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中部）1875年5月3日,清廷发出“六百里加急”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保留陕甘总督原职，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军队的全权。同时,根据左宗棠的意愿,清廷还任命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将“无应变之才”的原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以及“同役而不同心”的西征粮台督办袁保恒调开,组成了以左宗棠为核心的新的西征军最高统帅部。
左宗棠在兰州接此谕旨,展读之下,喜形于色。他高兴的是清廷终于做出了出兵新疆的决定,并将这样一件重要任务交给了自己,新疆有希望了,自己的愿望有可能实现了。在欣喜之余，他更加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正当新疆危机日趋严重之际,海防危机也接踵而来。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标志着中国近代海防一个新的危机期的到来。京师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感到事态严重,奏请清廷下令各地积极筹备海防,并让各省就此广泛发表意见。一时间,章奏交驰,议论纷纷。督抚大臣们论海防兼及塞防,论练兵、简器、造船也论筹饷、用人。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国防战略大讨论。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在强调海防重要性的同时,贬低塞防的重要性,主张放弃新疆,停西征之饷，撤西征之兵,全力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务建设。湖南巡抚王文韶一反李鸿章之所见,认为塞防重于海防,提出要暂缓海防,全力西征。左宗棠既不同于李鸿章,也不同于王文韶,他认为塞防和防同样重要。
西征军出关作战的对象是阿古柏匪帮,也有可能与沙俄军队作战。阿古柏匪帮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英国,是比较先进的。沙俄军队更是装备着一色的近代枪炮。为了尽量缩小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甚至争取到一定的优势,左宗棠对出关作战部队的轻重武器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他给金顺一军配备开花炮1尊,张曜一军配备连架劈山炮10尊、德制后膛大炮1尊,七响连发枪10杆。主力刘锦棠部装备最优,除原枪炮外,又新配各式火炮10多门,枪1000多支。他建立了一个拥有116名官兵的专业炮兵队,由侯名贵统领,装备后膛炮12门。这支炮队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支与外敌作战的近代化专业炮兵。他还给前线指挥官配发了双筒望远镜。这种东西对于当时一般中国人来讲,是前所未闻的。
关于运粮问题,左宗棠主张官民结合,人力畜力兼用。官方的转运局出面进行组织,以比较优惠的运价雇请老百姓节节转运,严禁强行拉夫,强征牲畜。老百姓有车则用车,有驼则压驼。原则上关内运输以车为主,关外运输以驼为主。一时间,河西走廊里、蒙古草原上驼铃声声,运粮的人畜来来往往,一派忙碌景象。
1876年4月,各路运粮已达4000多万斤,在新疆的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囤积了2480万斤粮,这批军粮可供西征大军全体官兵食用半年,左宗棠为大军西征准备充足的物资保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875年夏,左宗棠在兰州召见西征各路军事将领,老湘军分统以上的将领全部出席。左宗棠向部下讲了朝廷决议西征的情况,并讲了他对西征的个人想法。他还是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老部下即由老湘军执行作战任务。9月,左宗裳上奏朝廷,请以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处,率湘军出征;实际上他是以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又奏明朝廷,起用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充当自己的副手。
1876年初,刘锦棠再至兰州,左宗棠与他晤谈再四。他们仔细研究了新疆地图,分析了新疆的形势,最后确定坚决执行“先北后南”的作战方针。早在1874年,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就有对天山南北两路同时发起攻击的三路并进作战方案。1875年,清廷又指示要南北分兵并取。左宗棠考虑到清军出关作战的第一期目标是阿古柏和他的附庸白彦虎、马人得,而不是伊犁地区的沙俄军队,阿古柏的主力在南疆而不是北疆,论地理形势北疆可以控制南疆,而南疆却不能控制北疆,所以主张先北后南。他想充分利用清军仍然控制的北疆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等要点,作为西征军的进攻出发地和补给地,一举攻占乌鲁木齐,扼住新疆总要,然后南攻阿古柏主力,西阻伊犁俄军东窥。左宗棠还将西征军如何进攻乌鲁木齐,防堵白彦虎窜扰脱走的设想告诉了刘锦棠。最后他对刘锦棠说:你率部西征,前敌的一切事情都由你相机办理,我不想在几千里之外控制你,但一定要遵守“先北后南”的作战方针。
12月22日,刘锦棠遵照左宗棠的指示,率领老湘军自凉州(武威)西进。3月3日,帮办陕甘军务大臣刘典抵达兰州,左宗棠将陕甘总督的大印以及后路事务一并托付给他。16日,自率亲兵2000余人离开兰州,踏着丝绸古道,日夜兼程,于4月7日行抵肃州,在城东南设置大本营,就近指挥西征战事。4月27日,刘锦棠与左宗棠在肃州又一次商讨进兵机宜。左宗棠嘱咐他要“缓进急战”。 “缓进”就是每一战役开始之前准备要充分,不要急于求战。“急战”则是当作战条件成熟之后就行动坚决,速战速决,避免旷日持久的僵持不下。随后,刘锦棠便率领西征军主力马步25营誓师西征。
刘锦棠带领大军告别肃州,经嘉峪关,玉门关,顺河西走廊,一路向西进军。官道两旁的柳对吐着新芽,欢迎着这批来自遥远的湖湘男儿。将士们称呼这些杨柳树为“左公柳”。这是左宗棠派部下于前年栽种的,虽然还不高,但是生机勃勃,谁说“春风不度玉门关”,7月,大军抵达巴里坤。
乌鲁木齐是左宗棠确定的西征军人疆第一战役的主要目标。它位于东西天山接合部的北部,三面环山,北部及西北部较为开阔,但有古牧地(今米泉)为其外卫,形势险要。清军欲取乌鲁木齐,必先破古牧地。
7月21日,刘锦棠率大军行至济木萨,与原驻守于此的新疆军务帮办金顺商定机宜,同时引兵西进。28日,抵阜康,再往前百里便是古牧地。踞守古牧地的是白彦虎,阿古柏也派出部分侵略军驻守。由阜康至古牧地有大路,沿路一片沙砾、饮水困难。此外,还有小路可通。刘锦棠侦知此情、佯装从大道进攻,吸引敌军,同时以主力袭取小路,一举突破敌人的防线,进至古牧地城下。8月17日,清军借助开花大炮的威力,轰开古牧地城墙,全歼守敌6000人。并乘虚捣隙,于次日占领防守空虚的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收复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驻守该城,并继续搜捕山中逃敌;命金顺率军西进,攻取乌鲁木齐以西各城。盘踞于昌吉、呼图壁之敌,闻清军将至,如惊弓之鸟,纷纷弃城而逃。只有玛纳斯之敌,凭险顽抗,金顺久攻不下,刘锦棠遣兵往援,署伊犁将军荣全也从塔尔巴哈台带兵来会。11月6日,各军协力攻克玛纳斯。至此,阿古柏在北疆的全部据点皆被攻破。
整个北疆之战前后不足3个月,完全达到了左宗棠所要求的速战速决。北疆的收复,使西征军巩固了在新疆的战略主动地位,不仅解除了敌军窜犯内地的后顾之忧,更为以后进军南疆创造了有利条件。
1876年冬,左宗棠为大军进攻南疆加紧调运粮食,补充兵力,调整部署,巩固后方。他给徐占彪、张曜二部各加拨马队1营,给刘锦棠部加拨马队3营,又给张曜、刘锦棠二部配置了炮队,使西征军的机动能力和攻坚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1877年初春,由于阿古柏匪帮的骚扰巴里坤至古城运道一度中梗20余日,促使左宗棠对后路警戒兵力也进行了调整。他奏调驻防包头的记名提督金运昌所部淮军10营分屯古城至乌鲁木齐一线要隘,同时从甘肃安西等地抽调徐万福等5营进驻巴里坤,并以新授哈密办事大臣明春所部4营出驻哈密,确保了西征运输线的畅通无阻。
1877年4月,南疆作战条件基本成熟,西征军各部开始行动。14日,刘锦棠率部由乌鲁木齐南下,16日进至达坂城西北的柴窝铺。乘敌不备,连夜进围达坂城。刘锦棠令各营一面防敌突围,一面筑垒挖壕,准备攻城及阻援。19日,清军炮兵在城东修筑的炮台竣工。当夜,大炮轰鸣,不绝于耳,将城中大炮,台、月城和城垛炸塌,敌弹药库亦被击中爆炸,死伤甚众。清军乘势喊话,敌军被迫投降。此役毙敌2000余人,俘敌1200余人,并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马匹,而清军只伤亡100余人。
达坂之战后,刘锦棠分兵两路。他自统主力指向托克逊,而由罗长枯统领一部进向吐鲁番。托克逊的阿古柏侵略军其时正在四处抢掠,焚烧村堡,准备逃跑。刘锦棠让骑兵先行急速赶至托克逊,在城外重创敌军。4月26日,敌军2000余骑仓皇出逃,未及逃窜的2万余人全部投降。
罗长枯率领老湘军一部于4月26日抵达吐鲁番,而由哈密、巴里坤西进的张曜、徐占彪在连克七克腾木、辟展(鄯善)、胜金台后,也刚好进抵吐鲁番。三部会师,大军压境。守敌白彦虎早已闻风西逃,接管防务的马人得不敢负隅顽抗,开城乞降。清军顺利收复吐鲁番。
切部署妥当。9月,天山南北秋高气爽,清军开始了收复南疆八城的作战。南疆八城又分为东四城和西四城。东四城是指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西四城为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和喀什噶尔。在此八城之外,白彦虎和阿古柏的残余势力还占据拜城等地。清军参加作战的是刘锦棠、张曜二部。刘锦棠部马步32营,为第一梯队,担任主要进攻任务。张耀部马步16营,为第二梯队。总兵力为2万余人。
9月27日,刘锦棠部主力由托克逊出发西进。10月7日进抵喀喇沙尔,只见一片水泽,官署民舍,荡然无存。9月,进入库尔勒,同样是一座空城,闻无人烟。原来白彦虎劫掠四乡秋粮后,已助逼百姓西逃库车。刘锦紫挑选劲卒2500人,亲自率队先发,急速追赶白彦虎。至18日,清军6昼夜疾驰900里,进抵库车城下。经过一阵激烈拼杀,白彦虎大败,无心恋战。继续往西狂逃。清军在占领库车后马不停蹄,21日过拜城,24日克阿克苏,27日进占乌什。南疆东四城在一月之内便先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西四城守敌军心大乱,土崩瓦解。和阗叛军头目晓牙斯向清军请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反正,率兵占据喀什噶尔回城,并请求清军速援。刘锦棠得知此情,即分兵数路,分攻喀什噶尔和叶尔羌。12月17日,余虎恩等收复喀什噶尔。白彦虎、伯克·胡里等在沙俄的庇护下窜入俄境。21日,刘锦棠自率一部占领叶尔羌,24日又占英吉沙尔。1878年1月2日,刘锦棠所派之董福祥一部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光复。
南疆收复的喜讯传来,左宗棠倍感全身轻松。他连忙向清廷上奏折,以最快速度向清朝廷报捷。捷报传到北京,满朝文武共同庆贺。左宗棠牢清军以风卷残云之势,速攻南疆各城,英俄两国见左宗棠部士气高昂,不敢轻举妄动,列强蚕食南遥阴谋受到致命打击。
左宗紫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在他的心目中,西征伟业还只完成一半,伊犁还在俄国人手中,收复伊犁将更为重要而又更加困难。此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入武力收复伊犁的筹划准备。
长期紧张艰苦的军营生涯,使左宗棠的身体越来越差。衰朽之年的左宗棠再也抗不住朔漠的风寒。1879年夏天,由于风湿性关节炎所引起的皮肤骚痒,一连几个月折磨得左宗棠寝不安席。188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左宗棠刚刚披衣起床,忽然口吐鲜血,几乎昏死过去。但是,新疆紧张的局势使左宗棠不敢放松。为了能就近部署伊犁战事,他决定亲自出关。5月16日,左宗棠一路跃马扬鞭,从肃州出发,一路往西。他身后,一队威武的士兵抬着一口黑漆棺材,准备随时马革裹尸而还。
5月22日,左宗棠行抵玉门关。望着这古关名胜,他没有从前骚人墨客的哀怨,有的是一腔报国的激情。“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虽知壮不如人,而孤愤填膺,诚有不知耄之已及者”。6月2日行抵安西,15日到达新疆哈密。
来到哈密,左宗棠在城外设置大营,不顾旅途劳累和旧病复发,不怕高温酷热,立即着手部署军事。他一面调兵强化巴里坤、古城、安西等重要据点的防务,一面遣员增设驿站,加强天山北路的通信联系。他还通过书信联系,反复地与刘锦棠、张曜等商讨进兵伊型的路线和方案。他对收复伊犁信心十足,“生力之军络绎而至”,加上当年风调雨顺,关内外粮价平减,真是天助我中华。
就在左宗棠抓紧调兵遣将,秣马厉兵的时候,8月29日,他突然接到清廷的谕旨,要他迅速离开新疆,回北京“以备朝廷顾问”。原来,清廷对于与沙俄军队作战终怀几分恐惧,加上反对用兵新疆的李鸿章和一些在华外国人的恐吓,清廷最后还是决定依靠谈判来解决伊型问题。所以,要将一意主战的左宗棠调离新疆。左宗棠接此谕旨,倍受刺激。他以70高龄,白发临边,却不得一战,感到十分痛心。但他无可奈何,除了再次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写信,力主决战以外,他也只得于11月中旬启程入关。
左宗棠大军入关,沙俄也感到不好对付,狂傲之气不得不收敛一些。曾纪泽作为中国公使到俄国以外,据理力争。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终在1881年2月,中俄签订《伊犁条约》,沙俄同意将特克斯河谷和穆素尔山口归还中国。以左宗棠的军事势力作为后盾,杰出外交家曾纪泽把老虎口里的食物夺了过来。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立下了不朽功勋,这位自幼便以“今亮”自居湘阴的举人终于实现了书生报国的愿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他是与戚继光,郑成功同列的民族英雄。左宗棠率军西出玉门关,收复新疆的壮举受到了世人的赞扬,当时有人写诗道: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1881年2月,左宗棠到达北京,入值军机处,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掌兵部事务。5月,朝廷调所部出新疆驻防直隶,并兴修涿州等处水利工程。10月,左宗棠奉旨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当了近九个月京官,左宗棠又出任地方督抚。
1882年3月,左宗集南下长沙,辗转抵达南京,人驻两江总督府。当时,中法关系相当紧张。法国为了把印度支那变为他的殖民地,入侵越南,势力达到北圻,使中国西南地区遭到严重威胁。清政府对当时战局举棋不定,朝廷重臣李鸿章等认为“未可与欧洲轻言战事”而左宗棠则不以为然,认为对法国人要以牙还牙。
在改善江防设施的同时,左宗棠十分重视整饬炮台官兵纪律,以严明的赏罚来提高他们的抗敌热情。他郑重宣布:如果外国军舰胆敢闯入长江,不服查禁,炮台官兵可以开炮轰击。命中者照军功例从优给奖,其夺获敌人军舰者,副将以下各官均加三级,请保提督、总兵等官,勇丁则按人赏银50两,仍然录功核保。倘若军官督战不严,临阵退缩而贻误战机,提督总兵等官要请旨正法,副将以下各官立即斩首,决不宽贷。
他严格要求部下,更严于律己。他当众宣布:“老命不足惜,四十余年所积之恶气,正可借此一吐为快。”他上奏清廷,表示自己对长江防务责无旁贷,遇有敌情,将亲临前敌督战。如不能打败敌舰,让其冲破白茅沙防线,则防所即是死所,一定捐躯以殉,以死来向江东父老谢罪。左宗棠的抗敌之志,确实是愈老愈坚。在他的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所部将官亦斗志高昂表示:即使老将军不临前敌,我辈亦当拼命报国。
1884年初,左宗棠因目疾严重奏请开缺调养。4月,他交卸两江督篆,由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随后,又接到清廷命其赴京陛见的谕旨,6月中旬到达北京,仍然入值军机处。8月23日,法国海军袭击马尾军港,击沉福建水师舰艇多艘,击毁福建船政局。26日,清廷被迫对法宜战。左宗棠怀着焦急的心情去找醇亲王奕唬(光绪皇帝的生父),要求统兵出征,其志甚坚。由于醇亲王的疏通，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飲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
9月中旬,左宗棠以73岁的高龄扶病就道。10月中旬抵南京,筹办粮饷,抽调军队。12月24日,福州城内旗帆飘扬,街道两旁到处是老百姓和他们摆设的香案,左宗棠乘骏马,执长鞭,身穿黄绫马褂,在一群威武官兵的拥护下抵达这个抗法的前哨。
左宗棠一到福州。马未卸鞍,便召集官绅,听取他们对福建防务形势的介绍。随后,他着力抓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整顿闽江防务,防止法军内犯福州。他分拨兵勇驻守长门、金牌、连江、东岱等各闽江要隘,并以福州将军穆图善坐镇长门。他下令撤去闽江口外水道标志,于闽江口构筑阻塞工事,树立铁桩,横以铁索。距福州30里的林浦、魁歧及闽安右路出海之梅花江等处,一律垒石填塞,仅容小舟来往。沿江遍设水雷,各要隘炮台或修复,或新建。1885年2月中旬,左宗棠借闽浙总督杨昌浚巡视闻江炮台,校阅各路兵勇。当他来到马江,看到当年自己苦心经营的造船厂竞被法军炸得一片瓦砾,造船厂所造的军舰被炸沉江底时,心中感慨万千。桑田沧海,人事之过,多么可悲可叹啊。他的心在哭泣,在流泪。他命令将沉舰上的大炮打捞起来,改装到闽江两岸的炮台上,以救眼前之急。左宗棠觉得历史在嘲弄自己。其实,历史嘲弄的并非左宗棠一人,而是整个大清王朝。可是,当时的中国,有多少人能在内心深处与左宗棠产生共鸣呢?
正当左宗棠在福州积极筹备防守时,令人振奋和震惊的消息一个个传来。3月下旬,冯子材、王德榜等部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毙伤精锐近千人,并一直将法军追逐到越南郎甲、船头一带。与此同时,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北圻临洮击败法军。法军在战场上的失败波及到法国国内政局,发动中法战争的茹费里内阁被迫下台。清政府在对法作战中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战局大有可为。然而,4月上旬,清廷却向前线各军下达了定期停战撤兵令,要求清军乘胜即收。左宗棠获知此情,由喜转谅,急忙上奏,力陈不能轻易撤兵言和,“要盟宣慎,防兵难撤”。他说:现在沿海各省防务已经政观,完全可以再战,忽然奉命言和,必生后患。
当时,全国军民抗法情绪甚高,纷纷反对与法国议和。不少人认为左宗棠德高望重,希望他出来说服清廷,打消其和议的念头。两广总督张之洞致电左宗業说:“公有回天之力,请赶紧想办法。”但慈禧太后在海防问题上对李鸿章的信任超过了对左宗棠的信任。她还是尊重李鸿章的意见,决计以和议代战守。6月上旬,《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成立,清政府正式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占领。
8月,左宗棠再次上奏朝廷,专就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地位进行了论述。他讲台湾是东南户,台湾事关海防大局,并建议台湾设省。同年10月12日,清朝廷同意左宗棠的建议,在台设行省,并任命淮系大将刘铬传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1885年9月5日,一阵台风袭过福州,在台风的呼啸声中一代名将左宗棠与世长辞。左宗棠病近之前是满怀遗恨。左宗棠自从军以后,长年东征西伐,为满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左宗棠绝对没有想到他所维护的满清王朝犹如摇摇欲坠的百年老屋,在他死后不久,便土崩瓦解。他为之倾注心血的洋务运动也是失败而告终。他就是倾尽每一滴热血也看不到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历史告诉我们,左宗棠只是封建社会一个回光返照的悲剧性的人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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