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读梁启超的《王安石传》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这句话实际上是梁启超的另一部作品《李鸿章传》的开篇之语。这句话其实也非常适合用在对王安石的评价上。

其实我对王安石这位同乡先贤并不算十分了解,只限于中学教育阶段所学的那些课本中的内容。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那执拗但最后归于失败的变法。当然,中学课本里不大可能有对其人以及其变法的非常深刻的剖析。

前几年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非常不满其中对王安石的描绘笔法。尽管买那本书阅读是出于对苏轼的敬仰以至于想更多了解他的生平,但是对其中林语堂对王安石的描述有很多直觉上(所谓直觉,即虽然并不了解更多史实,但从自己的阅读积累经验上而言)的厌恶,觉得林的立场过于鲜明以至于丧失了客观立场。虽然王、苏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理念相对立的政治家,但是出于喜好,一味地抬高苏而贬低王,相信苏子瞻在九泉之下也是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翻完那本书以后,就直接扔到角落里去了,也没把它看作苏轼生平描绘的经典之作。

再后来,读《宋史》,读到《王安石传》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对王安石的评价不高,甚至于接近负面的评价。另外比较强烈的疑问就是:《奸臣传》里的一些人物比如“南丰七曾”里的曾布为何会被列入奸臣行列?因为阅读《曾布传》之后,并没有读到传主所谓奸邪的故事。当时因为自己的历史知识并不雄厚,《宋史》又是《二十四史》的正史之一,所以,疑问悬而未解。

直到读到这本《王安石传》。

客观地讲,读者可以在字里行间强烈地感觉到梁启超对王安石的敬仰乃至崇拜之情。毕竟,作者开篇即说“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毕竟,作者也如同王安石一样,锐意变法来拯救一个老大帝国然而最终失败,自有相隔千年而惺惺相惜之心态。因此,对于梁启超在本书中是否处处客观,读者尽可以存疑。

但是,只要还是秉持客观立场的读者,都可以发现梁启超相对于林语堂,无论是立意,无论是历史知识的丰厚程度,无论是言语组织上的逻辑能力,高超的程度简直不可以道里计。毕竟,林语堂只是一介文人,而梁启超即使不算他的政治筹谋能力,也可以算得上是国学大师。

在两本书的内容比较上可见一斑。

如果阅读过《宋史》,则可以轻松发现,林的《苏东坡传》的相当部分内容都来自于《宋史》。而梁启超为了写作《王安石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几乎钻入了关于王安石的故纸堆。只是有些材料由于历史的原因仅仅留下了名字而不见内容,稍显遗憾。尽管如此,以梁的国学底子和研究能力,还是发现了《宋史》包括其它一些两宋以降的一些文人的所谓历史文稿的荒谬一面。

前面提到,《宋史·王安石传》其实对王安石的评价并不高。以至于我读完之后,感觉把王安石像曾布一样放在奸臣传里似乎并无不妥(估计那段文字的作者是很想把王安石放到奸臣行列去的,只是因为一些顾忌,实在不敢过于明目张胆)。梁在研究了诸多其它史料后断定《宋史》的作者脱脱(元朝人)自身是没有能力写出那些关于王安石的评价的,而更多地是直接借用了北宋、南宋的敌视王安石的一些人物的文字。这些人物因为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即使无法直接诋毁王安石的变法(毕竟有皇帝宋神宗的支持),也要想尽办法诬蔑王安石的人格。

比如,将支持或附和王安石变法的人物都黑化,甚至莫名其妙地放到奸臣传里去。前面提到的曾布是一例。另一例是王安石英年早逝的儿子王雱。在《宋史》中附于《王安石传》的《王雱传》中说:王雱蓬头垢面地携带着妇人衣冠闯入王安石与程颐的会谈中,并且大言称“把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枭首,新法就可以顺利进行了”。此文言之凿凿,仿佛亲眼所见,任谁读了都会觉得王安石父子尤其是这个儿子其实离奸臣不远了。梁启超考证出:《宋史》应该是援引《邵氏闻见录》,而王安石与程颐会谈的时间点,王雱应该是不可能在现场的。因此,“盖是时天下方攻王氏,欲借此希世而取宠,未可知也”。

比如,形容王安石是一“拗相公”,性格古怪而强硬,为了执行“理想主义”的新法,不惜得罪所有同僚,甚至将他们一一贬出京城。王安石的新法究竟效果如何,我不是梁启超这样的国学大师,既无能力也无精力去钻研那些浩瀚如海的故纸堆。但是,当我们看看近现代中国的改革的时候,就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执拗的性格是很难推行改革的,而推行改革的时候,是不可能不得罪同僚的。更何况在遥远的北宋,王安石即使有相位支撑说到底也只是一介臣子,其他的同朝官吏是没有必要向他效忠的。更何况还有梁启超提到的起于宋仁宗时期的“仅仅是出于意气的党争”。

比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评价甚高的据称是苏洵写的《辨奸录》,据梁启超的考证,也有很大的嫌疑是后世的伪作,也是出于敌视王安石以及他的新法的一些人物的徒子徒孙之手。

此外,梁启超在本书中,“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剖析了堪称王安石最大政敌的司马光(因为他几乎和王安石完全同一时代,并且也坐了相位)。撇开对新法的支持和反对,在性格和用人上,司马光并不是《宋史》中描绘得那么高尚。在性格上,他地域歧视南方人,认为“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坚决抵制楚人王安石的新法的原因之一。不过,梁启超也说:这样的话应该不是出自司马光之口,因为实在是太掉价了);在用人上,祸害北宋的最大奸臣蔡京其实是由他拔擢的。因为蔡京五日内就复原了司马光推行的其他官僚畏难的差役法,使得后者相当欣赏前者的才干。

奇怪的是,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提到了梁启超的这本《王安石传》,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梁试图替王辩解。如果他真正客观,而又真正阅读了这本《王安石传》的话,难道意识不到自己的书中对王安石的评价有多么地荒谬吗?

在王安石的身后,宋王朝一度高度评价他,甚至封他为“舒王”,还将他祭祀于孔庙之内。然而,时过境迁,当反对他敌视他以及他的新法的人掌握了权力及舆论之后,他的“舒王”头衔被剥夺,配享孔庙的待遇也被移除。

也许,九泉之下的王安石并不在意这些。毕竟,在他的理念中,是:

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

写于202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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