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推动四川青年团的建立,还是领导泸县青年团开展革命活动,亦或是在成都与王右木共同参与团组织建设,恽代英始终带领广大青年冲锋陷阵,勇立潮头,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革命事业奉献出宝贵的青春。
勤奋读书: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
恽代英(1895年8月—1931年4月),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青年的杰出领袖,党内著名理论家。历任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国青年》主编。是中共第五届、第六届中央委员,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的政治主任教官。他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从小嗜书如命,每看到一本好书,便废寝忘食地阅读,从书中探寻真理。1913年,恽代英考入湖北武汉中华大学预科,1915年又考进中华大学文科攻读哲学。恽代英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湖北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恽代英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极力提倡科学与民主,鞭挞封建文化。
1917年10月,恽代英和梁绍文、冼震、黄负生等创办了互助社。互助社的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是湖北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中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湖北武汉,恽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员积极响应。他立即书写《呜呼青岛》等爱国传单散发,并组织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掀起了武汉三镇学生、工人、商人游行的浪潮。武汉人民的革命斗争,迫使湖北督军王占元向北洋军阀政府和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致电,要求拒绝签字。同年,恽代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2月,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在湖北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每天吸引着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和群众,是湖北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同年秋,恽代英到安徽宣城,任省立第四师范教务主任。恽代英到校后,对学校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举行“五四”“五七”纪念会。宣城地方势力对此惊恐万分,诬蔑恽代英“组织党羽,煽动学生,图谋不轨,大逆不道”。因此,安徽省军阀下令通缉恽代英。
1921年5月,恽代英离开宣城来到南京。同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梅庵举行年会。年会在讨论学会宗旨和主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中夏坚决主张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方向。左舜生等则坚决反对,主张学会应成为从事“社会活动”的改良主义团体。为避免造成矛盾冲突,恽代英起初在会上采取调和态度。见学会分裂不可避免,他便在会上作了《学会前途危险,应讨论如何分裂》的发言。这场斗争使恽代英寄托于少年中国学会来改造中国的希望破灭了,加速了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步伐。会后,恽代英返回武昌。7月中旬,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在湖北黄冈成立了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人类共存的目的。”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等先进青年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恽代英闻讯后,立即赶赴上海,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艰苦奋斗:开创川南青年培育和团建的发展工作
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处中国西陲地带, 20世纪初期陆路交通均不畅达,消息较为闭塞。但作为四川重镇的成都、重庆、泸州,却因占据岷江、嘉陵江、沱江等长江沿线的主要支流及口岸码头客货集聚地的地理优势,比其他内陆城市更易接触到外来新思潮的影响。1921年,在四川地方军阀杨森“推行新政,建设新川南”的口号下,恽代英应少年中国学会友人陈愚生举荐,怀揣“利用已成势力”以实现“改造教育、改造社会”的理想,从武汉溯江西上四川泸州,主持川南师范学校校务。他同时还以泸州为中心,呕心沥血培育革命火种,创建泸县社会主义青年团,极力助推四川特别是川南地区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开创了川南民主革命的新局面。
恽代英借在川南师范学校主持工作之际,制定全校教育标准、亲自编写教材,并改进教学方法,带头推行学校公有运动,发起择师运动和经济公开运动等,大力推进了学校教育教学的改革进程。他还通过发表文章、课堂教学、巡回演讲、社会实践等形式,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为了团结领导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斗争,恽代英在校内发起组建了通俗讲习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行励进会等学生团体。他在组织青年学生阅读《新青年》等各种进步书刊、探讨救亡图存之路的同时,也为学生讲解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河上肇的《共产主义ABC》等理论知识,引导学生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与革命思想。为了更加广泛地传播革命思想,恽代英先后介绍了萧楚女、李求实、刘愿庵等到校工作,还主持新办平民夜校、组建巡回演讲团等,到川南各地宣讲进步思想,将普及民众教育与启发民众觉悟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活动在全川青年中引起了普遍关注,并得到积极响应,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厚实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正式成立后,加大了对青年团的指导力度,尽快在四川建立团的地方组织便提上了日程。有鉴于恽代英在泸县以川南师范学校为基地、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开办平民夜校等为辅助宣传平台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局面,团中央认为在泸县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向恽代英发出明确指令。为此,恽代英按照团中央关于在泸县发展青年团并与团中央直接联系的指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泸县支部。他明确提出泸县青年团的五大奋斗目标,以及整顿川南师范、组织进步青年、开展宣教工作等三项工作任务。随后,恽代英领导泸县青年团不断发展革命力量,并逐步扩大社会影响。
竭尽全力:亲自指导成渝两地青年团建工作
除川南的泸县外,恽代英对青年团在成渝两地的团建工作也高度重视。在积极支持和肯定当地团建工作的同时,恽代英还就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并提出合理建议,得到当时团中央的采纳。
1923年1月,恽代英带着进步青年张霁帆、余泽鸿、钟心见等人离泸抵渝。此时,恰逢初创的重庆团地委因缺乏经验,导致团的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使团中央十分担心。于是,恽代英经常与萧楚女、陈愚生、杨效春、卢作孚等人讨论宣传革命思想及教育与社会问题,并对重庆的青年运动和团组织工作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是年2月,恽代英在给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的回信中,详细地向团中央汇报了重庆团组织的情况和他自己在四川的工作情况。随后,重庆团地委在童庸生的领导下,积极发展青年团员,壮大革命力量,井井有条开展工运、青运、学运等工作,社会影响也不断扩大。
1923年3月,恽代英利用在成都高师和西南公学讲学的机会,组织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在成都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王右木一起领导了成都青年团的工作。在成都期间,他还对四川社会进行调查,并在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上发表了《讨论中国社会革命及我们目前的任务》《路》等文章,表达自己对中国革命的主张。随后,面对成都团地委团员因王右木年龄偏大不受王右木指挥,且王右木又因主持成都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被当局强令成都高师解聘其在校职务的情况,恽代英在认真调查并综合分析之后,于1923年6月,就四川青年团的情况向团中央作了详细书面汇报和请示,并在信中建议团中央“慎于发令”,得到了团中央采纳。恽代英的建议使再次改选后的成都团地委在王右木的独立领导下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
恽代英在四川时间虽然不足两年,但其会同王右木、童庸生等革命先驱,先后开展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不仅促使四川青年进一步觉醒并立即投身于革命实践的历史洪流中,更为四川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四川早期党团组织的建设,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和组织结构基础。恽代英原想借助地方势力之便利以改造教育、改造社会,但在遭遇军阀无端迫害后,他最后抛弃了利用既成势力进行社会改革的任何幻想,进而深刻认识到必须由人民当家作主才能挽救中国。
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坚定青年理想信念,是建党初期党交给共青团的一项重要任务。恽代英在重庆联中、川东师范、万县四师等校所作“青年应该怎样做”“中国向何处去”等专题报告中,给广大师生以深刻启示和教育,让他们更加明确了青年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在成都高师、西南公学,他不仅作有关阶级斗争问题的演讲,还通过在《先驱》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指导余泽鸿等创办《青年之友》刊物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直接影响了邹进贤等一批进步青年走上为党和国家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道路。邹进贤在西南公学听讲后,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会恽代英先生于西南公学。余所希望事,君皆承诺。其人格为吾侪模范之处甚大”。张霁帆、余泽鸿、曾润白、邹进贤等一批革命战士,在恽代英的辛勤教育、帮助和影响下,迅速成长起来,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成都,恽代英不仅自己参与成都团组织的领导工作,还指导追随其赴蓉的泸县青年团员快速融入成都青年团并承担起领导责任,组织学行励进会、蓉社等团体,进一步团结凝聚知识青年、播撒革命火种。对此,王右木亦表示“马克思读书会”在恽代英来后“为之一振”,“彼本能讲书者,颇能引动一般崇拜名士者之拜倒……彼之赤诚热情,亦可感也”。
郭沫若在回忆恽代英这段历史时说:“代英在四川泸州做过师范教育工作,四川青年受他影响特别多。假使我们从事调查,那时从四川那边的山坳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恐怕十有八九是受了代英的鼓舞的吧?”恽代英以坚定的信念、火热的激情,把个人理想融入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实践中,开启了四川民主革命的崭新局面。
忠贞不渝:不受利诱劝降英勇就义
1930年5月,恽代英作为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在上海领导工人参加“红五月”的活动。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各个工厂的工人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
这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刚刚开完了一个碰头会议,小心翼翼带着一包传单,疾步向老怡和纱厂奔去。在杨树浦许昌路接近厂门口的时候,他突然碰到了英国巡捕凶神恶煞的拦路搜查。恽代英不知所措,更由于高度近视,稍远一点都看不清楚,前面正在搜查行人,他竟然直接闯进了搜查的警戒线内。当他发现一伙巡捕的时候,后退已经来不及了。他身着工人服装,正是租界当局的搜查对象。一个巡捕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包东西,就要上前来抓他。他机警地把那包传单扔在路旁。几个巡捕看见恽代英戴着眼镜、手表,就把他包围起来,要强行搜查。此时恽代英知道已无法脱身,便和巡捕扭打起来,他故意把自己的脸抓伤、打肿,流出了血,然后用布包了起来,使人认不出他。随后,这些巡捕把他扭送到提篮桥的巡捕房去。
恽代英入狱后,自称是武昌失业工人王作霖。经过几次审查拷问,敌人找不到恽代英犯罪的证据,于是强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5年徒刑。服刑期间,恽代英当伙夫、做苦工、倒煤渣、种菜地,干又脏又累的活,这与昔日的恽代英简直判若两人。但是国民政府对这个“王作霖”始终心存疑虑,最初把他押送到苏州监狱,随后又转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这个“中央军人监狱”是专门关押重犯要犯之地,服刑的不仅有恽代英的战友——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还有许多国民党内重量级的“政治犯”和犯了军法的高级军官。这些人或曾是恽代英的学生,或和他一起共过事,或彼此曾在政坛中、战场上斗智斗勇,以命相搏。恽代英的到来,在监狱中引起了震动。
监狱里有一个姓黄的江西人,是邓演达的部下。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蒋介石就把邓演达、张治中、恽代英和高语罕称为黄埔“四凶”,所以他是认识恽代英的。但是由于恽代英的魅力和精神深深感动了他,他始终没有向国民党告发恽代英。尽管出卖恽代英能换来自由、受到重赏,但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露。在监狱中,往日敌对营垒的各方,自发地形成了一个掩护恽代英的特殊同盟,都尽力照顾这位他们心目中的“当代圣人”。就在这个时候,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等人得知恽代英被捕入狱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提出不惜任何代价,组织营救。恽代英提前出狱的希望越来越大了。
恽代英入狱的第二年年初,24名共产党人在上海龙华监狱被敌人全部屠杀。在被屠杀的人中间,就有恽代英在利群书社时期的伙伴、33岁的林育南和28岁的李求实。想想这条血染的道路和那些逝去的熟悉的面孔,恽代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写下了《狱中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留得豪情作楚囚”表白他自己面对生和死已经完全置之度外,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要把牢底坐穿。这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艰难的环境中、在自己生死未卜的情况下,对人生对革命的一个交代。
同年4月25日,就在恽代英即将被释放出狱前夕,叛徒顾顺章向敌人供出“王作霖”就是恽代英。恽代英被供出后,国民党的高官纷纷前来对恽代英诱导劝降,但均遭到他的厉声怒斥。最后,国民党以笼络感情的方式,唆使蒋介石的外甥王震南,带来了一张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期的照片,想借此来引起恽代英的一些回忆。王震南对恽代英说:“只要你为国民党办事,委员长讲了一定委你以高官厚禄。”恽代英听后愤然怒斥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王震南气急败坏,将恽代英锁上镣铐,关到“智”字监单人住的牢房。那时凡在押的重刑犯,都要押解到雨花台处决。蒋介石忌惮恽代英出现在刑场的影响,于是下令就地将其杀害。1931年4月29日中午,在监狱中的一块菜地上,恽代英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之中。
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国发出通令:通缉、严惩叛徒顾顺章,为牺牲的烈士复仇。接着,闽西地区为缅怀恽代英,成立了一个新县——代英县。恽代英的光辉名字深深铭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永世怀念,万古流芳。
1950年,周恩来为纪念恽代英殉难19周年题词,对青年领袖恽代英的一生作了高度的概括:“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胡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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