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一线相传，绵亘三千年以上。其体裁内容复杂多变，举世莫匹。约略可分政治性的上层文学与社会性的下层文学两类，而以前者为先，亦以前者占优。﹙参见钱穆《中国文学论丛》﹚
李白、柳宗元、苏轼都是牛年生人。
从生肖看，皆属牛。从主流看，三人的文学作品当归政治性上层文学。从体制看，先秦文学属封建天下的文学，秦汉文学则归专制天下的文学。汉代文学以上层政治性为主。这是因为武帝之后士人政府正式形成，读书人皆仕于政府为政治服务，滞留社会底层而与政治绝缘者甚寡。汉末以来，士大夫饱经党锢之祸，藉名门为庇护所，寒士无门第为依托，遂心态一变，社会私情胜过政治关切，社会性下层文学得以应运而兴。
唐代文学最繁荣的是诗歌。陈子昂之后，诗歌创作步入鼎盛期。诗人辈出，流派竟起。李白就是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优秀诗人。
诗歌的兴盛促使有识之士改弦更张，恢复两汉政治性上层文学的统治地位。初唐诗人陈子昂开其端。其诗云：“玄天幽且默，群议曷嗤嗤。圣人教犹在，世运久陵夷。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为尘所欺。”力倡诗风改革，欲挽魏晋以下文人积习，主张做诗要有“兴寄”和“风骨”，即要具有反映现实政治的内容和风格。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感遇》等，抨击时政，表达了自己的忧愤和感慨，一扫以往形式主义格调。尤以前者著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后世称关注现实政治而格调较劲健的作品有“风骨”。
中国政治性文学始于周代。《诗经》乃第一部政治性文学作品。其初只称《诗》，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这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共三百零五篇。其中后两类乃王室文人所为，提供了西周上层统治者祀神祭祖、赞美业绩的历史资料，反映了关于周室兴起、周初经济制度及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前一类虽源于民间诗歌，带有社会性，但由周王室派专人从各地搜集而得，称为“采风”，后经王室改制与编配，谱以乐调，传唱于特定的场合，便转为政治性。故诗之风雅颂，实皆出于西周王朝的政治需要，服务于周公制礼作乐。
《离骚》亦属政治性上层文学。其为《楚辞》篇名，战国楚屈原所作。全篇以自述身世、遭遇、心志为主。前半篇倾诉作者对楚国命运的关切，表达了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抒发了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后半篇通过神游天上、追求理想，以及失败后欲以身殉的陈述，反映了作者爱国念民的壮烈情怀。《楚辞》其他各篇，包括《天问》、《九章》，也无一不属政治牲文学。以《九章》为例。除《橘颂》或为屈原早年作品外，其余各篇皆反映作者遭谗及放逐后的生活状态，表现其对楚国现状的悲愤和改革政治的愿景。
李白生于辛丑﹙701﹚年，属牛。出生的第二年，即702年，辞职回乡的陈子昂，被县令诬陷入狱，忧愤而死，时年四十三岁。但他的“兴寄”与“风骨”为李白所继承。在陈子昂的心目中，诗歌既要有“兴寄”即从现实生活激发出来的寄托和理念，又要有“风骨”，即蕴含着充实的思想内容的明朗刚健的风格。李白把这两个方面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境界。
陈、李两人所志所咏皆在政治性文学，皆欲挽魏晋以下文人积习，力图恢复心存君国、志切道义的优良传统，使文学作品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
李白十九岁就“以侠自任”，并萌生由布衣而直致卿相之信念。二十七岁就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出将入相的抱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此后的作品中，李白往往以吕尚、张良、诸葛亮、谢安等人自比，都是他的政治理想的表现。李白对自己的才能颇为自负，抱着“不屈已不干人”的心态，去结交达官权贵。
725年李白离别故乡“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人生旅程的第一次漫游。“漫”字本义放荡、放纵，引申为随便、姑且、暂且。
“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唤，漫游无远近，漫乐无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谁能算！”﹙元结《漫酬贾沔州》﹚
唐代士子通常视漫游为仕路，即进身为官之路。比李白小十一岁的杜甫青年时代也曾踏上“壮游”历程。
李白经三峡出蜀之后，足迹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还憩云梦。留居安陆﹙今属湖北﹚时，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并在此地定居十余年。
婚后以安陆为中心，先后到今湖北襄阳、河南洛阳、山西太原等地漫游。740年李白携子女迁居山东后，追求功名、热衷用世之心愈益迫切。是为第一次漫游，终于741年，也就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李白在漫游中，广泛结交地方官吏及隐士道人。
李白的诗歌创作在这一时期臻于成熟。他的诗歌承继两周的风骚、汉魏的乐府，敢于摆脱拘束，打破流行科场的排律格调，富于独创性。清新激越的韵调，雄奇秀丽的风格，豪迈奔放的感情，驰骋天外的想像，明净华美的语言，构成李白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超越了同代和前辈诗人。他笔下的诗句，如“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游”、“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等，气魄宏大、构思精巧、意境深远，堪称无与伦比的绝唱。
唐玄宗在位四十三年，先后建两个年号，一个是开元﹙713-741年﹚，另一个是天宝﹙742-755年﹚。
玄宗即位之初，任用贤能，励精图治，革除前朝诸多积弊，朝廷风气为之一变，国计民生得以充实，史称“开元盛世”。《旧唐书·玄宗纪》曰：
“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
所谓开元盛世政治上表现在：1．敦睦友与 玄宗对兄弟非常敦睦，恩礼优待，却不授予实权，从而避免了宫廷骨肉残杀之祸；2．任用贤相 玄宗对有才干的宰相任用不疑，开元初相继任用以姚祟、宋璟为宰相，两人“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姚宋之后，所用张说、韩休、张九龄等皆一时之选，张说以文学著称，韩休以正直著称，张九龄以识鉴著称；3．革新吏治 玄宗即位后，努力整顿吏治，革除积弊，如制定京官与地方官交流任用的制度，大规模裁汰冗员，重视地方官员的典选，不合格者解职放归。限制科举取士，规定明经进士科每年及第者不得超百人；4．整理财经 加强户籍管理，扩大征税对象，实行纳资代役制；5．尊扬儒术，优礼儒臣，又大规模搜罗遗书，并加以整理编订成书，一时文风大盛。
经济上表现在：1．米价低廉 开元十三年，“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2．商业繁茂 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陜西凤翔﹚，“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3．行旅安全 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4．户口剧增 开元二十年，全国户口比之唐初增加一倍半以上。
总之，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朝野上下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旧史记载虽不免溢美之词，但民间安定康乐的情形确系事实。杜甫也形容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天宝元年﹙742年﹚，玄宗下诏求贤：“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英秀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以名荐京。”经道士吴筠推荐，李白被玄宗征召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四十二岁的李白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告别家人，奉诏进京。
初到长安，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见李白即赏之曰：“此天上谪诗人也！”贺知章的奖誉，使李白在京师名动一时。玄宗在含元殿召见李白，极尽礼遇，命供奉翰林，“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其后屡从玄宗游兴庆宫、白莲池、沉香亭、终南山等地。期间曾奉诏起草《和蕃书》、《出师诏》等重要文书。
到长安不久，李白即与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结成“饮中八仙”。后杜甫作《饮中八仙歌》。其中涉及贺知章两句颇传神：“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写李白有四句：“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长安”句见于《新唐书·李白传》：李白初至长安，玄宗召见，“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酒徒醉于市。”“天子”句则尽力描述李白酒后狂放纵情，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据记载，玄宗泛舟白莲池，召李白写序。时李已醉，高力士遂扶李自上船见玄宗。这两句诗形容李白在皇帝和权臣面前，没有半点媚态，可谓“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因而遭到高力士与驸马张垍等人的谗毁，日渐不为玄宗所信任。用他自已的诗句说：“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在这种情况下，李白只能与知友贺知章、崔宗之等饮酒吟诗，以排遣心中的愤懑。
杜甫后来在长安怀念李白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杜甫在诗中赞扬李白的思绪情趣非寻常人可比。
一旦认清玄宗无意重用自己，并担忧在谗言中遭遇不测，李白就主动要求离开朝廷，玄宗也以李白“非廊庙器”为由，答应了他的请求。
李白的文学创作活动以两年供奉翰林为转折点。前期的诗作鲜见政治内含。后期诗作，由于政治理想的破灭并具有与最高统治集团打交道的经历，李白离开长安之后，陆续写出了一系列政治抒情诗，对宫廷腐败作了大胆的揭露，并预言李唐帝国大难将临。天宝年间，唯有李白的诗作具有这种政治敏感性。
如《梁甫吟》：“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意思是说，政治黑暗，有才智的人受欺压，而愚蠢的人们却得意放肆，因而世俗之人视我如鸿毛；“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峴屼当安之。”《梁甫吟》最后两句的意思是：有才能有抱负的人应安于困厄，以待时机。
又如《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诗句反映了诗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状态，流露出政治上不得志的郁闷情绪。李白既不愿同流合汚，又不愿独善其身。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使他的遭际呈现与众不同的特征。
再如《远别离》：“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表达了李白对当时权奸得势、政治混乱的深切忧虑。全篇借娥皇、女英追舜不及、泪染湘竹的传说，言远别离之苦，又借尧幽囚、舜野死之事例，著人君失权之戒。作者意谓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失其权则虽圣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儿，其祸有必至之势。
天宝三年，李白由长安经商州东下，开启人生又一次漫游。其足迹遍至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诸省，期间盘桓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最久。天宝十一年，李白走马抵幽州，深入安禄山巢穴，打探虚实。“十月到幽州，戈铤若罗星。君王一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诗人形容长戈短矛如星云罗布，意在警示安禄山图谋造反，而玄宗却把广大国土拱手相让，使其像巨鲸那样，呼吸之间百川沸腾，连山脉亦可摧毁。那安禄山就是天狼星，我欲弯弓射杀，惜力所不逮，情亦有所忌惮，安禄山当时还是朝廷宠儿。
从幽州归来后，李白一直处于报国心切又苦于有力无处使的焦虑状态之中。但由于李白远离政治中枢，有话无处讲，讲了玄宗也听不到，自然帮不上忙，替皇上分忧。
天宝十四年﹙755年﹚，坐镇幽州的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攻陷洛阳。次年称帝，国号燕，进入长安。同时使其部将史思明占河北十三郡。史称“安史之乱”或“天宝之乱”。此乱实为玄宗政治之乱，始于开元末年，而以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专权为政治兴衰之契机。
李林甫老奸巨滑，城府深密，人称“口蜜腹剑”。为了把持朝政，他召诸谏臣说：“现在明君在上，群臣当听从圣旨，不必多言”。从此正气吞声，朝廷风气又为之一变。外廷之事玄宗任重李林甫，内廷事则倚重宦官高力士。四方进奏文表都由他裁决。玄宗说，力士当上﹙值班﹚，我寝则稳。朝廷文武官员皆厚结高方能谋得高位。高虽为人谨慎忠诚，玄宗一朝并无大过失，但唐朝末年宦官专权用事之祸，实由唐玄宗重用高力士开其端，故天宝之乱实肇始于开元之末。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创作了许多诗篇，名篇有《猛虎行》、《永王东巡歌》、《万愤词》、《赠张相镐》、《闻李太尉大举秦兵出征东南》等。这些作品不仅描绘了九士横溃、生民涂炭的悲惨景象，而且愤怒抨击统治者的昏庸无能。
此时盛唐诗坛已归于沉寂，用诗歌反映这场浩劫的首推李白与杜甫。
战乱初起时，李白即诗云：“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棠。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北上行》﹚“奔鲸”指从逆诸将纵横于汲、邺诸郡。“凿齿”则指安禄山僭号称帝。
避难东南时，李白继续不断地疾呼：“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扶风豪士歌》﹚“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猛虎行》﹚作者之所以忧心如焚，诚如他自己所说的“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而是为了山河破碎生民涂炭，亦为了自己的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以致“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同上﹚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潼关陷落，玄宗逃离长安，奔往四川。行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杨国忠，玄宗被迫缢杀其从妹杨贵妃。马嵬父老遮道挽留，玄宗乃令太子李亨留后，宣慰百姓。“至尊既不肯留，某等愿率子弟从殿下东破贼，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一时有几千人将李亨围住。李亨既不能随玄宗西行，又不敢东还长安，于是李亨子李倓、俶与宦官李辅国等共劝太子前往朔方节度使所在的灵武﹙今甘肃灵武西南﹚。
同年七月十五日，玄宗在逃往成都途中，听从房琯建议，向诸子下达制诏：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西、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以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应需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
谁知三天前，即七月十二日，李亨即皇帝位于灵武，是为肃宗，尊玄宗为上皇天帝。直到八月十二日玄宗在成都才闻知。同月十八日，玄宗派宰相崔涣、韦见素、房琯送传国玺及册命给肃宗，以示追认。
李璘系玄宗第十六子，虽“聪敏好学”，但因长居深宫，“遇事不通晓”。他在跟随玄宗入蜀途中接受分置制诏，并不知道三哥李亨已擅自称帝。当李璘九月间到达江陵后，目睹其所领四道节度都使所辖的租赋财货屯积于此，加上盛王琦等“皆不出阁，惟璘赴镇”，不免使他萌生非份之想。再加上儿子与谋臣的撺掇：“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头脑难免发热，遂大肆招士聚贤，补署郎官、御史，“募士得数万”。
肃宗似乎一眼就看出小弟“有窥江左意”，便于十一月间下诏让李璘“归觐于蜀”侍奉太上皇。李璘非但不从，还“引舟师东下”，直趋金陵。消息传到成都，玄宗将璘“废为庶人”。与此同时，肃宗接受高适的建议，调兵遣将，将李璘的军队置于腹背受敌的绝境。而李璘对此却全然不知。
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底，李璘让水军船队暂泊于寻阳江头，派韦子春上庐山征辟李白入幕。时永王幕中已拥有薛镠、李台卿、刘巨鳞等一批谋士，只缺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名人。
李白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建功立业，但他自视甚高，以为自己是一个名动四方的天纵之才，遂仿效诸葛亮，要三请方出。日后他在诗中写道：“王命祟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
至德二年初，李白随韦下山入永王幕。永王旗下一众吏员皆恭贺李璘喜得下凡太白金星。李白，号太白，人称谪仙。李白亦如沐春风，以鲁仲连自居：“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鲁连即鲁仲连，战国齐人，“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
此时的李白又有了当年奉诏进京时“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良好感觉。
至德二年二月，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也以“附逆”入狱。作于正月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是李白附逆的铁证。“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第一首就洩露天机，第九首则授人以柄：“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文皇，即唐太宗。将永王比作秦皇、汉武、唐宗，固然凸显李白辅佐明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也触犯了李唐王朝之大忌。
六朝以来，宫廷内争夺皇位、骨肉相残之风愈演愈烈。直到隋唐之际，此风犹未泯灭。虽以唐太宗之贤明，仍不免有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率武士埋伏在玄武门下，待太子建成入朝时射杀之。李渊闻讯只得以世民为太子。现如今肃宗擅自在西陲灵武称帝，不免顾忌远在江、淮的皇弟不臣不服。谁不愿做皇帝？也难免猜忌李璘重演玄武门之变。
《永王东巡歌》最后两句是：“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到时候谁能担保进入长安的不是永王？
然而，十一首《永王东巡歌》不能作为李白谋反的证据。永王以东巡名义沿长江而下时，“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李白当时亦并未觉察永王是在与朝廷对决。虽然政府军对永王形成合围之势，却末与永王军队正面交锋。李白将永王视若玄宗在江、准的代表。李白虽有代永王谋划南北分治的构想，但他心目中的对立面并非肃宗，而是安、史。因此他在逃亡途中仍称永王为“天人”，其军队为“王师”，对诸将不战而逃大惑不解。
对李白的构想，今人有一番议论似可圆通：“当时帝王将相皆无远识，仅能与安、史相持于数百里之间，卒之屈身厚币以假外援，方得收复两京，而河南、北糜烂如故。终于不得不置幽燕于化外，兵祸连结数百年无宁日。当时玄宗号令不出剑门，肃宗崎岖边塞，忠于唐室之诸将皆力不足以敌安、史，则身处江南如李白者，安得不思抒奇计以济时艰。”﹙瞿蜕园 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册﹚
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后，李白关押在寻阳监狱，幸得妻宗氏及崔涣、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鼎力营救，始免死罪，改判长流夜郎。宋不仅营救李白出狱，且将其留在幕中，还与崔涣一道上表为李开脱罪责，并荐举李白为官。
此时的李白尽管是戴罪之身，仍为宋若思代写给皇帝的上表，继续执着地建言建都金陵，再现永嘉南渡之盛举，以图与安、史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最终泛海北上，一统天下。也就是效仿唐太宗泛海渡辽的战术，用舟师从海路北上直捣幽燕—安、史的巢穴。金陵乃北伐起始点。
李白对金陵似乎情有独钟。所作以金陵为题或题目含金陵的诗篇多达二十六七。
如《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鳯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营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凤凰台在金陵城内。宋元嘉十六年有三鸟翔集，音声谐和，众鸟群附，时人谓之凤凰。起台于山，谓之凤凰台。古今题咏，唯李白为绝唱。最后两句显指长安城邪臣蔽贤君，令诗人忧愁。
又如《登梅岗望金陵》：“钟山抱金陵，霸气昔腾发。天开帝王居，海色照宫阙。群峰如逐鹿，奔走相驰突。江水九道来，云端遥明没。时迁大运去，龙虎势休歇。”
诸葛亮对孙权说，“钟山龙蟠”。此后便以虎踞龙蟠刻划金陵气势，并称其为“帝王居”。当下虽时迁运去，但虎踞龙蟠之势不可休歇。
再如《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晋室昔横溃，永嘉遂南奔。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哲匠感颓运，云鹏忽飞翻。组练照楚国，旌旗连海门。西秦百万众，戈甲如云屯。投鞭可填江，一扫不足论。皇运有返正，丒虏无遗魂。”
据李白自注，谢安墩即晋太傅谢安与右军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据《世说》记载，登墩时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目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
皇运句意谓要像当年谢安那样，不动声色就击溃符坚百万大军，解危难于乱世，救生民于水火。
同年十月，李白从宋若思幕中告病离职，即返安徽宿松疗养，等待附逆案的最终判决。《赠张相缟二首》表达了李白渴望建功立业而后功成身退的心结。其一曰：“卧病宿松山，苍茫空四邻。风云激壮志，枯槁惊常伦。”其二曰：“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
十一月底，终于等来了维持原判的结果。次年三月，前往夜郎途中接到大赦令：“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已下一切放免。”李白欣喜若狂，即调转船头东下江陵，作《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将诗人遇赦后喜悦奔放之情推向极致。这首诗在中国妇孺皆知，殊不知当归政治性上层文学。
同年秋，李白作一长诗，忆旧游敍生平。诗末写道：“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忽弃贾生才。桀犬尚呔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斾夹两山，黄河当中游。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
李白在漫游和飘泊中度过一生。年近花甲，犹壮志不已。此时政府军溃败相州，史思明又陷汴州，入洛阳。神州大地继续陷于战乱之中。李白忧心如焚，渴求朝廷让他尽贾谊之才。
760年春，李白从零陵折返岳阳，旋赴江夏。秋复往寻阳，重游庐山。秋冬之交寓居豫章﹙今江西南昌﹚。次年暮春，前往金陵，作《登金陵凤凰台》。
761年秋冬之交，李白从金陵出发作最后一次皖南游。李白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每每盘桓于皖南的秀山丽水间。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许多清旷秀逸的诗篇。
是年岁末，李白赴当涂，投靠时任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在此地养病。次年暮春往横望山，与吴筠告別。二十年前正是吴筠在玄宗面前举荐李白，才使他奉诏进京，出人头地。
同年秋归当途，病益重。十一月卒于当途。去世前作《临终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遥想当年西狩获麟，孔子闻之而出涕。而今大鹏折翅中天，时无孔子，遂无人为之出涕，喻己生不逢时。李白尝作《大鹏赋》以自喻，临终作歌复借大鹏以寓其志。
郭沫若赞临终前的李白
“照样自比为大鹏，自负之心至死不变”。﹙《李白与杜甫》﹚
明代散文家朱孝孺盛赞李白曰：
“其人虽亡神不死。声名流落天地间，千载高风有谁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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