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被暗杀始末

李兆麟,辽宁辽阳人,原名李超兰,又名张寿笺。历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满省委常委、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等职。日本投降后,李兆麟将军于1945年8月22日随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市。任中共哈尔滨市市委委员、东北抗联驻哈尔滨办事处代表。滨江省副省长和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独占东北,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党政军机构暂时撤离哈尔滨后,中苏友好协会便成为我党团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对国民党进行斗争的重要阵地。在1946年哈市各界青年和知识分子召开代表大会时,李兆麟将军均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身份出席会议。在会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主张,揭穿蒋介石反动派搞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反革命面目,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李兆麟将军的工作,博得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赞扬。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日益提高,李兆麟将军也就成了反动派打击的目标。特务头子张渤生被苏军逮捕后,国民党认为是李兆鳞将军所为,更加怀恨在心。国民党军统局滨江组是一伙专搞暗杀活动的组织。李兆麟、马亮、周维斌、张观等早就被列为他们暗杀的对象,特别是以李兆麟为主要目标。此事开始由滨江组组长张渤生直接领导,张渤生被捕后,由该组织骨干何士英、阎钟章领导并具体执行。

敌人为暗杀李兆麟将军,曾谋划过几个行动方案,但都没有得逞。特务何土英总结几次失败的教训,提出使用与李兆麟将军能接触的人,把李兆麟引到一定地点再进行动手。他们认为孙格玲最为合适。孙格玲是市政府女职员,中俄混血儿,会讲俄语,早就在工作中与李兆麟有过接触,而孙格玲也接受了任务。

何土英给孙格玲的第一个指示是伪装进步,在不引人生疑的范围内与李兆麟接近。又说:“你的任务就是把李兆麟引到一定的地点。”孙格玲表示愿意执行这个阴谋。

为不引起注意,特务们决定使用毒药。当时,搞到剧毒药物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士英动用了潜伏在医务界的特务高喜元、阎力为,通过南岗百灵制药厂的杜忠忱购买了500克,研细装入小瓶,特务们唯恐投毒不成,又雇佣了土匪准备用刀行刺。

1946年2月,何士英派阎钟章收买了土匪高庆三、孟庆云,谈妥事成后每人给20万元赏钱。2月9日,市府礼堂有一个大型集会,与会者拟邀请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苏联军官等多方面人士参加。孙格玲被指派为招待人员。在会上,孙格玲表示了对李兆麟的敬仰,李兆麟将军亦表示说:“有时间到友协去谈谈”。

2月中旬,孙格玲去友协见到李兆麟将军,孙格玲讲了她不满意市政府人员的腐败作风,要求学习,并答应给李兆麟将军做情报工作。走时邀请李兆麟有时间到她家里做客。这个时候特务们暗杀地点尚未选定。所以何士英又指示孙格玲说:“如果李兆麟主动要求去你家时,要想办法拖延,等候我们的布置”。

特务们根据孙格玲的活动进展情况,积极寻找谋害地点,开始选定马家沟河沟街10号阎钟章家,因为楼下是警察派出所而被否定。又选在巴拉斯旅馆3楼,孙格玲认为不适当。最后,确定在水道街9号特务孙海镜家,因为这个地点与中苏友协距离较近且条件最为合适。

特务们原计划让孙格玲在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邀请李兆麟到水道街9号去,但因李兆麟有事,密谋的计划未能实现。又约定李兆麟将军于9日去水道街9号,李兆麟将军随手在办公室日历牌上写了“9日去约会”5字。

何士英按特务们原定杀害李兆麟的计划,命阎钟章将特务马建胤、刘希贤、阎力为、高庆三、孟庆云、刘明居、孙海镜等集合于刘文升家,进行活动分工后,命马建胤、刘希贤、阎力为、刘明晨、李中士等在水道街9号附近武装警戒。何土英与刘文升、阎钟章、高庆三、孟庆云一同来到水道街9号孙家。刘文升负责将毒药放入暖壶里。阎钟章、高庆三、孟庆云藏在厨房。他们计划,李兆麟如带警卫员来,让到小屋以喝茶毒杀,如不成动起手来,则用枪打死。

一切布置就绪以后,何士英、刘文升即离去。临走时,将门倒锁上,一直等到当天下午,也未见人来。午后,何士英接到孙格玲报告说:“李兆麟有事改约在9日下午。”何士英才向特务们宣布“今天算是演习,明日正式行动”。

3月9日上午9时,阎钟章又将其人员集合起来如前布置,并命人刺杀后要将李兆麟尸体肢解,用马车运离现场。为防止行动时,李兆麟将军的警卫员在室内开枪自卫,邻近国民党驻军听到枪声发生误会,由刘希贤与国民党驻军蔺连长进行联络,告诉蔺连长听到水道街9号楼上枪声勿管。

3月9日,李兆麟将军当天下午1点左右参加市委会,会议开到2点多钟,他乘汽车回中苏友协。汽车行至《哈尔滨日报》社附近出了故障,李兆麟让警卫员李桂林帮助司机修车,自己步行回中苏友协,中途遇见唐景阳的马车,便乘唐景阳的马车回中苏友协。到友协后,李兆麟对秘书于凯说:“我到水道街9号去—趟,一会儿就回来,等李桂林回来时,让他去接我。”

下午4时左右,李兆麟来到水道街9号,孙格玲给李兆麟倒了一杯毒茶,李兆麟饮茶后晕倒。阎钟章、高庆三、孟庆云听到孙格玲的信号,便从厨房窜入内室,高庆三用匕首向李兆麟胸部连刺7刀将他刺死。李兆麟惨遭杀害后,特务们心中惊惶,未敢按原计划肢解尸体,匆忙将门倒锁,狼狈逃走。

3月9日下午4点,李桂林到水道街9号后未接到李兆麟。于凯、李桂林又同去水道街9号仍未找到。此时已至夜间,大家均感到事情严重,遂报告市委和苏军司令部。晚11点,苏军派兵包围了水道街9号并进行搜查,亦没找到李兆麟将军。

3月10日,在市警察局担任督察的我党干部马亮率领侦缉队员,再次搜查水道街9号住户,在2楼发现了一个不像住人样子的空屋子。马亮觉得可疑,便从门旁的窗子进去,发现床下用大衣盖着一具尸体,经辨认是李兆麟将军。当即命人看守现场并检验了尸体。

在现场发现一黑皮小日记本,从内容可以断定日记本的主人是滨江组的特务。在屋中的煤堆中发现了刺杀的凶器以及留有氢化物的茶碗碎片等。李兆麟将军被害的消息传来,群众悲痛万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义愤填膺,。各地进步团体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

3月24日,哈市人民为李兆麟将军举行隆重追悼会和安葬仪式。

国民党军统特务、市警察局长余秀豪在广大群众和驻哈苏军的压力下,不得不答应组织力量捉拿凶手。但是他们一方面假意指挥侦缉人员抓捕杀害李兆麟的凶手,另一方面则拖延时间掩护特务潜逃。首先是保护孙格玲。事情发生后,当时风传罪犯中有一个二毛子女人。余秀豪为了应付局面,掩盖罪行,将一名叫顾荣钧的(中俄混血)妇女逮捕交给苏军,充当罪犯,结果经苏军审查否定而释放。

3月11日,警察局长余秀豪派人把孙格玲叫到警察局谈话,名为审查,实际上是保护过关。与此同时,特务何士英通过刘明晨把孙格玲找到刘文升家,何土英给了孙格玲一包钱,告诉孙格玲说:“你现在要继续上班,以避疑惑。”

孙格玲按照指示,上了几天班即辞职离去,先在市内隐匿一个时期,于1946年7月逃往敌占区。刺杀李兆麟将军的第二天,特务何士英、孙格玲、刘明晨、刘文升都集合在巴拉斯旅馆刘文升家中,何士英派刘文升到警察局向余秀豪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余秀豪指示特务们:“要停止活动,潜伏隐藏,如有暴露设法逃跑。如被逮捕要自杀保密”。

特务们根据余秀豪的部署,分别潜匿起来。阎钟章藏于道外吕文亮处,于1946年4月逃往长春,何士英和刘文升隐匿在民主饭店张毅民处,在张毅民的掩护下,在铁路上开了证明,刘文升、何土英二人以此为掩护,于4月乘火车逃往长春。

高喜元、南守善、孙海镜、阎力为、刘明晨等凶犯在哈潜匿一个时期也相继逃往长春、沈阳等地。这些凶犯逃到敌区后,均以有功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提拔、重用。

1946年,我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市后,于5月逮捕了凶手马建胤、高庆三。全国解放后,又相继逮捕了林再春、阎钟章、刘文升、刘明晨、高喜元、阎力为、南守善、肖文哲、刘希贤、孙海镜、杜忠忱等凶手。除余秀豪、何士英、孙格玲漏网外,其余罪犯分别受到了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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