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读《资治通鉴》
No.332
2022.07.29
上厉精求治，数引魏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本篇，我们来介绍贞观之治。 很大程度上，李世民才是唐朝的开国之君：不管是开国武功，还是有唐一代的典章制度，几乎都是李世民的功绩——即便我们知道唐初的历史曾经被篡改，但这个结论，依然是确定无疑的。 而武功赫赫的李世民，以开国皇帝“之实”，开创出的却是一个文治昌明的治世。而且，这一治世所能达到的高度，甚至是自中国有信史以来，未曾有过的。 李世民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取得如此成就？这一篇，我们就来聊这个内容。
先从《贞观政要》里的一段记载聊起： 李世民问大臣，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大臣们回答：隋文帝克己复礼，勤于政事，虽然不能算是一代仁君，但他的励精图治还是有目共睹的。 可李世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不是否定隋文帝的这些优点，而是更关注隋文帝的那些缺点。 李世民说，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具体体现，就是不愿意相信大臣。当然，这跟隋文帝自己的实际经历有密切关系，他是趁周宣帝去世后操纵朝政才得以篡位自立的，自然不会愿意去相信大臣们的忠诚。 而既然不愿意相信大臣，那就只能自己亲力亲为了，这样“勤政”的皇帝不也挺好吗？ 李世民觉得不好。其中的关键，在于事做得太多了，犯得错也就多了。隋文帝既然不愿意相信大臣，就只能事必躬亲，可国家如此之大，事情千头万绪，肯定容易出错。而出错以后呢？群臣知道皇帝的心意，只会一味逢迎，自宰相以下，都只能按照皇帝的旨意行事，既不会主动给皇帝提供解决方案，也不会在皇帝出错前后苦心规劝。 李世民说，如果做十件事，有五件做对了，这固然好。但皇帝亲自处理政务，做错了臣下不会指出来，这就导致错的那五件事所造成的影响，更加恶劣。如此随着时间推移，错只会越来越多。 因此李世民认为，与其如此，还不如广选贤才，再加以激励督促，使他们各尽其能，这不是更好的办法吗？ 在这种人才观念的指引下，贞观一朝，名臣良将之多，几乎是历代之最。不管是大名鼎鼎的房谋杜断，还是长于行政的马周、岑文本，又或者是诤谏著称的魏征、李纲，都是一时之选。 在名将方面，李靖、李勣自不必说，从贞观朝成长起来的苏定方、薛仁贵，也称得上是一代名将。 而如果把人才的范围再扩展一下，我们还能看到精于医道的孙思邈，精于天文历算的李淳风，精于画技的阎立本，等等等等。 人才从来都不是“天公抖擞而降”的，而是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被发掘与成长的。
如果说对隋文帝只是不赞同的话，那么李世民对隋炀帝的批评和借鉴，则贯穿其整个执政生涯的始终。 隋朝的灭亡，不论被多少史书和故事描述得触目惊心，于我们今人而言，都只是纸面上的历史。但对当时亲历过的人却不同，那样一个大帝国，看起来如繁花似锦、烈火烹油一般，却在十年之间就灰飞烟灭，轰然崩塌，这种由极盛到极衰的巨大冲击，对任何一个亲历其中的人来说都是刻骨剥肤之痛，远远比从史书上看到秦二世而亡的记载要深刻得多。 自然而然地，天下安定之后，总结隋亡教训，就成为了唐初君臣所需要思考的重要命题。 而贞观年间所做的总结，如果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约束皇帝。 这里的“约束”，不是我们如今理解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那种约束，而是指约束皇帝的胡作非为：自秦始皇以来，帝制时代的皇帝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贞观君臣并没有想要改变这个现实，他们的追求是约束皇帝，而非约束皇权。 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最大的危害就是帝王胡作非为：或者穷奢极欲，或者好大喜功，或者不务正业……凡此种种，都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甚至毁掉一个国家——隋炀帝可谓是其中典型，典型中的典型。 但相应地，一个明君也可以让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此，贞观君臣希望在皇帝的具体行为上，通过制度、传统以及文化，为皇帝设置价值观与行为准则，以此对其进行约束，以期达到国家大治的目的。 这个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很好找，就是儒家的“圣王”标准：节欲、纳谏、勤政、爱民。 进行约束才是其中的难点，要怎么才能做到呢？ 李世民给自己找了一个帮手：魏征。
贞观之治中，魏征的作用特别的大——这不是后世的揣测，而是李世民亲口说的。 《贞观政要》记载，有一次，李世民问近臣：打天下难还是守天下难？房玄龄说打天下难，魏征说守天下难。 到底谁更难？李世民用了一个和稀泥的态度，说房玄龄陪我一路打天下，九死一生，所以说打天下难；魏征随我安天下，居安思危，所以想的是守天下难。 守天下难在何处？就难在居安思危。道理谁都知道，但知易行难，有多少人“道理都懂，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这不是只有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才要面对的困扰，李世民也依然也有这种烦恼，所以这时候，魏征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魏征存在的意义，就是告诉李世民，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并不是说你是皇帝，有了最高权威就能掌握绝对真理的。只要是人，就会有人的弱点：或是追求享乐，安逸懈怠；或是无意中作恶，为祸而不自知；又或者是知识结构上存在盲区，等等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人提醒你：你不是永远正确的。 李世民就用魏征来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不是又有问题，又犯错了。 魏征的作用，其实很像现代体育竞技个体项目中的教练。教练并不比运动员跑得快，但他却能让运动员跑得那么快，这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独门秘籍，而是他能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视角从旁观察，发现运动员在跑步中存在的各种瑕疵甚至错误，再结合其个体特征，做有针对性的改正。 这件事，运动员自己做不了，只能依靠一个人在旁观察他，并督促他改正。 魏征的作用也正在于此：他在李世民身边十几年，虽然也有具体的行政职务，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作为李世民的“教练”，告诉李世民哪里做得对，可以继续保持；哪里有问题，需要持续改正。 这个道理看上去一点都不复杂，简单得如白开水一般，但真正能做得到的人却少之又少。你若不信，不妨把公司大大小小领导的名单拉出来，认真检视一下当中有几个人能真的时时刻刻保持谦卑，认真对待下属提出的不同意见。 而且这并不是因为领导们颟顸无知，你甚至可以对自己也进行一遍审视：当别人指出你的不对时，你是会无条件的接受，还是下意识地辩驳否认？ 如此对比，你才能发现李世民的难得与可贵：他以帝王至尊，主动放下身段，接受魏征的“辅导”，长达近二十年。翻开《贞观政要》，里面有很多魏征对李世民诤谏的例子。魏征不仅常常不给李世民面子，甚至还不乏冷嘲热讽：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逝。李世民与这位发妻之间有深厚的感情，在葬礼后，李世民仍念念不忘，又命人在宫中搭建高台，远眺亡妻葬所。某次，魏征正好在宫中，李世民便引魏征一同登台眺望。魏征对于李世民这种“非礼”的举动很不以为然，便问李世民，请问陛下让老臣看什么呢？李世民用手一指，魏征说，那是昭陵（长孙皇后即葬于此）吗？李世民说对呀。魏征说，哦，那我看到了，我还以为陛下让我望献陵（李渊陵寝）呢！李世民讪讪，不久后，便将高台拆除。这就是千古一帝的开阔胸襟和卓越追求。
除了主动创造外部约束鞭策自己外，李世民在自我的认知和修养上，也主动朝着儒家“仁君”的目标前进。 经历过隋末战乱后，唐初君臣特别重视民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在贞观君臣看来却格外有现实意义：隋朝已经做到了府库充盈，外夷臣服，兵多将广。但强大如斯，依然因为民不聊生而快速覆亡，那些看上去国力强盛的“指标”，根本没有多少意义。 来看《贞观政要》里的另外一段对话： 李世民问王珪，为什么近代以来君臣治国，比上古时期要差很多呢？ 王珪说，既有帝王的问题，又有大臣的问题。 古代的帝王行政，大多都崇尚清静无为（“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己心。如今的帝王，却是损害百姓的利益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至于大臣的问题，汉代的宰相，无不精通儒家经典，朝廷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问，都引用经义来决断，因此人人懂得礼教，自然天下太平。但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有时掺用刑律来治理国家，儒家的行为规范既然受到损害，淳朴的民风也会受到严重破坏。再对比一下杨广当年对待百姓的态度，可谓是天壤之别。 隋亡历史的经验教训，再加上李世民对自身的约束，以儒家“圣王”标准对自己的主动要求……所有这些孜孜不倦的努力，最后终于有了结果：让我们来看看治世之巅的样子：
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
四夷宾服，这是杨广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李世民做到了。同时，贞观不仅没有天下骚乱，烽烟四起，反而还物产丰茂，文教昌隆，天下太平。
番外 | 我们的说书时间
- 壹
今天我们不走寻常路：正文只是配菜，番外才是正餐。 如果你看完正文，有一种“就这？？？”的疑惑感，那么接下来，我们才算是进入正题：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成就李世民千古一帝的根本原因？ 正文提到的内容和观点，基本上以《贞观政要》一书为主体。这本贞观君臣语录编纂于盛唐时期，目的就是总结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唐朝后世帝王提供行为范本。 但可惜，这只是儒生集团——当然，也包括有追求的皇帝——的美好设想。 虽然他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现实是，此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能重现贞观之治的辉煌。 为什么？ 看上去，做一个像李世民一样的好皇帝也并不难。在他的生平里，似乎当好皇帝所需具备的素质，也就是些很司空见惯的东西，无甚特别之处。 什么节欲、纳谏、勤政、爱民，这几乎都是儒家价值体系里的老生常谈，历代帝王能做到者不乏其人，他们虽然不像李世民那么“全面发展”，但难不成，这一点点差别就是千古一帝和中庸之主的差别吗？ 肯定不是。 事实上，我们在正文中所提到的李世民的那些优秀品质，可能根本就不是他能够成为千古一帝的最关键原因。 真正让他成就千秋伟业的，其实是时代。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解释过，历史发展到隋唐，中华文明已经在经历重重艰险之后，浴火重生。唐德刚先生有个“历史三峡”的理论，大意是历史的转型就如同舟行三峡，要经历千难万险，而一旦等到船出三峡，将驶向一片坦途。 这个理论借用到这里也恰如其分：经过四百年的战乱，自秦汉第一帝国以来积累的种种矛盾——包括士族离心、胡汉融合、文化包容等，基本上已经全部被解决。此后，中华文明将轻装上阵，奔向辉煌。 从必然性的角度来说，治世（或者盛世）是一定会到来的，这是李世民的运气使然：他所处的时代，需要一个仁君圣主。 吕思勉先生在其《隋唐史》中，对李世民的评价一般，甚至还不如萧衍：这主要是从私德角度而言。 的确，抛开佞佛，萧衍在私德上有不少长处。比如，萧衍几乎没有“食色”方面的欲望，而李世民的好色则有历史记载；又比如，相比于萧衍对宗室的纵容，李世民的杀兄逼父简直就丧尽天良。 但即便萧衍在个人能力上全方位碾压李世民，他也不可能成为千古一帝：萧梁的时代，是南朝士族政治走向没落的时代，表面的繁荣之下，整个社会已经积弊丛生，萧衍再怎么励精图治，也改变不了这一大背景。因此，在个人素质上，即便萧衍能够全方位碾压李世民，他也不可能开创一个治世之巅。 不过从偶然性来说，这一千古治世到底由哪个皇帝躬逢其盛，于个体而言充满了可努力的空间。 时间往前推几十年，我们会发现在上一个治世“开皇之治”里，隋文帝以中庸之能，竟然也能拥如此治世——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时代的作用。但隋朝两世而亡的结局，却让这个曙光初现的盛世戛然而止，隋文帝积攒了古今罕见的家底，也经不住他的败家儿子那么糟践。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杨坚家的老二如果能像李渊家的老二那么有出息——甚至都不需要他那么有出息，只要做一个安安稳稳的皇帝，就可能摘下这枚低垂的盛世之果。 在了解了这些差别之后，我们再来看贞观之治的辉煌，才能真正看到全貌： 吴兢在《贞观政要》中记载的内容，远远不是贞观之治的全部。只有在考虑了时代的大背景之后，李世民的那些“仁君”行为，才能催化出一个治世的出现。 在这里，可以用清朝做一个很好的对比： 清代帝王的平均个人素质，几乎是远超其他朝代的，而且还有如康乾一般的雄才大略之主。 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清朝的末世生态。 时移世易，唐与清之间，相差了近千年。在这一千年间，华夏大地的政治逻辑没有改变，但整个外部世界，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晚清的历史，我们大体了解，人口爆炸、满汉矛盾、外国入侵、文明重建……这一系列问题，都不是传统的“仁君政治”所能解决得了的。 而对李世民来说，他出现在那样一个千载一遇的时间节点上，又加上了个人的努力，如此，才正好成就辉煌的治世之巅。 不可复现。
- 贰
顺便再简单介绍一下后面的事。 王朝的更迭，其实是缓和、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虽然我们都厌恶战乱之苦，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中国历史中，任何一个伟大时代的出现，都必然伴随着通过战乱解决矛盾的前奏。 贞观之治也是如此。 大唐还有更辉煌的开元盛世，但盛世过后便是急转直下：安史之乱并不是意外，而是大唐的壮大所产生的必然副产品。 看上去，“贞观-开元”一脉相承，但事实上，开元时期的大唐，已经远远不是贞观时期的大唐，不管是在政治、军事，还是财政、文化上，两者都已经完全不同——这部分内容我们会在以后的文章中具体分析。 这当中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大唐强盛了，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办？ 登山的路虽然苦，但也是简单的，毕竟有“山顶”那么一个确定的目标在那里。而等到了山巅之后，接下来又该怎么做？ 只要把盛唐之前的历史作为整体来看待，我们就可以发现开元年间的问题：从隋末战乱到开元盛世，国家已经完全恢复；自贞观以来开创的天下共主地位，也已经坚若磐石。 这个时候李隆基碰到的问题，其实和杨广是一样的：我手里有这么多筹码，为什么不去开辟下一个辉煌呢？难道非要躲在前人的阴影之下？ 两人共同的选择，是用兵域外，差别只在于李隆基不像杨广那么好大喜功。但结果又都类似：杨广面对的是国内暴乱，李隆基见到的是军阀坐大。 历史在这里打了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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