较厚实，一开始就把个人命运与祖宗、上天勾连在一起，好理解。

大约过了五百年，先师孔子和他的弟子继承了前人学说，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派，一开始并不十分系统，也谈不上很精细，但是框架和脉络已经形成。我们今天见到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这个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品。

不过，这些书并不像今天的学术论文那样条理清晰，结构分明，基本是语录体，鸡零狗碎地这一句那一句，有时还会重复，有的还举例子、讲故事。好在，它们的中心思想是比较突出的，说来说去，说的都是一件事：如何正心？如何处事？如何成才？

围绕这三个字，孔子和他的弟子总结出了最核心的内容“仁”。仁者爱人，爱自己也爱他人。这样才能成功，才能走得更远。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忠，一个是恕。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两句话看似很好理解，一个人想要成才成功，就要理解别人、支持别人成才成功；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实际上，这两句话没有那么好把握，不好操作，姑且算是鸡汤。

孔子的弟子曾子对儒家思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写的《大学》是儒家最经典的著作之一，对人的成才首次提出了系统的、具体的路径：一是“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二是“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明德，修养德性；亲民，与人和谐相处；至善，做最好的自己。

格物，学习实践；致知，丰富自己的知识；诚意，诚恳做人；正心，端正心态；修身，修养心性；齐家，把家庭关系搞好；治国，治理好自己的小诸侯国；平天下，为天下太平做出贡献。

这个路径得到后世很多人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深远。后世儒家思想的各种流派，都绕不开这个路径。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一说约前385年-公元前289年，一说约前304年）是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主张“性本善”，认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鲜明地涉及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问题了，他写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谈到成才的具体方法：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句话流传甚广，给后世很多启发。

在孟子看来，人的先天是善良的，也是完备的，通过后天的努力，人人都能成才。这里讲的尧舜，并非专指尧舜二帝，而是指成才成功。

在这个基础上，孟子主张行“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王也是人，性本善，应该按照善的标准去行政，行仁政，造福千千万万的民。

接下来的荀子（公元前 313年-公元前 238年），他主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算是儒家学者对君臣的一种恐吓。

早期的儒家思想多是劝说性的，并无很规范、系统的教科书。但是，有悟性有经验的读者往往都能发现：孔孟的学说是健康的，展现的人格是健全的，提出的品行是端正的，符合人本主义的精神。他们的这种思想没有通过文字系统、完整论述，一般人的确难以理解通透，就像佛家说的“真法不能说”，也像道家说的“大象无形”。

第二阶段，西汉：儒家思想系统化并走上大一统的殿堂

西汉初年，由于之前连年战争，民生凋敝，为安定人心，恢复生产，西汉统治者采纳道家“无为而治”建议，与民休息，创造了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公元前167年-前141年）。汉武帝（公元前 156年-前87年）时，汉朝已经是国富民强。汉武帝不想再无为而治，于是采纳儒臣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某些思想引入儒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家思想体系。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是天地常理，要维护国家政权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必须强化皇权。为此，董仲舒提出了两个主要思想：

一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君权天授”观念早在西周就已提出，也认为天与君王存在某种道德联系，但是还只是笼统的表述。君权神授的目的是增强皇权的合法性和神秘性，提高皇帝的权威，这在当时确有必要；但是，皇帝权威树立后，若是不按套路出牌，大臣怎么应对？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他提出，人与天是有感应的，人作恶多端，上天就会发怒。皇帝如果不好好履行职责，上天就会以各种灾害警示，皇帝就要反省，不然上天就会发更大的怒，选择其他人当皇帝。

这有科学依据吗？没有。有道理吗？有。一旦有雷雨冰雹、地震蝗灾等灾害发生，大臣们可以借题发挥，劝皇帝自省，劝皇帝要改正某种错误。如果皇帝没什么错误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防微杜渐，如履薄冰。背心当胸罩，有警示总比没有警示强。

天人感应学说确有积极意义，主要作用就是威吓皇帝，不要干坏事，否则会遭到天谴。天人感应对皇帝适用，对普通臣民也适用。

二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主要是确认国家和家庭内部的主要社会关系。君，也就是皇帝，应该是臣民的表率，是臣民的纲领；父亲是儿子的表率，是儿子的纲领；夫君是妻妾的表率，是妻妾的纲领。董仲舒的目的就是要分清主次，不要乱套，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不是平等关系，是主宾关系，也不是主仆关系。处在上位的君、父、夫要以上率下，当好表率，带领臣民或子女、妻妾，搞好内部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君臣同心国运昌，家和万事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子，你的位子在这，他的位子在那，各就各位，那么国家和家庭的秩序就不会乱了套。这里有一点特别需要说明，之前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但董仲舒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君为臣纲，突出君主的重要地位，这就是为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

“五常”不是五常大米，也不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而是“仁、义、礼、智、信”。董仲舒在孔孟仁义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做人的道德准则，对人格的要求更为健全，基础扎实，维度更为周全。这五个字对后世影响巨大，至今不衰。

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建立大一统的政权体系、维护长期统治十分有利，因此同意照此实行。公元前136年，汉武帝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儒家经典成为皇帝钦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当官。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

第三个阶段，两宋：程朱理学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哲学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积极吸收儒学的有关精神，加速了本土化进程，大行其道。南朝梁武帝萧衍是虔诚的佛教徒，“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说他。道教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也进一步扩大。唐朝初年，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儒学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大文学家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但势单力薄。儒学的大复兴是从北宋开始的。

程朱理学发端于北宋五子：周敦颐（1017年-1073年）、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我觉得司马光也算一个，但王安石（1021年-1086年）和他们不是一伙的。他们融合佛、道某些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到南宋的朱熹（1130年-1200年）时，经朱熹的进一步阐述，理学日臻完备，史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

1.天理是唯一准则。天理是宇宙万物的存在的机理，人世间只有一个天理，这个天理简单地说就是道理，凡事都有个道理，有个原理，有个机理。这个理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信不信。天理表现在具体要求上就是“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法则等等。你仁就是天理，不仁就是没天理；你义就是天理，不义就是没天理。等等。

2.通过“格物”去认识天理。怎么去认识天理呢？格物致知，通过亲身学习实践，才能认识天理。人的大脑、内心，原本是空空如也的，要想认识天理，就要通过学习实践去一一了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3.存天理、灭人欲。认识了天理，就要按照天理去办事。天理是人们的行动指南，人人都要按照天理办事，按照封建伦理纲常、法则处世，以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为标准处世。程朱理学的天理是狭隘的天理，举个例子说，吃粗茶淡饭是天理，吃大鱼大肉就是人欲；忠君是天理，否则是大逆不道。他们要将人的欲望消灭，如果人人都没有欲望，都无欲无求，那么社会就秩序井然，天下就长治久安。程朱理学还有个特点，特别强调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退让、不妥协、不变通。

人要想成才，就要按照这个路径走。认识天理，按照天理为人处世、工作生活，不能贪图享受，不能有奇思乱想，规规矩矩。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有尿先憋着。

此外，他们还热衷提一些高大上的口号，比如张载，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看似振奋人心，实际一文不值。试问，古往今来谁又能做到哪怕其中之一？不可能做得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年秦皇嬴政计划建立赢家的万世江山，不想却是二世而亡。

朱熹的学说刚出来时，就受到一些清醒人士的批评。南宋名臣崔与之指责朱熹是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而另一位名臣，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韩侂胄，他担任宋宁宗时期宰相时，对朱熹的学说进行了严厉打击，韩侂胄认为朱熹的学说是歪理邪说，是邪教，禁止传播，史称“庆元党禁”。后来韩侂胄因主导“开禧北伐”失败，于开禧三年（1207年）被杨皇后和史弥远设计杀死。此后，朱熹的学说又开始流行，到宋理宗时期更是大行其道，宋理宗的“理”就来自程朱理学的理。韩侂胄后来成了《宋史》里的奸臣，因为《宋史》是朱熹的徒子徒孙编写的。我查了一下百度，韩侂胄现在已经是爱国者了。

从元朝开始，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方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继元朝之后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受程朱理学影响最大的一个朝代，终明之世共276年，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史称刚明。许多学者乃至普通历史爱好者对此津津乐道，殊不知人口众多的明朝，却最终让华夏族再次整体沦为少数民族异族之手。程朱理学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第四阶段，明朝：阳明心学将儒家思想推向顶峰

心学也是理学，理学的一个分支。南宋时期，理学家陆象山把“心”作为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即理”，认为天地万物的机理原理都在人的心中。明朝中期名臣王阳明（1472年－1529年）继承丰富了陆象山的学说。后世称这一学派的学说为陆王心学，其实我更愿意称为“阳明心学”。

王阳明出生在状元之家，天赋极高，文武双全。作为主帅扫平南赣匪患、平定宁王之乱，干了很多大事。他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人心中有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只有去除人的心中之贼，才能让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句话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思：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心即理。人的内心就已经有一个意念中的世界，具备成为完人的一切条件。一次王阳明与朋友出游，友人指着岩中的野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简单理解一下，山野的一株花，当你没有看到它时，它只是寂静地藏在你内心深处，你心中本来就有这个花的样子，只是你自己没有察觉到，但不妨碍这花在你内心的存在。等你看到这颗花时，实物的花激活了你内心的花，实物的花好比密码，用密码能验证你内心里早有这株的花的存在。

王阳明和朱熹的冲突在哪里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不同。朱熹认为，人的内心原本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必须要通过“格”物来达到认知，通过努力学习实践，把空空如也的内心不断填满。王阳明另辟蹊径，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景象、原理、机理、道理都已与生俱来植入了人心，人为什么知道甘蔗甜？知道花香？味觉与生俱来。

再举个例子，你如果说王阳明不会开车，他肯定不答应，他会说开车的技术早已深藏在他的内心，他会驾驶，只是驾驶的技术有待通过实践来激活。王阳明的意思不是要把自己本没有的驾驶技术从外界学过来，而是要把自己已有的驾驶技术激活。比如，人可以通过实践去激活驾驶技术，而猪不可能会驾驶，因为猪心里没有预先设置这项技术。

朱熹断定人的内心一开始完全是空的。人要成长，要增加认识，就要将外界的知识和技能搬进内心。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进行了实验，亲自去“格”竹子的原理，格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格出什么原理。王阳明认为，人自己本身就具备了所有东西，只要去伪存真，只要通过实践激活，只要把不好的移出去，留下好的，留下良知，最终能成为为圣人。

比如镜子本身是可以照出东西的，但是如果蒙上了灰尘，就无法照出来，这时只要把污垢去掉，就可以照出来了。这样理解，是不是比朱熹没有镜子硬生生去造一个镜子出来容易得多？王阳明的办法，能让普罗大众感觉通往圣贤的路比之前容易了，减少了人们的畏难情绪。从鼓舞人心的角度看，王阳明的思想更有意思，更有想象空间。所以，近代以来，王阳明的思想比朱熹的思想更火爆，更受欢迎，原因就在这里。

知行合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是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的。首先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就是行，不知不行，不行不知。这里的“知”就相当于是刚才说的先天为你设置好的东西，它是一种潜在的存在，比如“甜”的味觉、“酸”的味觉等等，都给你准备好了，但是倘若你一辈子没有吃过甜的东西，你就不会知道什么叫甜，尽管你有甜这个味觉，这个吃的过程就相当于是“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讲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王阳明的知、行是不可能分离的，知和行看上去既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不可分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阳明才强调行动、强调实践的意义和重要性，没有实践，一切都是徒劳。

致良知。致良知也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王阳明强调，人的内心是有规律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良知。良知和其他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一样，需要不断激活。良知深藏内心，被各种意念诱惑，稍不留神就会偏离良知。所以王阳明强调，要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内心不好的东西剔除出去，“存天理、去人欲”，留下良知，这个过程就叫致良知。致良知的过程也是知行合一的过程，所以王阳明强调人人都要学会守静反思，要在事上磨练，要在实践中体味真知，激活良知。

相比朱熹的思想，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更突出了人本主义，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王阳明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和朱熹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不是一回事。两个人说的“天理”意思不一样，朱熹的天理是封建纲常、法则等，王阳明的天理是人心。

王阳明强调，做事要以不违背良心为准则，强调问心无愧。只要不违背良心的事情，就可以做。朱熹要灭的人欲，是人的正常欲望；王阳明要去的人欲，不是人的正常欲望，而是“心中贼”，是人心中的邪念，是有违良知的邪念。

现实生活中，有的事情违法，有的事情缺德，但不一定违背良知。比如，有个人快饿死街头了，他不得已偷了吃的，在王阳明看来，这事可以原谅，并不违背良知。又比如，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自己的最高领导蒋介石，逼蒋抗日。这事按照朱熹的思想来说是违法的，违背天理的。但是按照王阳明的思想则是可以的，因为在当时全民抗战才是良知，内战不得人心，因此张杨问心无愧。

明朝统治者从来没有把王阳明的学说作为官方思想，王阳明去世数十年之后的万历年间，王阳明心学在民间传播较广，这时有大臣上书万历皇帝，请求朝廷下令禁止民间传播阳明心学，万历皇帝不予理会。

阳明心学对人性解放、回归人的本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与西方文艺复兴有异曲同工之妙。将人当做人，回归人性，不提做不到的要求，保持良知范围内的宽容，那么人的成长、成才、成功问题就不难了。

王阳明之后，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但是都是小打小闹，没有超出心学的高峰。

后来，清朝满族贵族统治者一开始是不太信程朱理学那一套的，当然，他们也不懂阳明心学。清初的满族贵族多数人不懂汉语，他们几乎都是原始的实用主义者，可以和蒙古人联姻，可以封异姓为王，可以放手任用异族人士担任要职。这种开放包容的氛围帮助满族人以少数兵力迅速占领全中国，甚至收复了汉人丢失千年的西域地区，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大清帝国。

清朝中期以后，满族贵族日益程朱理学化，到清末鸦片战争时，朝廷基本上成了明朝末年的翻版。他们不肯放下身段虚心学习洋人的长处，以倭仁（蒙古族）、翁同龢为代表的朝中大臣，满脑子都是程朱理学思想，阻挠革新，反对洋务，最终把清朝葬送。好在，满族贵族比明朝崇祯皇帝中毒轻一点，他们没有去煤山上吊，而是选择了和平谢幕。

程朱理学有其精华的一面，比如爱民思想、严于律己思想，等等，有积极意义。但是，其作为治国思想体系是封闭的、落后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祸国殃民思想，用程朱理学治国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国家蒙难，人民蒙羞，文明蒙尘。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思想，他们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必须要摆脱程朱理学糟粕思想的束缚。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他们要打倒的其实不是孔孟，而是程朱理学。蒋介石后来虽然提倡新生活运动，但又致力于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比如大力倡导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最后也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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