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王安石传》圣君贤相的残酷现实

人法人,则无法。——旭

自古英豪出少年

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临川盐阜岭(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县)人。王安石少年即享有盛名,“自古英雄出少年,此时少壮自负恃。”。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 宋史•王安石传

王安石家族更是名动天下,不仅“祖孙四代八进士”,而且王安石这一辈,就是“兄弟七人五进士”,还“兄弟两宰相”。其三弟王安礼(1034年-1095年),也曾官拜尚书右丞,迁左丞(副相),参与执政议事。这种情况,遍查整个中国科举史、中国古代政治史,都是极其罕见的。所谓英雄门第更英雄。

王安石同时代,也正是大宋人杰地灵,英豪辈出之时。当世名家 韩琦、曾巩、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洵、苏辙、黄庭坚、范成大、范仲淹、周邦彦、晏殊、柳永、秦观、李清照、张载、周敦颐、沈括、钱乙、王唯 等等。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苏洵六人,就曾经同朝为官。如果说王安石才高八斗,那么当时天下文才敢称百斗

文胜天下,必定富足。正所谓仁宗、英宗播种,神宗收割。神宗时期国库铸币一年有500万贯,是唐朝开元盛世的20倍之多。有经济史专家推算,这位皇帝在位期间,宋朝贡献了当时全球GDP的25%到30%。美国《时代》杂志在2015年,评比过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十个人,宋神宗第三。大宋支富有,真让人恨不生在我大宋。(时代杂志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十个人排名:马里帝国国王穆萨、罗马凯撒大帝、中国宋朝宋神宗赵顼、印度莫卧儿帝国第三代皇帝阿克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美国超级资本家洛克菲勒、英国昔日首富艾伦·鲁弗斯、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蒙古帝国可汗成吉思汗

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 宋史•王安石传

晩笑堂, 1743, 绘王安石像

变法亡北宋

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太祖赵匡胤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

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 — 宋史•石守信传

宋太宗也曾下诏令,让大臣们学习理财求富之道。到了宋神宗,则下达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宋史•食货志)的诏令,并专门颁布了“言财利可 采录施行者甄赏”(宋大诏令集)。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第一,国家制度设计精良,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第二,政策制定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所谓“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第三,批评纠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 — — “最好成绩”的政治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能够被及时指出,并加以纠正。——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而这一切,都被想做尧、舜之君的神宗,和想做旷古贤相的王安石,共同变法破坏殆尽。王安石变法在宋朝即有定论,也因此《王安石传》是列入奸臣传。宋以后的朝代,公论都差不多,都是以变法为祸国殃民,引为前车之鉴的。只是到了当代,列宁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后,才开始把王安石变法拔高为古代中国富国强兵的千年之变。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罗大经[南宋],鹤林玉露

即使有了列宁的尚方宝剑,也无法掩盖变法严重破坏了仁宗留下的盛世之现实。于是当代文人从梁启超开始,从变法的实行上为王安石开脱。所谓变法初衷是好的,只是操之过急,任用小人,结果才变坏的。

国家任何法令,不能以初衷为判断,而要以结果为准绳——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个法令初衷虽好,但是实施坏了,至少说明制定者的政治水平是小学生。而任用奸佞,不计后果,强行推广,更是因果倒置,破坏了国家法度。

我们先来看看青苗法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宋史•列传·卷八十六

灾年时,一些农民生活陷入困顿,需要民间借贷度日,等到粮食收割后归还。王安石成立管办机构,禁止民间借贷,要求由官办机构给这些农户借贷,利率20%。本金其实是国库里的旧粮,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又能为国家增收。但变法本质是为了国家增加收入,一旦有了这个财源,王安石就规定官员绩效,作为考核指标。这样丰收年份,农民不需要借贷,官方为了绩效也要强迫农民借贷。由于粮食有损耗,因此利率就必须高于交给中央的20%。禁止了民间借贷,又可以调整利率,于是垄断下的官府借贷利率扶摇直上,实际利率在一倍,多的达到三至五倍以上。除了提高利率之外,官员为了政绩和寻租还“抑配”——就是强行摊派,下指标,强迫借钱。由于贫穷者不一定可以保证还款,于是新法规定“五户以上为一保”,在执行过程中,官府强令富户为贫户提供担保。收钱时若贫户无力偿还就向富户索取,将贷款的风险转嫁给富户。这样,青苗法不仅是掠夺贫穷农民,而且还迅速让中产阶级返贫。

再有保马法,要求民间必须从政府“贷马”(政府把从西北收购来的马贷给养马人饲养)。养的马肥瘦生死由官府界定,有了损失还要求养马人赔偿。

保甲法,五户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年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军训是否合格由保正说了算。如果农民不行贿,则保正“只说武艺不熟,拘之不放,以致农时俱废,往往冻馁而死。” (冯梦龙,警世通言,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变法规章即无理,变法之行又近乎胡闹,可谓亘古未有。

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国家政策,政策要实现,必须作用于社会。因此,要评价新法,必须看它在当时的实施效果,包括对朝廷和对社会两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新法具有强大的敛财功能,与民争利,“富国强兵”。— — 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宋神宗赵顼(1048年5月25日-1085年4月1日),本名赵仲鍼,宋英宗的长子,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1月25日-1085年4月1日在位。在位仅十八年的神宗能够位列全人类最富第三名,俱得变法之利啊。

列宁的称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王安石变法的本质

列宁(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主张苏俄革命胜利后要把全俄的所有土地都收归国有。而他的战友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 1856年12月11日-1918年5月30日)说你不能这么干,土地是俄罗斯农民的命根子,一收归国有大家就都不正经种田了。俄罗斯的经济会垮,民众会陷入饥荒当中。为此,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五期中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并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是企图在俄国恢复那种 “土地和农民都是国家的财产” 的旧制度,而 “这种制度无非是一切东方大专制国家所依托的经济制度的莫斯科版”。普列汉诺夫从法国雅克·埃利泽·雷克吕斯(Jacques Élisée Reclus,1830年3月15日-1905年7月4日)的地理学著作中摘引王安石的材料说:“1069年,当时的中国皇帝宋神宗的朋友和顾问王安石颁布了一道废除私有制的命令……。”

为了反驳普列汉诺夫,列宁在1906年发表了《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在该文中的一个注释有:

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

而这条注释来源于伊凡·伊里奇·扎哈罗夫(ИванИльичЗахаров,1816年-1885年)写过的《满俄大辞典》一书。被称为俄罗斯汉学家的扎哈罗夫搞不清中国人的姓名,显然把王莽的功劳安在了王安石头上。因为王莽要恢复井田制,可以看作一种半公有制的制度。扎哈罗夫还解释说井田制就是土地国有化。

中国当代文人的无耻就是各尽所能(去断章取义),(然后)按需所取。很多引文都是阉割版本。包括这个列宁称颂王安石的版本。虽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不实,但是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与民夺利,国家控制,计划理财就是变法的本质。而这,恰恰是列宁所赞誉的,国有、官办、计划,这都是多么诱人的词藻。

人法人,则无法

王安石变法之害,还远不止变法本身。变法的过程和理论,在政治文化方面,直接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

神宗朝的专制,按照时序,首先表现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专制”,然后表现为“皇帝的专制”,宰相沦为高级秘书,南宋政治中特别突出的“权相”现象,即滥觞于此。这两种专制在本质上都是皇权的专制。正如刘子健先生观察到的,“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政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国家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 — 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我们知道,法制(rule by law)是通过人制定的法律、法令来进行社会的统治,本质上是政府统治人民的工具。既然人法人,可以由人来制法,当然就可以随时变法、废法。

而法治(rule of law),强调人制定的法(rule)来源于上位法,也就是立法之法。立法之法不是人可以随意修改的。政府和人民都要接受法治。既然立法之法不可变,那么专制者就不能随意变法和废法。

人类历史上,立法之法的来源有三个

上帝之法:核心是人与上帝的立约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 其个体所遵循的规则指向产生秩序的规则。产生秩序的规则就是自生自发秩序祖宗之法:来自于历代对政治治理的经验性总结

1875年(同治十三年),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在筹议海防的奏折中,提了两句被议论了一百多年的话 — — “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和和“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

这里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是指中国历史三千年之前的商、周之变。商朝目前是有考古证明的华夏第一个朝代,依旧保留了原始祭神的风俗,祭祀当中会大量用到活人做祭品。而周朝开始,从祭神演变到祭祖。所谓 “祭”,其实包含了 “问”。遇事不决,从问神,到问祖,是华夏文明的一大进步。当周边蛮夷还在将不能生产的老人送到深山老林去“安乐死”时,华夏已经进入农业文明,不仅可以赡养老人,也通过老人的时代经验积累,指导生产。这也是三千年来,中华吸引周边蛮夷之邦的文明之本。

人类社会是“经验”的,不是“被设计”的。而经验是人类社会演化知识的沉淀。对祖宗之法的解释,在当代 “士” 的手中,知识分子的 “士”,通过对祖宗之法的解释权,事实上形成了对皇权的制约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 宋史•王安石传

王安石的 “三不足”,完全破坏了宋朝的法治基础。立法之法的祖宗之法被破坏, “士” 的释法依据就被推翻。法治成为法制,法律就可以为所欲为的 “变”。因此,“三不足”为害甚远,于今尤烈。

历史从来都无情。王莽、王安石、汪精卫,如果不幸早死,那么于己、于国,实在是大幸。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放言

杨万里: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早餐

王安石是政治上的小人,任用奸佞,打击异己,甚至不择手段。但是私德甚佳,且才华横溢,诗文名满天下。其诗词,世称“王荆公体”,现存1,808首。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传世。除了文学造诣,王安石对传统经学也有研究,创立了在当时具有卓越影响力的学派 — — 荆公新学

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早餐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欧阳修,赠王介甫

最能表现王安石性格的诗应该是《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

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诗《北陂杏花》也特别能代表王安石的孤决。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王安石,北陂杏花

王安石的词不多,但也很有特色,好议论说教,用典多,对后世也很有影响。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

据说苏东坡见《桂枝香·金陵怀古》,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王安石随性而适,而又洒脱不拘小节,留下很多逸事。

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黄庭坚,跋王荆公禅简

韩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大臣。南宋北伐统帅韩侂胄曾祖。韩琦和范仲淹两人镇守边疆名重一时,时边区民有歌唱:“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嘉祐三年(1058年),出任宰相。英宗即位后,封为魏国公。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出判相州。

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如何?”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 宋史•王安石传

韩琦有识人之才,神宗无用人之明。假使当初神宗信韩琦之说,王安石一生光耀照世,岂有骂名。可惜神宗一心想当圣君,王安石相当贤相,都想建功立业,二人一拍即合,圣君贤相,不通人性,不懂经济,乱用法度,结果徒使人哀叹。有人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图自己圣君之名,总是折腾。结果就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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