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董仲舒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在他的眼中，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大一统的和谐社会。——《董仲舒传》

可春秋战国时期被很多诸侯所青睐的法家思想严刑峻法体系治世太严格，西汉初期的道家黄老学说又过于宽松，反而被董仲舒升级过的儒家思想能达到兼而有之、宽猛相济的统治效果，促进“大一统”进程的发展。

所以，在汉武帝刘彻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主张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旨在确立“君权神授”思想，保证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为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进程添砖加瓦。

实现“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前提

就像董仲舒自己所说的，随着“周礼”影响力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逐渐式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度数变”，当时百家争鸣，有着儒家、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等诸多思想主张各不相同的学术流派。——《董仲舒传》

就好比如儒家思想主张的是“德政”，跟周朝的“礼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墨家主张的是兼爱、非攻，主张“利天下而为之”；至于法家思想，则主张的是“以法治国”，推崇严刑峻法法治体系。——《孟子·尽心章句上》

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其中的任何一个思想学派，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政权发展的更好，只不过就是侧重的方向不一样，甚至有的还产生了冲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之争”便是这“冲突”的直观表现。

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自春秋末年以来，中国的思想得到一个极大的开放”，诸子百家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但与此同时，因此而形成的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时局也导致很多封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之时，很难达到政治意见上的统一，毕竟诸子百家的意识形态实在是太过多元化了，而其坚定的思想意识又导致统治者很难从中调和。

这也就意味着在封建时期，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势必就会导致很多思想学派的行为准则也不尽相同，判断事物的价值观也就不一样，若是长久以往，必然是形成混乱之势，反而不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所以，在董仲舒的眼中，若是真的想实现“春秋大一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政权，那么首先就必须满足实现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前提，即以思想上的统一作为实现大一统的基础条件，也就是他所说的“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

从而也就顺势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那么也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董仲舒为何会选择“儒家思想”，而不是春秋战国时期被很多诸侯所青睐的法家思想，亦或者是西汉初期被汉高祖刘邦所推崇的道家黄老思想呢？

法家思想的严刑峻法统治体系太严格

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经过法家思想代表人“李悝”变法后，实现了富强；后来的楚国，同样是在法家思想代表人“吴起”变法后实现了富强。但这些还不算最能体现法家思想富国强兵的案例。因为还有更直观的，即发生于秦孝公执政时期的“商鞅变法”。

正如史书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正是公元前356年、以及公元前350年的两次“商鞅变法”，即商鞅在秦国推行法家思想中的严刑峻法统治体系，以法治国，设军功爵制，重农桑、奖耕战，让秦孝公统治下的秦国逐渐开始富强。——《论衡·书解篇》

继而到了公元前221年，更是在秦始皇嬴政的手上实现了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秦朝政权的最终目的。这诸多成功案例，无疑就足以证明法家思想不但能实现封建统治者“富国强兵”的诉求，更是能依仗“富国强兵”所带来的军事优势实现疆域上的大一统。

而此时由“孔子”所创办的儒家学派，也就是跟“周礼”有着密切联系的“儒家思想”，却俨然是伴随着“周天子”影响力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衰弱而一并陷入了困境，发展极为缓慢。

那为何董仲舒不选择“法家思想”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法家思想中的严刑峻法体系虽然能够实现“富国强兵”，但却太严格了。而董仲舒所主张的则是“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春秋繁路·玉杯》

顾名思义，就是在董仲舒的眼里，秦始皇嬴政所一手建立的秦朝政权之所以仅仅延续15年便遭受农民起义，继而宣告覆灭的原因，就是因为秦始皇在建立秦朝后，所推崇的依旧是法家思想中的那一套“严刑峻法”统治体系。

从而导致在这个“以法治国”统治体系中，一切都要以“律法”为倚仗且“一断于法”，虽然看似是完成了统一，但实则统一的是“法”，而不是秦始皇，百姓也多是因“严刑峻法”体系执法太严格而“畏服”，并不是真心实意的对秦始皇“信服”。

这也就意味着秦始皇嬴政所实现的“大一统”，属实只是用武力强行把各方势力整合到了一起，还谈不上真正的“心服口服”，即百姓没有建立起对秦始皇嬴政的“信仰”，“民心”依旧是处于“离散”的状态，在思想上还未达到真正的统一。

诸如秦始皇于博浪沙遇刺的事件、荆轲刺秦图穷匕见的事件，这些案例便足以称得上是秦始皇统治之时“民心离散”的真实体现。

换言之，“法家思想”由于其严刑峻法体系太严格的缘故，只能通过让臣民“畏服”来达到行为上的统一，在思想上则根本无法满足“春秋大一统”思想统一的基础条件，那么真正和谐的“大一统”社会又该从何谈起呢？

道家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主张过于宽松

那么再来看看西汉初期，被汉高祖刘邦所采用的道家“黄老思想”体系中的“无为而治”主张。顾名思义，就是封建统治者自己无所作为，却能实现对天下的治理。

当然，也不是说统治者真的就啥也不管，啥也不做，只是安心的做统治者就可以了，明显就不现实。就像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在孔子的眼中，五帝时期的“舜帝”便是推崇“无为而治”的典范，那么舜帝可曾有啥也不做，安心只做自己统治者的事迹吗？并没有。

诸如《史记·五帝本纪》上所记载的，舜帝“命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命弃担任后稷，掌管农业；命契担任司徒，推行教化”，这诸多案例就足以证明舜帝确实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办了实事的。

只不过并未集权，而是制定了一个基础的治国框架，然后知人善任，把权力下放了给官员去具体执行。否则舜帝那“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的美名又是从哪来的。——《史记·五帝本纪》

也就是说，所谓的“无为而治”，并非是笼统意义上的啥也不做、无所作为，而是不去过多干预，统治者所需要做的，也仅仅只是制定一个能够促进政权富强的“大框架”，然后知人善任，将权力下放给下属，继而让臣民实现自治。

从而达到借“无为”实现“有为”的良性转变。

不过问题在于推行黄老思想中的“无为而治”主张以后，西汉初期虽然完成了从秦汉交替之际那百废待兴、经济低迷的不良状态到“文景之治”“海内义安，府库充实”盛世之景的良性转变。——《汉书·卷五十八》

但实则“四夷未宾，制度多阙”，匈奴、南越、卫氏朝鲜等外部势力依旧对西汉虎视眈眈，内部的制度也并未彻底健全。——《汉书·卷五十八》

诸如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为了实现“与民休息”的政治目的，对于律法也仅仅只是制定了“三章之法”，极为宽松，即便后来萧何根据“秦律”又重新编订了《九章律》，但依旧极为宽松，“不足以御奸”。——《汉书·刑法志第三》

如若再加上道家黄老学说的理念是“道性自然，无所法也”，每个人都可以把“自然真理”作为基本大原则，自由不会受到约束。——《道德经》

如此一来，也就相当于在“无为而治”主张的推行之下，西汉臣民首先在“思想”上的统一就无法有效实现，毕竟其“放权于下属”以及“不重法治约束”的特性就已经足以让西汉统治者对于臣民的约束力降到最低。十分不利于西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系的建设。

且百姓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生活，虽然推行“无为而治”让西汉得以出现“文景之治”之盛世之景，但对百姓而言，抵御外敌、开疆拓土等事务是当朝统治者需要关心的事情，与他们无关。

换言之，推行“无为而治”主张能够“休养生息，让利于民”，促进西汉初期生产力的恢复，这个没错，但对于西汉统治阶层而言，在“黄老思想”体系的推行之下，西汉实则依旧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百姓、官僚、以及统治阶层各自为战，只是单纯的利益供给关系，谈不上什么凝聚力。

董仲舒升级过的儒家思想兼而有之

但儒家思想不一样啊，准确来讲，应该是董仲舒所升级过的“儒家思想”不一样。

因为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主张德政、礼治，说白了就是讲究“以礼服人”，为百姓树立“智、信、圣、仁、义、忠、孝、友、睦、姻、任，恤”等诸多方面的道德行为准则和规范，也就是让百姓通过学习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换言之，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同样不注重“一断于法”的外界约束力，跟道家黄老学说一样，都是让百姓实现“自治”，即“自我约束”，只不过黄老学说更注重“道”，也就是“自然真理”，儒家思想则注重行为上的表现，即“道德教化”。

很显然，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同样无法满足封建统治者的集权专制统治需求，充其量只是让臣民明白了社会等级的尊卑之分以及人伦观念，但要是想通过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树立臣民对“当朝统治者”的信仰，属实还差点火候。

否则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诸侯为何会青睐“法家思想”，秦始皇嬴政又为何在建立秦朝后依旧还要继续推行“法家思想”，最起码严刑峻法体系还能帮助这些统治者实现“行为上”的统一不是吗？

所以，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亦是为了实现他“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董仲舒把“道家”、“阴阳家”等诸多学派的“天命观”以及“价值观”都跟“儒家思想”整合到了一起。成了一个“新版儒家思想”

即形成了一个天地化作真理，真理化作自然万物的全新理念。儒家思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让人通过“开教化”的方式来实现对“自然真理”的感悟。

可是人类能跟一朵花或者一颗石头对话吗？明眼人都知道不能，但封建时期的统治者“能”，当然，不是说封建统治者真的能跟“天”沟通，而是他们自诩“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言人。继而推行“独尊儒术”以后，也就相当于“当朝天子”就成了“上天”向臣民“施教化”的载体。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而出现，其目的就是为了能给当朝统治者找到一个合法沟通“天地”，继而统治臣民的神学依据。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可以负责“跟天地沟通”，然后为臣民“开教化”的媒介。

即确立封建统治者的“君权神授”神学观念，并保证“儒家学说”在西汉的“独尊地位”，百姓若是想风调雨顺，衣食无忧，那么首先就必须建立对当朝统治者的“信仰”。

然后“当朝统治者”便可以通过“祭天”等手段来实现“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德侔天地”，保一方风调雨顺。——《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如此一来，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主张的推行下，以及“天人感应”学说的保障下，西汉统治者一方面可以让臣民学习儒家思想，继而“开教化、明天理、分尊卑”；另一方面也能通过西汉臣民对天的“信仰”而间接实现“凝聚民心”，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系建设的目的。

正如史书所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在君权神授神学观念的传播下，百姓既然对“天”产生了信仰，自然也就相当于是对“当朝统治者”产生了“信仰”。——《春秋繁露·尧舜汤武》

那么确立西汉的等级尊卑之分，让西汉臣民实现思想上的统一，继而奠定“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前提自然也就不再是问题。

因此也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问题，固然儒家思想能够让西汉君臣、百姓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可难免会有一些人不按常理出牌，如果这些人受“欲望”等因素的影响而去违法作乱怎么办？没有“律法”作为外界约束真的可行吗？

不要慌，没有“律法”作为外界约束当然不行，董仲舒自然也不会漏过这一点。

毕竟在他眼中，“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的原因就正是因为被“欲望”蒙蔽了本心，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况之时便可以动用“律法”这样的外界约束力去拨乱反正，使其“开教化，明天理”，继而回归正途。——《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故而也一并提出了“阳，天之 德。阴，天之刑也，……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理念，董仲舒俨然是把“法家思想”也一并融合到了西汉的“新版儒家思想”当中。——《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从而让西汉原本根据“法家思想”而制定的律法在“独尊儒术”以后，便逐渐发生了制度政策悉数“儒家化”的良性转变。

即在动用“律法”进行外界约束之时，“必本其事而原其志”，也就是要站在儒家的“德政”角度去公平、公正的处理问题，不能肆意用刑，更不能随便用酷刑，借以避免重蹈“严刑峻法”之覆辙。——《春秋繁露·精华》

换言之，可以以法治国，但“儒家思想”中的“以仁治国”主张也不能丢了，且要占据主导地位，借以维持思想的大一统，然后让“法家思想”处于辅助地位，宽猛相济，那么行为上的“大一统”自然不再是问题，后世一直被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阳儒阴法”统治体系也正是因此而来。

结束语

简而言之，若要实现董仲舒心中那“春秋大一统”的理想型大一统和谐社会，势必就需要实现“思想”以及“行为”的双重统一。

而法家思想的严刑峻法体系虽然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甚至完成“疆域上”的大一统，但实则只能说是在其严格执行下达到“行为上”的统一，臣民多是对“严刑峻法”体系的“畏服”，而不是对当朝统治者的“信服”。

至于道家“黄老思想”就更不用说了，推崇“道性自然，无所法也”的特性就注定其在政治作用上连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前提都无法达到，看似行为上的“大一统”，实则跟此前“法家思想”所奠定的“疆域大一统”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德经》

虽然“无为而治”主张用来休养生息、缓解阶层矛盾的作用不容忽视，但若是想将其作为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思想统治体系，显然就不太够用了。明显无法满足需求。

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如此，也是必须基于“法家思想”所创建的“疆域上”的大一统才能有效推行，且同样无法达成“思想上的大一统”，充其量就是能在政治上给封建统治者提供一个划分社会“等级、阶层”、以及树立“人伦道德观念”的有效依据。

所以，既然诸子百家的思想流派皆因周礼的逐渐衰弱而出现，那么最终各自发展后重新融于一体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作为跟周礼渊源最深的“儒家学说”，得益于周朝时期的广为人知，春秋战国时期的“世之显学”之称，也就相当于已经具备了全面推广的基础条件，且容易被大众所接受，自然也就成了融合诸子百家之所长最佳载体。

继而经过董仲舒的升级改版，集众家之所长、将各自的优势融为一体后的“新版儒家思想”也就这样进入了汉武帝刘彻的眼帘，成了西汉甚至后世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都极为推崇的“阳儒阴法”统治体系。对后世封建政权的变迁和发展亦是产生了深远影响及积极意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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